尼克松夫人对熊猫牌烟盒爱不释手，周总理坦言：我送你们两只真的

1972年2月的一个傍晚，冷风还带着北方冬天的味道，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馆门前却异常热闹。几辆汽车缓缓停下，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夫人帕特快步下车，几乎没有和身边的人寒暄，就直奔熊猫栏舍的方向。她一手扶着护栏，一手拿着相机，镜头里那团黑白相间的身影，显然让她移不开眼。

对她来说，这只是中国行程中的一个参观点；对在场的中国外交人员来说，这一幕却是埋在心里的一个信号——美国人要熊猫，这已不只是“喜好”，更是一种难得的外交契机。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熊猫”二字成为中美关系象征的，并不是这一次简单的参观，而是一段更早、更曲折的铺垫。大熊猫的出现，只是这场大国关系转折中一抹看似轻巧却非常关键的亮色。

一、从“上错车”的队员，到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时间如果拨回到1971年春天，地点不在北京，而在日本名古屋。

1971年3月28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名古屋开幕。中国乒乓球队再次成为赛场焦点，拿下七项冠军中的四项，这在当时本就足够引人关注。不过，真正被写进外交史的，并不是奖杯，而是一名美国队员“上错车”的意外。

4月4日，美国选手格伦·科恩匆匆从体育馆走出，顺势跳上一辆大巴，却发现车上坐的全是面孔陌生的中国队员。那时候，中美尚未建交，双方长期隔着意识形态的高墙，车厢里的空气顿时有些凝固。科恩站在车门附近，不知该坐还是该下。

队员们也有些犹豫，不少人选择沉默。直到庄则栋站了起来，上前握了握科恩的手，笑着打了招呼。有人小声提醒他：“别理他。”庄则栋却轻声回应：“他就是个运动员。”语气平淡，却有几分笃定。

大巴把科恩送回球馆门口时，庄则栋送给他一块印有黄山图案的杭州织锦。科恩翻包半天，只摸出一把梳子，尴尬得直摇头。之后，他特地准备了一件印有和平标志和“Let It Be”字样的运动衫，回赠给庄则栋，临别时两人还抱了一下。

在体育圈，这是一次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交往，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却被不少观察者视作一道罕见的缝隙。美国国内很快有人提出：既然运动员之间可以这样自然往来，政府层面是否也该有所动作？美国乒乓球队正式提出希望访华。

按程序，这类请求最终都会摆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案头。美国队访华报告送到北京后，毛泽东起初并不赞成。中美之间积累的矛盾太深，外部环境也十分复杂，贸然打开大门，风险不小。

同年4月6日晚，毛泽东准备休息时，护士照例送上参考消息。资料里提到庄则栋和科恩的那段小插曲，提到“上错车”，提到那块织锦和那次拥抱。毛泽东听完，睡意淡了不少，略一思索，当即改变了态度，同意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4月10日，从名古屋转道香港再到北京，美国乒乓球队抵达首都机场。周恩来亲自接待，还安排他们参观故宫、登长城。这一动作，在当时已是相当醒目的信号。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又应邀回访美国，底特律的工业基地也出现在他们的行程表里，往来逐渐频繁，气氛一点点从冰冷转向缓和。

乒乓球被称作“小球转动大球”，有时并不只是形容。球台不大，转折却很大。

要让这一转折真正落地，仅靠体育界远远不够。华盛顿方面，比运动员更着急敲门的，是白宫里的那位总统。

二、“冷战骑士”的背影，和尼克松伸出的那只手

早在1969年就任总统后，理查德·尼克松就在不同场合释放过希望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他在访问亚洲、欧洲时宣布，准备放宽对华人员往来和贸易限制，同时通过巴基斯坦、罗马尼亚等国，多次转达希望与中国对话的意愿。

话可以放出去，具体怎么谈，却要有人先走一趟。为了给正式访华探路，尼克松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

1971年7月，基辛格从华盛顿出发，公开行程写得清清楚楚：要去南越、泰国、印度、巴基斯坦，还要顺路在巴黎与美方代表会谈。表面上，这是一次再正常不过的多国访问。真正的关键，却藏在巴基斯坦一站。

7月8日晚上，基辛格在伊斯兰堡出席宴会时，突然以“肚子痛”为由离席。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随即宣布，伊斯兰堡天气炎热，不利于基辛格的健康，要安排他去那蒂亚加利的总统别墅休养。表面看是一段私人行程，事实上，基辛格在别墅短暂停留后，于凌晨四时乘飞机悄然飞往北京。

这次秘密访华的目的很明确：为尼克松公开访问中国铺路。几个月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之间的互动空间进一步加大，华盛顿对“必须认真对待北京”的判断，也随之变得更为迫切。

