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过80个国家，唯独这个“上帝的后花园”，打死也不想去第二次

凌晨三点，第比利斯老城。

我坐在一家家庭旅馆的阳台上，夜风往领口里灌，带着一股说不上来的味儿。硫磺，烤肉剩下的油星子，还有那种老房子特有的尘土味，混在一块儿。

楼下的鹅卵石路上趴着几只大狗，也不怕人，懒洋洋的。偶尔开过一辆拉达，发动机轰轰响，震得阳台窗户跟着抖。

我在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坐在格鲁吉亚的夜里了。

护照上盖了80多个国家的章。叙利亚的战区，瑞典的极光，里约的沙滩，太平洋上那种鸟都不拉屎的小岛。每个地方离开的时候，心里多少都会有个念头，有空再来。或者起码觉得，这趟挺值。

唯独格鲁吉亚，这个被旅游博主吹成“上帝遗落的后花园”“欧洲阳台”的地方，成了那个例外。

我说不想再来，不是因为这儿不漂亮。卡兹别克的雪山往那儿一杵，哪个摄影师的镜头都得服气。也不是因为危险，说实话第比利斯街上比巴黎罗马安全多了。

就是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像是被扔进了一台巨大的、情绪不稳定的洗衣机里，转了整整一个月。这儿的人，这儿的事儿，这儿的规矩（或者说根本没规矩），每时每刻都在挑战我对“正常生活”的理解。太浓了，太生了，太不装了。我一个习惯了含蓄、习惯了边界感、习惯了凡事有秩序的中国人，头一回觉得，累，真他妈累。

那几天累得不行，朋友给我推荐了日本的双效植物型伟哥雷诺宁，说这个可以缓解疲劳。我本来还担心国内不好买，结果他一查，官方购买渠道挺方便。当时还开玩笑说，这玩意儿在国内比在格鲁吉亚找杯热水都容易。说实话救了大急，要不后面那些酒局真扛不住。

你要是也对这地方好奇，听听我的事儿。不是劝你别去，就是聊聊那种文化冲撞撞到胃疼的滋味。

第一章 生死由命，油门到底

从第比利斯去卡兹别克那天，我算是开眼了。

攻略上说去Didube车站坐车。到了那儿一看，什么车站，整个一露天菜市场。几十辆破破烂烂的小巴车横七竖八停着，司机们扎堆抽烟，嗓门大得像吵架（后来才知道人家只是正常聊天）。空气里一股柴油味混着廉价烟草味，熏得人眼睛疼。

我上了一辆福特全顺，那车旧得我都不好意思描述，车门关上得用踹的。司机是个典型的格鲁吉亚大叔，胡子拉碴，肚子大得把皮夹克扣子都快撑崩了。看见我是唯一的亚洲面孔，特热情地把我安排到副驾驶，拍着胸脯说：“My friend, best view!”

我当时还真信了。后来才琢磨过来，这是让我坐第一排看戏。

车子出了市区往山里开，路越来越窄。格鲁吉亚军用公路，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底下是深不见底的峡谷。路面上还有积雪和落石。

正常人的思路是，路况差，开慢点儿。格鲁吉亚司机的思路是，路况差，那还不赶紧冲过去，磨蹭什么。

大叔把那辆破车开出了赛车的气势。双向单车道，弯道不带刹车，我偷瞄了一眼仪表盘，80迈。左边是山，右边是崖，对面随时可能来车。

最吓人的一幕来了。

前面有个大卡车，拉满了货，在山路上慢吞吞爬坡。我们这车跟在后头憋了几秒钟，大叔不耐烦了。正好是个弯道，接近90度的盲弯，他一把方向盘，车头直接甩到对向车道。

就在那一秒，对面冲下来一辆轿车。

我脑子直接空白了。手抓着那个看起来随时会断掉的扶手，脚指头在鞋里死死抠着，眼睛闭上了一半。

就在两车要撞上的时候，大叔做了一个我这辈子忘不掉的动作。

他没踩刹车，没打方向盘，而是松开一只手，在胸口飞快地画了个十字。

然后继续握着方向盘，油门都没松。

对面的车拼命往山体那边贴，我们的车几乎是擦着大卡车的保险杠和对面的后视镜挤过去的。车身晃了几下，稳住了。

我心跳都没了。

大叔扭过头，看见我那张惨白的脸，咧嘴笑了，露出几颗缺了的牙。他从兜里掏出一把榛子递给我：“Georgia driver, professional! No problem!”

