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世纪之劫

埃及之困

埃及地跨亚、非两洲，大部分国土位于非洲东北部，西邻利比亚，东临红海，亚洲部分（西奈半岛）与巴勒斯坦、以色列接壤，北濒地中海，南接苏丹，国土面积100万平方公里，人口1.18亿，是一个地区大国。

因地处副热带高压带，埃及国土大部分为荒漠，受尼罗河的馈赠，面积3万平方公里的尼罗河谷和2.4万平方公里的尼罗河三角洲成为埃及命脉，这5.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集中了埃及96%的人口。

“尼罗河上午干涸，埃及下午死亡”，埃及的一句谚语，道出了尼罗河对埃及的重要性。

得益于尼罗河定期泛滥带来的水土，埃及成为地中海数千年的粮仓。

但再肥沃的尼罗河谷和三角洲也架不住人口的持续膨胀，从1959年到现在，埃及人口从2600万增长到如今的近1.2亿，埃及也在1974年沦为粮食净进口国。

当前埃及粮食自给率仅有50%左右，在粮食普遍不能自给的中东国家中并不稀奇，但考虑到其庞大人口，埃及庞大的粮食缺口尤为突出。

由于经济发展落后，不能吸纳足够的就业人口，埃及庞大的人口数量不仅没有形成红利，反而成为巨大负担。

全国有7000多万人依靠政府补贴的“福利大饼”度日，占总人口的60%，福利大饼成为埃及社会的生存底限。

2024年6月1日起，埃及“福利大饼”价格从0.05埃镑涨价至0.2埃镑（RMB不到3分钱）以减少政府补贴支出，就这已经让埃及社会抖三抖，可见其社会之脆弱。

大饼虽然涨价了，但埃及政府补贴花费并没有减少，2024-2025财年大饼补贴金额仍然升高至1250亿埃镑。

此外，仅进口粮食一项埃及2023年就花费大约130亿美元，占其外汇收入的20%，让捉襟见肘的财政雪上加霜。

受经济结构影响，侨汇（出国务工收入）、旅游收入、苏伊士运河过路费、石油天然气出口、农产品（主要是经济作物）及加工出口是埃及主要外汇来源，这5项占外汇来源的95%以上。

悲剧的是，这5项中前4项都受国际局势的深刻影响，比如，红海危机严重影响苏伊士运河收入，中东战乱严重影响旅游业和出国务工，石油天然气出口又严重依赖欧洲经济需求。

表面上农产品加工受国外影响较小，但为了出口创汇，埃及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这又压缩了粮食种植面积，进而需扩大粮食进口，而国际粮价又深受国际局势影响，一个波动就能把埃及财政干翻。

埃及的社会生命线不在内部，而在外部，埃及是一个生存外向型国家。

显而易见的是，不管是中东局势还是全球经济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且都在向着不利于埃及的方向演化。

中东政体魔咒

红海航运只是冰山一角，截至目前，埃及所在的阿拉伯地区已经烽烟四起。

利比亚、苏丹、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所有的陆上邻国全部陷入战乱之中，此外，叙利亚、伊拉克、也门、黎巴嫩也是战事不断，或全国大乱，或局部战乱。

“奇怪”的是，这些战乱国家实行的均是共和制政体，也即是国家元首和权利机关都由选举诞生，相对先进民主。

比如，叙利亚的全称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伊拉克的全称是“伊拉克共和国”，国家元首是总统，由选举产生。

埃及的全称是‌“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是本地区唯一尚未陷入战乱的共和国。

中东尚未陷入战乱的国家反而是君主（立宪）制的王爷国，他们是约旦、沙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和阿曼，比如，沙特全称是“沙特阿拉伯王国”，约旦全称是“‌约旦哈希姆王国”，阿联酋全称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其国家元首是国王或者“酋长”，一般是兄终弟及或世袭。

这些王爷国尚未陷入战乱的原因一是石油富国，财政充裕，社会矛盾较为缓和；另一则是和西方关系密切，甚至大多都有美国驻军，把国家安全作为投名状交给西方，属于依附型国家。

依附西方获得安全，“去依附”则陷入战乱。

于是，中东政治出现了一个魔咒：有理想的封建王爷国都在推动世俗化，以求解放发展生产力，试图去依附；而去依附的世俗化政府不愿受西方摆布，都被西方搞乱颠覆了；被西方搞乱的国家民间开始反美，但上层被迫接受了美式“民主”政体，搞票选政治，结果选上台更加封建保守且反美的政府；然后西方再支持反对派搞新政府，于是，世俗派和保守派之间，亲美派和反美派之间继续撕扯，国家陷入内战。