有意思的是，等到尼克松的专机于1972年2月21日11时30分降落在北京机场时，他心里惦记的不只是此行的谈判议题，还有一段18年前留下的阴影。

1954年，周恩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美国方面则由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副国务卿史密斯领队。杜勒斯以强硬著称，被不少人称为“冷战骑士”。刚到日内瓦，他就对记者说：“同周恩来握手，只有一种可能——我们的车在大街上撞到一起。”

这种话传到中国代表团耳中，意味不言自明。周恩来提醒身边工作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遇到美方人员，不要主动伸手；若对方主动，礼尚往来，不要拒绝。”态度清楚，分寸也拿捏得很细。

期间还发生过一件颇具象征意味的小事。有一次，一名美国记者和周恩来握过手后，当场掏出手帕擦了擦手，还边擦边说：“我怎么会和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周恩来只是皱了皱眉，也拿出手帕擦了擦手，然后把手帕丢进痰盂：“这手帕洗不干净了。”一句话不多，却足够硬气。

与杜勒斯的生硬不同，副国务卿史密斯在会议期间表现出明显想要接触的意愿。他通过翻译多次表达对中国古老文明的赞赏。周恩来觉得这是个可以利用的切口，在会议休息时在吧台“偶遇”史密斯，两人坐下短聊，气氛颇为融洽。临走前，周恩来出于礼节伸出手，史密斯忙把左手的酒杯调到右手，做出“腾不出手”的样子，但随即用胳膊肘轻轻碰了周恩来的胳膊一下。这一碰，说轻也轻，说重也重——既没有明目张胆违反杜勒斯定下的“规矩”，又留了一点空间。

周恩来同史密斯后来有过几次交谈，史密斯在非正式场合坦言：“能在这里同您认识，很荣幸。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些话，中国方面记在心里；杜勒斯拒绝接触的态度，同样被牢牢记下。

尼克松担任总统后，对这段旧事是清楚的。他在飞往北京的途中专门叮嘱随行人员：等飞机落地，他一个人先走出舱门，不让别人紧跟其后。原因很简单，这一次，他要在舷梯下同周恩来完成那一握。

根据尼克松后来的回忆，当舷梯还没走完，他就一边向前跨步，一边主动伸出手。他写道：“我知道，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舷梯时，决心向他伸出手。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从中国方面一些参加日内瓦会议人员的回忆来看，当年是否真的出现过“周恩来伸手、杜勒斯拒绝”的直接场面，还有不同说法。但这并不妨碍尼克松刻意要用“握手”来表达新的态度。距离舷梯还有一段路，他就早早伸出手，这一动作本身，就足以说明他的心思。

正是在这样一层历史背景下，1972年那次北京宴会上的一个烟盒，被赋予了超出物件本身的意味。

三、一个烟盒，两只熊猫，和漫长的来龙去脉

尼克松这次访华，名义上是国事访问，实则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互送礼物”的过程。政治信号需要借载体表达，选什么、怎么送，都颇费斟酌。

尼克松在会见毛泽东时，送上两件礼物：一块来自月球表面的岩石碎片，以及一面美国国旗，象征意味很直白——科技成就、国家形象。以私人名义，他还赠送了一只代表和平的瓷质天鹅，由美国鸣禽硬瓷工艺师爱德华·马歇尔·波姆烧制，还有一只水晶花瓶。中方回赠的，则是双面苏绣、花瓶等，既有中国传统工艺，又不失体面。

宴会中，还有一个细节也常被人提起。尼克松在正式场合刻意使用筷子，据说在来华前专门练习了一个月。得知毛泽东因健康原因无法出席晚宴后，尼克松特地将自己用过的一只酒杯签名后转赠，请工作人员转交毛泽东。毛泽东收到后颇为喜欢，把酒杯与尼克松的名片一起留在身边。对政治人物而言，这些都是有分寸的姿态。

另一方面，美方对中国某种“礼物”的期待，也已经显露无疑。早在尼克松正式访华之前，美国高级官员组成的先遣小组就几次来华，负责沟通行程与细节。北京方面安排他们参观名胜古迹，北京动物园几乎每次都在线路上，而动物园里最受关注的，就是大熊猫馆。

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唐龙彬负责接待，他后来回忆，这些美国客人几乎每次都会提出要看熊猫，有时甚至为了安排熊猫馆参观，不惜调整原本计划中的长城行程。“好像在他们眼里，熊猫比长城还重要。”他一开始只是觉得美国人好奇，毕竟大熊猫早已举世闻名，而真正能近距离看到，还是得来中国。“熊猫憨态可掬，要不让人喜欢也难。”