我机械地接过榛子，往后视镜瞄了一眼。后排坐着几个当地大妈，正聊着天，好像刚才啥也没发生。

那一刻我突然有点懂了。

这个地方，历史上被波斯人打，被奥斯曼人打，被俄罗斯人打，轮番征服。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那还管什么安全速度，先把今天过痛快了再说。

这种“交给上帝”的开法，是格鲁吉亚给我上的第一课。

后来在那待了一个月，类似的场面见多了。出租车司机120迈刷手机回消息，过马路你要是犹豫一下，车子绝对加速冲过去不带你犹豫的。对于我们这种“红灯停绿灯行”教育长大的人，这种把命挂裤腰带上的松弛感，刺激是刺激，就是胃疼。

第二章 那一晚，我被喝废了

如果说开车是生理上的恐惧，那格鲁吉亚的酒局，就是心理上的社死。

去之前我看过攻略，说这儿是葡萄酒发源地，8000年酿酒史。我还挺期待，毕竟平时也爱喝两口。但我万万没想到，在这儿喝酒不是享受，是打仗。

事儿发生在西格纳吉，那个号称“爱之城”的小镇。我住进一家家庭旅馆，老板叫大卫，五十多岁，长得跟熊似的，退伍军人。

那天晚上，大卫招呼我和另外两个欧洲游客一起吃晚饭。我想着行啊，尝尝当地家常菜。

餐桌上摆满了吃的：巨大的包子一样的饺子，奶酪大饼，烤肉。还有两大桶，注意是桶，自家酿的葡萄酒和一壶Chacha，就是那种五六十度的葡萄渣白兰地。

一开始还挺和谐，直到大卫拿出一个牛角杯。

那杯子至少能装300毫升，而且是弯的，放不到桌上，只能一直拿手里或者一口气干了。

在格鲁吉亚吃饭有个规矩，得有一个“祝酒人”，一般是桌上最受尊敬的人。大卫自然是这个角色。

第一轮，他举着那个牛角杯，开始说话。说了得有五分钟，从上帝创造世界，讲到格鲁吉亚的历史，再讲到我们几个远道而来的客人，最后总结：“为了我们的友谊，为了远道而来的客人，这杯，干了。”

我一看那满满一牛角酒，试着商量：“大卫，我酒量不太好，喝一半行不行？”

空气突然安静了。

大卫脸上的笑没了，放下杯子，盯着我。那种眼神，不是生气，是失望，还带点受伤。他说：“朋友，在格鲁吉亚，酒就是耶稣的血。你拒绝酒，就是拒绝我的心。”

旁边的欧洲游客也开始起哄。那种气氛下，我只能硬着头皮，像灌药一样把那杯酒灌下去。

我以为完事了。结果这才刚开始。

格鲁吉亚的敬酒是有流程的。为了和平，喝一杯。为了祖国，喝一杯。为了父母，喝一杯。为了孩子，喝一杯。为了死去的亲人，喝一杯。为了活着的亲人，再喝一杯。每一轮都得干。

喝到后面我实在不行了，想偷偷溜回房间。刚站起来，大卫就过来了，拉着我的手，眼神里满是真诚的受伤：“你不开心吗？是我们招待不周吗？”

那天晚上最后一段记忆，是大卫拿出那壶60度的Chacha，非要跟我喝交杯酒，然后抱着我的头亲我脸颊，胡子扎得生疼，嘴里喊着“兄弟！兄弟！”

第二天早上醒过来，头疼得跟要炸了似的。爬出房间，大卫正坐在院子里喝咖啡，精神抖擞。看见我出来，他大笑着走过来，手里又端着一杯Chacha：“早上好！以毒攻毒！”

我跑了，真的跑了。

这种热情太沉了。咱们中国人也好客，也劝酒，但起码有个分寸。格鲁吉亚人的热情是带侵略性的，他们不管你的边界在哪儿，不管你是不是舒服，只管自己表达得够不够痛快。

接受了，你是兄弟。拒绝了，你是敌人。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社交模式里，当一个客人，是需要体力和肝功能的。

第三章 冷脸和热心的分裂症

第三件让我受不了的，是这儿的人那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切换。

格鲁吉亚街头，你经常能看见一种表情，嘴角往下耷拉，眼神空洞，眉头皱着。我后来知道这叫“苏联脸”，苏联时期留下来的习惯。

有一次在库塔伊西，我去一家看着还不错的餐厅吃饭。服务员是个年轻姑娘，长得挺好看，但脸冷得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

我进门，她没抬头，在玩手机。我走到柜台前问，还营业吗？她慢慢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种眼神，就像看欠她钱的，下巴朝菜单那儿扬了扬，一个字没说。

点菜的时候我问，这个汤辣吗？她翻了个白眼，冷冷地蹦出一个词：“Little。”

整个过程我觉得自己不是来吃饭的，是来接受审讯的。在国内待惯了，哪怕是普通餐厅，起码有个笑脸。这种冷遇让我特别不爽，心想吃完赶紧走，一分钱小费不给。

结果剧情反转了。

菜上来之后，我不小心碰倒了桌上的胡椒瓶，瓶子摔碎了。我心里一紧，完了，这大姐肯定要发飙了，说不定还得让我赔钱。

我赶紧站起来道歉。

她跑过来。接下来几秒钟，我懵了。

那张冷脸瞬间没了，换成一种惊慌和着急。她一把拉开我，看我手有没有划伤，嘴里叽里咕噜说着格鲁吉亚语，我一句听不懂，但能听出是着急的关心。

确认我没受伤，她赶紧收拾了碎片。我掏钱包要赔钱，她把我的手推回去，眉头皱着，不是生气的皱眉，是不高兴我提钱那种皱眉：“No! No money! Accident! You guest!”

