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承受不住酷刑，女地下党大声说：“我全招！”日军却后悔不已

她三次被日军抓捕，酷刑磨碎了她的身体，甚至让她精神失常，却始终没吐露过半个地下组织的名字。

她叫田仲樵，1907年出生在黑龙江穆棱县的一个小村子里。那会儿的穆棱，冬天冷得能冻裂石头，田仲樵家有几亩薄田，父母靠种荞麦、挖松根过活，日子不算富裕，却也安稳。

谁也没想到，这个从小跟着爹娘学农活、见了生人就脸红的农家姑娘，后来会成为东北抗联里让鬼子闻风丧胆的“田疯子”。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像一块巨石砸进了平静的黑土地。日军的军车碾过铁轨，伪满的旗帜插遍了村口的哨卡，原本种地的青年被强行拉走当兵，再也没回来；鬼子挨家挨户征粮征马，稍有反抗就是一顿毒打。

这一年，田仲樵24岁，亲眼看着同村的王大叔因为给抗联指了条路，就被鬼子活活打死在村口的老槐树下。那一刻，她心里的安稳日子彻底碎了，“抗日救国”这4个字，像火种一样落在了她的心里。

没多久，村里来了个叫李范五的人，是地下党的联络员。田仲樵的爹早就在悄悄帮抗联藏药品、传消息，自家的地窖就是个秘密窝点。

田仲樵跟着爹学，帮着掩护联络员、传递简单的字条，慢慢成了救国组织的一员。组织上见她胆大心细、能吃苦，就派她当交通员，任务只有一句话：“把人送出去，把消息传到位。”

这可不是简单的差事。田仲樵要开辟的，是从穆棱通往苏联的秘密交通线。这条路全程几百里，要穿过茫茫林海、踏过冰封的兴凯湖，沿途全是日军的暗岗和藏在雪地里的陷阱。

她只能夜里走，背着装满密信、地图和名册的麻袋，脚下的破棉鞋根本挡不住刺骨的寒风，走一夜下来，脚底全是血泡，融化的雪水混着血水，在鞋里冻成冰碴子。

1932年冬天，田仲樵接到了个要命的任务：护送一位身体虚弱的抗联高级干部越境。干部走不动远路，她急中生智，找了辆农用粪车，把人藏在装满干草的车斗里，自己则往脸上抹了锅灰，穿得破破烂烂，装作疯疯癫癫的乞丐，在车旁又唱又闹。

途经日军哨所时，鬼子端着枪拦住车，刺刀都快戳到车斗里了。田仲樵一点不慌，反而扑到车边，对着鬼子傻笑，手里还抓着粪土往嘴里塞。鬼子嫌她脏，捂着鼻子挥手让车赶紧走，她就这么凭着一股子“疯劲”，把干部安全送过了边境。

回到住处时，田仲樵全身冻得僵硬，头发上结满了冰碴，双手肿得像馒头，裂开的口子渗着血，嘴里还念叨着“路线没暴露”。

这条“血色交通线”，在田仲樵手里越来越稳。她先后建立了多个联络点，每次行动都要换装、改名、搬家。熟悉的街巷不能再走，认识的人不能再打招呼，地下工作的规矩就是：没有名字，没有信任，只有冷冰冰的交接。

1934年，田仲樵第一次单独带队，要护送李范五等几名干部越境。没想到半路遇上暴雪封山，指南针都快失灵了。

她凭着记忆和山里人的经验，带着队伍绕了30多里山路，粮食早就吃完了，她就把仅有的一点干粮掰成小块，用雪水化了喂给伤员，自己则嚼着树皮、喝着雪水充饥。脚上的棉鞋早就磨破了，她就剥了树皮裹在脚上防冻。

等终于越过界河，她一屁股瘫在雪地上，再也起不来了。这次任务后，她的右脚严重冻伤，落下了终身跛脚的毛病。

随着抗联力量壮大，交通线扩展到了牡丹江、宁安、延吉一带，日军的搜查也越来越严。田仲樵学会了把情报缝进棉衣夹层，或者用针线把信纸固定在袖口。

那些年里，死亡是常有的事。田仲樵在路上见过太多牺牲的游击队员，有的被枪杀在雪地里，有的冻僵在树林里。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东北的抗联处境越来越艰难。日军在城市里布下了天罗地网，巡逻犬、探照灯、宪兵哨所随处可见，陌生人一露面就会被盘查。组织上让田仲樵潜入牡丹江，这个日军的重镇，铁路、军需、通讯都被牢牢控制着。

田仲樵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凭着一手针线活，进了日军的被服厂当女工。白天，她和其他工人一起缝制日军的军装，手指被针扎得满是伤口；夜里，她就借着微弱的油灯，记录仓库里物资的数量、出入时间，把这些情报写在布片上，缝进衣缝里带出去。

厂里的工人大多是被迫来的，心里都憋着对鬼子的气，田仲樵悄悄联系了几个可靠的人，建立了秘密联络点。

田仲樵的名字很快就出现在了特务的搜查名单上，她连夜逃出城市，躲进了郊外的农户家。没几天，她又换了个身份，跑到另一家工厂做工，对外只说自己是流离失所的流民，只求一口饭吃。