从更长的时间轴看，西方对大熊猫的兴趣并不是近几十年才有的。

1869年3月，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德神父在四川雅安宝兴县邓池沟附近考察时，发现了大熊猫的存在。在当地人的帮忙下，他捕获了一只活体熊猫。由于当时运输条件有限，熊猫在运往成都途中因炎热而死亡。戴维德只好将其制成标本运往法国。这一标本在欧洲引起轰动，大熊猫从此进入西方人的视野。

随后数十年间，西方探险队多次进入中国西部山区，试图捕获熊猫带回本国。长时间里，他们很难成功运出活体。直到1936年，一名自称美国探险家的威廉·哈克利斯携妻子露丝来华考察，哈克利斯不久病逝，露丝继续停留，最终捕获一只小熊猫。为了躲避检查，她把熊猫伪装成“哈巴狗”带上船。这一成功案例打开了缺口，从1936年到1941年，仅美国就从中国带走了9只大熊猫。

那个年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多数西方国家，动物保护意识都不算强，大熊猫在国际贸易和猎取中遭遇了不小的损失。直到20世纪40年代之后，这类大规模捕捉才逐步减少。

新中国成立后，大熊猫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不再只是被动出现在猎人或探险家的瞄准镜中，而逐渐被视作极具象征意义的珍贵资源。美国方面对“熊猫”的兴趣，却并未减弱。

1956年至1957年，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稀有鸟类饲养场、芝加哥动物园曾通过渠道提出，希望以货币或动物交换方式，获得一对中国大熊猫。北京动物园当时的状况是：馆内只有三只雌性熊猫，其中两只已计划赠送给苏联，存量紧张，更何况那时中美关系尚处严峻对立阶段，这样的交换不具备现实基础。

1957年5月17日，北京动物园提出了一套可供交换的大型动物方案，上报对外文化联络局，方案获批。但要落实，双方需互派人员到对方动物园考察并领取动物。美国国务院不愿与中国直接开展此类往来，此事只好搁置。

从那以后，美国虽一度拿不到大熊猫，却一直对这种动物抱有特殊好感。这一点，在尼克松夫妇1972年访华时体现得尤其明显。

尼克松专机抵京的第二天，帕特就折返北京动物园，熊猫馆行程几乎是一刻未动。唐龙彬回忆，她在熊猫栏前驻足良久，不仅让随行摄影人员拍照，还亲自动手按快门，时不时还伸手喂食，临走时恋恋不舍，一再称赞“太可爱了”。

后来的几次外出购物，她买了不少熊猫玩具。更关键的是，她不止一次略带试探地向中方表示，十分希望能有大熊猫。唐龙彬听后，立刻向上级汇报此事。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却没有立即表态，而是暂时按下不表。原因很简单，这已经不只是“送一对动物”的问题，而是需要综合考虑国家整体外交布局的大事。

等到真正的表态时刻，并不是在动物园，而是在一次气氛轻松的晚宴上。

那天，宾主落座后，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盒“熊猫牌”香烟，烟盒上印着一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黑白分明的造型十分醒目。这款烟本就在国内有一定知名度，现在却意外成了“铺垫”。

帕特一边听翻译介绍，一边随手拿起烟盒，翻来覆去看，几乎到了爱不释手的程度。周恩来注意到她的动作，走过去打趣道：“你喜欢这个烟？”

帕特连忙摆手：“不不不，我不抽烟。我只是对上面的熊猫感兴趣。”语气里透着几分不好意思。

周恩来看着桌上的烟盒，笑着说：“我们要送给你们两件礼物。”帕特以为是香烟，赶紧回应：“香烟，我真的不会抽……”话还没说完，周恩来接着解释：“不是香烟，是大熊猫。我们要送给你们两只大熊猫。”

这句话落下时，桌边不少人都愣了一下。帕特转头看向丈夫，忍不住提高了声音：“喂，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要送给我们两只大熊猫！真的大熊猫！”这一刻，桌上的烟盒成了最巧妙的“引子”。

在这之前，中方已充分评估过利弊。美方对大熊猫的重视不难判断，而在中美关系刚刚破冰、双方需要具体象征物去承载“友好”的时刻，大熊猫显然是最有分量、也最容易被美国公众接受的选择。

同意送出大熊猫后，北京方面很快进入紧张的准备阶段。

四、“兴兴”“玲玲”的旅程，与一座动物馆外的长龙

决定送熊猫，是政治判断；选哪两只熊猫，则是另一道专业考题。作为国家动物园和“东道主”，北京动物园承担了核心任务。

为确保这两只熊猫适合作为“友好使者”，中方制定了四条基本标准：年龄在三岁左右，身体健康，体型适中，外观好看。前三条相对容易判断，最后一条却颇为主观。什么样算“漂亮”？背部斑纹是否均匀？眼圈够不够圆？工作人员争论了不止一次。