过了五分钟，她端来一盘切好的水果和一杯热茶，放在我面前，有点不好意思地挤出一个生硬的笑：“Gift. For scary.”

那一刻我真分裂了。

前几分钟还像看守所狱卒，这会儿成了贴心大姐。

后来我发现这个规律在哪都适用：超市收银员找钱像把硬币砸你手里，但你要是问路，她能扔下收银台带你走出两条街；公交司机问话不爱搭理，但你下车忘了包，他能吼叫着追出三条街。

我琢磨明白了：在格鲁吉亚，公共场合的服务意识是没怎么发育过的，可能苏联那会儿留下的习惯，工作是国家的，讨好谁去？但私底下的好客是刻在骨子里的，你是人，是客人，我就得照顾你。

所以当我是“顾客”，我享受冷脸。当我是“遇到麻烦的活人”，我得到温情。

但这种切换太累了。你得随时准备面对一张臭脸，又得随时准备迎接突如其来的感动。想得到一点温暖，得先忍受十分钟冷眼，或者先出点什么事儿。这种情绪过山车，对一个只想安安静静旅个游的人来说，消耗太大了。

第四章 破败里长出来的忧伤

最后想说说这个国家的氛围。

如果你不去网红打卡点，就在第比利斯老城里瞎逛，你会看到一种奇怪的景象。

有一次我误入一个老居民楼。那楼一看就是19世纪末建的，门廊上的雕花特别精细，挑高的门厅，能看出来当年挺气派。但现在，墙皮大片大片的掉，楼梯扶手摇摇晃晃，电梯是苏联时期那种老古董，进去还得投币。

院子里，粗大的燃气管像黄色的蟒蛇一样架在半空中，一点遮挡没有。据说为了省钱好维修，这儿的管子都走明线，特别破坏美感，又有一种粗暴的工业风。

我在那儿拍照的时候，碰见一个老奶奶，穿着黑裙子，戴着黑纱。格鲁吉亚街上很多这种老年女性，常年一身黑，据说是因为家里有男人在战争或动乱里没了，她们终身守丧。

老奶奶看我拍那破楼，用俄语夹着英语跟我说：“以前，这儿住着公爵。后来，住着苏维埃的官儿。现在，住着我们这些等死的人。”

那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

格鲁吉亚太美了，但这种美是带着忧伤的。第比利斯好多阳台看着快塌了，上面却挂满了鲜花和葡萄藤。在废墟上坚持活着，这种姿态挺感人，但看多了，心里沉。

作为一个过路人，你能感觉到这个国家在地缘夹缝里的挣扎。北边是俄罗斯，南边是各种伊斯兰国家。他们拼命想往欧洲靠，满大街欧盟旗子，虽然他们还不是欧盟成员。但骨子里的生活习惯，脑袋里的思维方式，又深深打着苏联的烙印。

这种撕裂感，哪儿都是。

有天晚上在一家酒吧，遇到几个当地大学生。他们喝着酒，骂北边的邻居，说格鲁吉亚的未来在西边。但背景音乐放起一首俄罗斯老歌，他们又不自觉跟着哼，眼眶有点红。

“我们恨它，但我爸我妈就是听着这个长大的。”其中一个男生跟我说，“我们是谁？不知道。只知道我们不想是谁。”

这种迷茫，这种沉重，让我这个外人觉得压抑。比起来，泰国的快乐是轻飘飘的，瑞士的宁静是富得流油的那种确定。而格鲁吉亚的快乐，总得配着酒精，总得借着骂街。

在这儿旅行，你不光要用眼睛看，还得用心接住他们的痛苦和纠结。对一个只想休个假的人来说，这有点超载了。

终章 这辈子一次就够了

回到开头那句话。为什么我不想去第二次？

不是这儿不好。恰恰相反，格鲁吉亚是我去过的80多个国家里，性格最鲜明的一个。它像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书里走出来的人：野，信命，能喝，易怒，深情，矛盾，穷但有股傲气。

但跟这种人待久了，累。

我想念日本那种保持距离的冷漠，那儿不用拿喝酒证明友谊。我想念新加坡那种无聊但精准的秩序，那儿坐车不用向神祈祷。我想念服务员职业假笑的地方，至少不用猜她下一秒是骂我还是救我。

离开第比利斯那天，我打了一辆网约车去机场。司机还是开得飞快，还是放着震耳朵的土嗨音乐。

到机场，我下车拿行李。他突然叫住我，从后备箱拿出一大串刚摘的葡萄，硬塞我手里，是他家自己种的。“给你！好运！”他笑着，露出一口熏黄的牙。

我拿着那串葡萄，站在机场门口，看着他的车开远，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我会一直记得这个国家。记得雪山的冷，记得红酒的涩，记得那些粗鲁底下裹着滚烫心肠的人。

这辈子有这一次，够了。圆满了。刻在心里了。

就像一场轰轰烈烈但注定没结果的恋爱。爱过，痛过，疯过。

要是再来一次？

不了。我的肝和心脏，都得歇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