最终，没有被搞乱的只有还停留在封建社会的王爷国，其余都陷入内战之中，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也门无不如此。

埃及，未陷入内乱的共和制唯一独苗，如今也暗流汹涌。

社会思潮怪圈

近现代埃及经历了几个阶段：

1922-1952年，王朝时期

一战后英帝国实力大损，埃及获得名义独立，成为英国“保护国”，学习英国进行君主立宪，称为埃及王朝。

埃及王朝文化上深受英国影响，上层社会生活方式向西方靠拢，但民间、进步阶层反对殖民成为主流社会思潮，向往改革的“自由派”逐渐发展壮大。

1952-1970年，纳赛尔时代

二战后英国殖民体系逐渐瓦解，埃及军队中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终结君主立宪，成立现代共和国。

借助美苏打击英国殖民体系，强人纳赛尔收回苏伊士运河，威望如日中天，成为埃及实际掌控者，此时的埃及虽然名为共和国，实际上变成了纳赛尔军政府执政。

此时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泛滥，反对西方成为政治正确，在苏联的影响下，埃及文化走向世俗化，经济上走向国有化。

但埃及向苏联的学习并不成功，经济发展陷入波折停滞。

1970-2011年，萨达特-穆巴拉克时代

受中东战争失败和经济国有化改革失败影响，埃及被迫U型转弯，经济上转向放松管制，推行自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与西方缓和关系，经济得以快速增长，但贫富差距逐渐拉大。

此时的社会思潮出现撕裂，上层社会亲西方，向往西方生活方式；下层民众则因军队、政府腐败和宗教影响，走向封闭保守，不少人认为埃及的问题根源是被西方文化腐蚀，主张回归原始伊斯兰社会，个别团体思想逐渐极端化，期间诞生了许多“恐怖组织”，仇视西方一切事物，如著名的“穆斯林兄弟会”在此时诞生。

2012-2014年，穆尔西时代

“穆兄会”出身的穆尔西上台，推行宗教保守制度，但长期的世俗化进程让埃及世俗化力量同样强大，加上埃及外向型经济，宗教保守制度根本无法适应，导致其很快被军队推翻。

2014年至今，塞西时代

政治上换人并没有解决埃及的社会撕裂问题，埃及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受疫情影响，埃及外汇支柱之一的旅游业受到沉重打击，货币大幅贬值，失业率上升，通胀严重，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从2020年元旦至今，埃及货币埃镑兑美元官方汇率贬值220%左右，看起来贬值并不算太多，但正常渠道几乎无法换汇，黑市汇率不知道是官方汇率的多少倍。

仅表面上埃及即负外债1600亿美元，远超其每年外汇收入，埃及政府正在抓住一切可能的外汇收入稳定国际收支，这进一步拉大了实际汇率差。

迫于经济压力和国际援助要求，2024年埃及汇率改制，虽然靠援助获得喘息之机，但货币加速贬值，外资持续流出，国外投资进一步减少，外汇储备下降更加严重。

给社会带来的则是收入进一步下降，失业率更加严重，埃及每年毕业生40%找不到工作，这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当100多万人口挤在十几平方公里的“死人城”（古人墓地），每天只能获得几升饮用水，另一边新开罗的富人用珍贵的水源灌满泳池，浇灌花园的时候，这个社会不出问题才怪。

富人们在基督教堂祷告的时候，部分城市中产也在清真寺祈祷，他们是穆斯林，但社会阶层决定了他们仍然拥抱现代生活方式，能接受外来事物。

就在不远，城市底层贫民和乡下贫民也在清真寺诵经，但他们的思想和前面两个阶层就不一样了。

独立前的社会思潮认为，只要获得民族独立就能走向富强；独立之后，埃及亲苏反西方，开启去殖民化，试图效仿苏联实现富强，但没有成功；当U型转弯再次拥抱西方之后，社会矛盾则进一步加剧。

于是，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似乎回到真主身边才能获得慰藉，大量底层民众走向更加保守。