工作组赴四川、北京、宝兴等地反复考察，最终决定从北京动物园现有熊猫中挑选。经过一轮又一轮比较，“兴兴”和“玲玲”脱颖而出。两只熊猫体态匀称，毛色漂亮，性情也比较温顺，适合长途运输和公开展出。

出于礼尚往来的原则，美方也表示愿意回赠。最后，华盛顿方面送来一对麝牛作为答礼。这种动物在中国并不常见，也属于大型野生动物，颇具象征意义。

尼克松结束访华约两个月后，“兴兴”和“玲玲”正式启程前往美国。运送过程安排得极为细致，专门的笼舍、医疗保障、饲养员随行，几乎是当时条件下能做到的最高配置。

1972年到达华盛顿国家动物园那天，天气并不好，却挡不住人群的热情。约有8000名美国民众冒雨前往迎接，有的举着雨伞，有的干脆披着雨衣，在动物园门口排起长龙。尼克松夫妇亲自出席熊猫馆揭幕式，媒体大篇幅报道，让这两只来自中国的熊猫一夜之间成了全国明星。

熊猫馆对公众开放的第一天，参观人数突破两万，园区周边道路一度出现拥堵。各类熊猫玩具、画册、徽章涌入市场，几乎所有带有黑白色块图案的商品都被贴上“熊猫”标签，就连用来运送两只熊猫的柳条箱，因为上面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字样，也被特意陈列展出。那一年不少美国人用一个说法来形容——“熊猫年”。

真正的难题，其实从热闹之后才开始。大熊猫对食物的要求极高，日常饲料中竹子的占比可达九成，一旦不够新鲜、品种不对，很可能直接拒食。美国方面对竹子资源并不熟悉，那段时间，国家动物园为此颇为挠头，只好向全国征集。

有一次，一个叫南茜的美国小女孩给动物园打电话，说父母对中国很有兴趣，在家里种了两英亩竹子。“要不要试试我家的竹子？”工作人员上门查看后发现，这批竹子品质不错，完全符合熊猫的需求。就这样，南茜一家成了“兴兴”“玲玲”的竹子供应者之一，这段故事也被当地媒体反复报道。

在美国生活的这些年里，“玲玲”曾四次产下幼崽，可惜都没有存活。1983年7月1日，“玲玲”新的幼崽夭折，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为此发布新闻公报，其设在瑞士格朗的总部当天还下半旗致哀。华盛顿国家动物园为提高熊猫繁殖成功率，专门从伦敦动物园借来一只雄性熊猫，希望配对成功，结果仍不理想。

1992年，“玲玲”因心脏衰竭去世，享年23岁，折算成人的岁数，相当于八九十岁的高龄。她去世当天，美国多家电视台播报这一消息，《华盛顿邮报》《华盛顿时报》等报纸也刊文报道。医护人员在抢救过程中从“玲玲”体内提取了一百多个卵子，希望为之后的科研留下一些可能。

“兴兴”的寿命比“玲玲”更长一些。他本身年龄就偏大，加之在美国生活多年，器官渐渐出现衰竭。1999年11月28日，考虑到“兴兴”多处器官功能严重下降，动物园方面作出决定，为其实施安乐死，以免继续忍受病痛折磨。

从1972年抵达美国，到20世纪末逐渐老去，“兴兴”和“玲玲”在华盛顿生活了二十多年。它们当然不可能理解那一纸赠送决定背后的外交盘算，也意识不到，每天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咀嚼竹子，在外人眼中都带着某种象征意味。

在人们的记忆里，它们既是普通的动物，又被赋予了“友好使者”的身份。它们的日常起居、健康状况，甚至繁殖失败的消息，都和两国关系的变化一道，被写进公开报道和档案记录之中。

回头看去，从名古屋赛场上一名球员“上错车”，到北京舷梯下那次刻意伸出的握手，再到宴会餐桌上一个熊猫牌烟盒引出的承诺，以及“兴兴”“玲玲”在大洋彼岸度过的漫长岁月，许多看似偶然的细节，串联在一起，构成了一段极具象征意味的历史画面。

那一代人熟悉的，是报纸上的标题、广播里的新闻、电视里黑白的画面；而在这些文字和影像背后，一次握手、一句玩笑、一个烟盒、一对大熊猫，悄悄地参与了大国关系的转向。许多时候，历史的关键拐点，并不总是伴随着轰鸣声，而是藏在这些看似细微，却又无法忽视的瞬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