没人知道，这个身材瘦小、走路一瘸一拐的女人，背后牵着的是抗联的生死情报线。潜伏的日子，不仅要防着外面的鬼子，还要应对内部的分歧。

抗联队伍在极端环境下，粮食分配、行动方向这些事，常常会起争执。田仲樵性格刚烈，有啥说啥，从不藏着掖着，也正是因此，抗联的同志们都很信任她。

1939年，日伪特务在林口县的刁翎镇抓住了田仲樵，出卖她的，竟然是她的丈夫荀玉坤。荀玉坤也是吉东省委委员，可他受不了日军的威逼利诱，叛变投敌了。

在审讯室里，田仲樵被打得奄奄一息，抬眼却看见荀玉坤坐在椅子上，悠闲地抽着烟，还劝她：“仲樵，别犟了，跟我一起跟着日本人干，保你不受罪。”看着曾经同生共死的丈夫变成这副模样，田仲樵心里又痛又恨，她用尽全身力气，抓起桌上的烟灰缸就朝荀玉坤砸去。

鬼子见状，把她拖回牢房，新一轮的酷刑又开始了。可田仲樵没屈服，她心里盘算着，一定要除掉荀玉坤这个叛徒，不然还会有更多同志牺牲。

于是，当鬼子再一次让荀玉坤来劝降时，她突然换了副口气，对着荀玉坤大声说：“我知道你的苦心！你是党派来假意投降的，就是为了打入日军内部传递情报，你是个好党员！”

这话一出，鬼子立刻起了疑心。他们本来就觉得荀玉坤没提供多少有价值的情报，现在听田仲樵这么说，更是认定他是卧底。

田仲樵还趁放风的时候，模仿上级的笔迹写了张纸条：“玉坤同志，假投降做得很好，继续潜伏待命。”

她把纸条偷偷塞进荀玉坤的裤腰夹层里。果然，日军对投降分子搜查极严，很快就发现了这张纸条。鬼子勃然大怒，二话不说就把荀玉坤拖出去枪毙了。这个背叛信仰的叛徒，最终死在了自己出卖的人手里。

除掉了荀玉坤，田仲樵知道自己的处境更危险了。鬼子的酷刑变本加厉，她的身体越来越差，左腿被老虎凳压得骨折，左眼被打肿，视力越来越模糊。

为了活下去，为了不泄露任何秘密，她开始装疯。在牢房里，她时而哭时而笑，抓起地上的泥土就往嘴里塞，见了鬼子就磕头。

起初，鬼子还派人盯着她，想从她的“疯话”里套情报。可田仲樵装得太像了，整天疯疯癫癫，要么蹲在粪堆旁发呆，要么嘴里念叨着没人听得懂的胡话。鬼子盯了半年，啥也没捞着，渐渐就放松了警惕，把她扔在牢房的角落里不管了。

1941年，田仲樵第3次被捕了。这一次，她被押送到了哈尔滨警察厅。鬼子知道她是抗联的重要人物，用尽了更残忍的酷刑，还把她拖到二楼，逼她招供。田仲樵宁死不屈，趁鬼子不注意，毅然从二楼跳了下去。万幸的是，她只是大面积骨折，没有摔死。

鬼子见她这样都不招供，更是丧心病狂，可不管怎么折磨，田仲樵始终只有 “疯话”。最终，鬼子觉得从这个“女疯子”身上再也挖不到任何情报，就把她关进了哈尔滨监狱，一关就是4年。

监狱里的日子，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煎熬。冬天，墙壁结冰，棉被上结着霜，田仲樵蜷缩在角落，冻得瑟瑟发抖；夏天，牢房里又闷又潮，弥漫着霉味和血腥味，虱子、跳蚤到处都是。食物是掺着糠壳的稀汤，水里漂着铁锈，难以下咽。

可就算在这样的绝境里，田仲樵心里的信念始终没灭。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了监狱。看守们仓皇撤离，监狱的大门被打开，幸存的囚犯们欢呼着跑出去。

当救援人员找到田仲樵时，都惊呆了：这个女人满身伤疤，双腿严重变形，十指弯曲僵硬，因为长期的酷刑和营养不良，她时而清醒时而疯癫，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

被救出来后，田仲樵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治疗伤病，而是拖着残腿，拄着木棍钻进了五常山区。她知道，山里还有和组织失联的抗联战士。

那时候正是冬天，零下几十度的严寒，积雪没到腰深，她的跛脚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她找了整整一个月，终于在深山里找到了200多名抗联战士。

这些战士已经和组织失联多年，靠着吃树皮、挖草根存活，衣衫褴褛，头发胡子都结成了冰，像一群“野人”。田仲樵看着这些幸存的战友，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她带着队伍，在雪地里跋涉，用冻伤的手扒开积雪探路，把仅有的一点食物分给伤员。

最终，她把这支队伍安全带到了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面前。交接完毕的那一刻，田仲樵再也支撑不住，眼前一黑就昏了过去。

后来，组织上安排田仲樵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工作。她的工作很简单：清点战友的遗物，登记、擦拭、编号。那些陈列在柜子里的手枪、棉袄、文件袋，每一件都承载着牺牲战友的生命。

田仲樵走路缓慢，双腿支撑不住身体，就拄着木棍上下班；手指因为被竹签钉过，畸形得无法完全弯曲，她就把棉布缠在指关节上，小心翼翼地擦拭玻璃柜。

往后的几十年里，田仲樵几乎不谈从前的事。她终身没有再结婚，却用自己微薄的伤残津贴，收养了不少烈士遗孤。

她的日子过得很拮据，住的小屋漏风漏雨，米缸常常是空的。她就带着孩子们挖野菜、熬糊糊，自己省着吃，却总让孩子们先吃饱。她教孩子们识字，用旧报纸练字，告诉他们：“你们的父母都是英雄，饿死也不能偷，穷也要有骨气。”

2005年，田仲樵与世长辞。这位英雄老人，用自己的一生为我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十分卓越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