阶级之间一旦不能共情，社会撕裂就在所难免，撕裂到一定程度，就是你死我活。

社会高压锅还在加压的同时，更深重的危机悄然到来。

尼罗河千年变局

2020年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开始蓄水，尼罗河入海水量大减，当2023年第四次蓄水时，下游埃及境内的尼罗河水位下降12米，开罗街头开始限制供水。

复兴大坝蓄满之后，埃塞俄比亚每年将拦截180亿立方米的淡水，等同于埃及全年用水总量的37%。

埃及面临上下五千年最严重的生存危机。

尼罗河流经的10国中，水源纠纷严重的主要是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三国。

埃及和苏丹北部是热带沙漠气候，其水源基本全靠上游河水补给，埃塞俄比亚平均海拔2500-3000米，雨季降水丰富。于是，埃塞俄比亚贡献了尼罗河的大部分水源。

尼罗河干流白尼罗河提供了总水量的28%，而发源于埃塞俄比亚的支流青尼罗河则提供了总水量的58%，同样发源于埃塞俄比亚的阿特巴拉河提供总水量的14%，就连白尼罗河支流阿科博河也发源于埃塞俄比亚。

也就是说，埃塞俄比亚整体贡献了尼罗河大约80%的淡水资源。

但按照1929年英国和埃及签署的《尼罗河水协定》，埃及获得尼罗河水资源中的480亿立方米，苏丹在埃及同意的情况下获得40亿立方米，其他国家未作分配。

《协定》同时规定埃及拥有“天然和历史权利”优先使用河水，对尼罗河上游任何可能减少其水量的项目拥有否决权。

1959年，因埃及阿斯旺大坝修建需淹没部分苏丹土地，埃及与苏丹在1929年《尼罗河水协定》的基础上签署补充协议，规定埃及享有尼罗河840亿立方米淡水中的555亿立方米，苏丹获得185亿立方米，尼罗河上游其他国家仍未提及。

埃及拿着英国殖民时代的“国际协议”做圣旨，意图控制尼罗河的水资源分配。

埃塞俄比亚贡献了尼罗河的大部分水源，却仅能利用约1%的尼罗河淡水，当埃塞拥有了修筑大坝的能力，决定掀桌子了。

2011年，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动工，2023年复兴大坝阶段蓄水完成，预计最终蓄水库容达740亿立方米，在尼罗河流域仅次于阿斯旺大坝。

埃及被动摇了国本，但除了挥舞着1929年的“国际法”无能狂怒，埃及改变不了什么。

除了埃塞俄比亚，苏丹、南苏丹、乌干达等上游国也在扩大尼罗河用水，埃及赖以生存的母亲河已经被榨干榨净。

2000年之前尼罗河年均入海水量约300亿立方米，2000-2010年入海径流量已经减少到了120-150亿立方米，2020年尼罗河入海水量仅剩下55亿立方米。

如今，尼罗河三角洲约40%的农田出现盐碱化，河口湿地面积减少40%，入海泥沙大量减少，河口三角洲面临海侵风险。

结语

1970年，埃及设立“新河谷省”，西接利比亚，南毗苏丹，东邻纳赛尔水库和尼罗河谷，是埃及面积最大的省份，“新河谷”这个名字寄托着埃及美好的愿望。

1997年，埃及启动“新河谷计划”，从纳赛尔水库引水到西部沙漠，计划开垦约54万公顷的耕地，以缓解尼罗河谷的压力。

但最终因尼罗河水量不足、沙漠蒸发巨大、成本过高停滞，整个计划仅完成3%左右。

除此之外，埃及还启动了“和平运河”计划，把尼罗河水引向西奈半岛；“三角洲调水工程”把尼罗河水引向西部以扩大三角洲面积；“新开罗”已经建设完工部分，成为埃及新首都，也依靠尼罗河的引水工程。

可以说埃及已经把尼罗河水利用到极致，无太多开发空间，尼罗河的水量已经把埃及的发展上限锁死。

如今，因上游国家利用尼罗河水，埃及的发展上限不进反退，不仅新的生存空间无法开拓，旧的生存空间也被压缩。

埃及将伤及根本。

加上，红海航运受阻导致苏伊士运河收入下降，欧洲经济的萎缩、中东的战乱导致旅游业收入大减，汇率改革导致侨汇收入减少，埃及国内尖锐的矛盾越发难以缓解。

撕裂的社会，迷茫的底层民众，不可控的社会思潮。

埃及将面临世纪之劫。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