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 书店三题：内山、松社、老张

文 | 韩浩月

内山书店

鲁迅先生去过约500次内山书店，我去过3次内山书店。鲁迅先生去的是1927年至1936年在上海的内山书店，我去的是2021年至2023年在天津的内山书店。我深知在这跨时空的同名却不同址的书店里，是遇不见鲁迅先生的，但因为他的缘故，每次进内山书店，都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一情绪也证实，“复活”内山书店，是多么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

距离北京不过半小时高铁路程的天津，对我来说并非“无穷的远方”，而是抬脚就可以到的“近处”，这些年间因为喜欢天津的生活节奏与文化氛围，常把这座城市当作度周末的目的地，去的次数多了，对于天津的五大道、小白楼、天津之眼摩天轮、意大利风情街等已经很熟悉，但三次去不同的内山书店分店，却颠覆了这一熟悉感——三家分店在给我带来新鲜感的同时也带来迷惑感，一家书店的存在，给一座城市的面貌增添了层次与神秘。

按照通常逻辑与现实可能性，内山书店即便“复活”，首选之地也应是上海，最好是在四川北路2050号旧址原地重建，但现在的这个地址，已经是一家银行门面，仅挂了一块“内山书店旧址”的金属牌。内山书店能够在天津落地，得益于一位名叫赵奇的天津人，他曾在电视台工作，曾赴日本采访内山书店创始人内山完造的后人，由此建立了联系，在征得内山完造后人的支持后，内山书店得以在天津落地营业，这带有传奇色彩，也成为2021年书店业一件颇为引人瞩目的事情。

2023年4月的一天，我与我的策划编辑傅兴文一起驾车去往天津内山书店，这样的往返路程我们已经很熟悉。那次在书店举办的新书发布活动由赵奇主持。我与赵奇此前在其他书店人聚会上碰过面，加上在书店的往来，关系已从最初的客客气气，转变为能互相调侃的朋友。天津人似乎不像北京文化圈陌生人初见时喜欢互相称呼“老师”，他们更愿意直来直去，交谈间不现挂几次、不调侃一番，显得不够亲近。记得有一次赵奇终于忍受不了我的客气，说“您就别假谦虚了”，语气间流露出前媒体人的犀利，那一瞬间，距离感消散，我在心里暗说了一句：“赵奇兄懂我，装谦虚，太累了。”

一家书店老板的性格就是书店的性格，几次接触内山书店的人，觉得他们无论是天津本地人，还是北京过去的人，都带有“哏儿”的气质，无论是现场见面还是朋友圈交流，都带有“语不惊人不罢休”的喜感……我曾假想，鲁迅先生要是穿越而来，在书店里流连徜徉，遇到书店里的店员，没准也会被逗得莞尔。真实的大先生，其实远没有想象得那般严肃，夏衍曾说他“幽默得要命”，陈丹青评价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可惜的是，鲁迅虽数次路过天津，但真正停留天津只有一次，时间是1912年6月10日至12日，任务是考察新剧，虽然没有更详细的记载，但这位绍兴人在天津度过的三天两夜，也当是愉快的吧。

天津人开的内山书店，时常把新书发布或签售搞得像脱口秀现场，但在做书店方面，确实也有令人钦佩的认真与仔细，内山书店的三家分店，统一风格的同时也有差异化服务，但无一例外都在细节上考虑得十分周到，这说明幽默的天津人开玩笑归开玩笑，做起事业来依然无比投入，记得有一次赵奇拉我到书架边讲解他对于图书分类的见解和创意，言语间带有“天生书店人”的挚爱，至于我劝他去说脱口秀的建议，他则从未明确回应过。

2025年，内山书店把分店开到了深圳，位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虽暂未拜访过，但由此也让我觉得，早晚有一天，内山书店会开到上海去，至于会不会开到那个旧址上去，就看现在正在营业的那家银行是否愿将搬迁列入计划当中了。

松社书店

郑州的松社书店恐怕是国内举办作家讲座最多的一家书店。松社书店与作家之间的故事，最有资格写的是它的老板刘磊。

小说家刘庆邦写过一篇文章，记录了他在松社书店做活动时，不慎将一枚和田玉扣遗失在酒店的故事，他忘记了酒店名字，也没有前台联系方式，加上工作日程繁忙，本以为颇有纪念意义的玉扣就此别过，但几个月时间里，他对这枚玉扣日思夜想，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刘社长发了条微信，刘社长收到微信后立刻去酒店，玉扣被酒店好好地保存着，于是，一枚玉扣平安归来，也使得刘庆邦对松社书店有了别样的感情。

我去松社书店做过两次活动。松社书店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有两点，一是藏在书店一扇门之后的厨房和餐厅，待书店下班之后，有厨师将做好的家常菜端上来，可以与社长把酒言欢；二是二楼专属于社长的空间，装满他的珍贵藏书，书架背后，他还收拾出来两个精致的小房间，他和女儿一人一间，可以午休，我将这层楼形容为他“一个人的森林”，所有窗帘拉上之后，这片“森林”静谧无比，人在这里真的会变成一只不问世事的“书虫”。

刘磊把松社书店做出了品格，松社书店面积不小，但目光所及之处，一尘不染，他特别强调过这点，有时候聊着聊着，手会在楼梯扶手或者书架、桌面上抚过，然后展示给大家看，以示所言不虚，或是因为“松社”这个店名的缘故，整个书店都有松林的气质与气息，干净而芬芳，只要走进去，就会心静。都说书店和创办人的气场是吻合的，这一点，体现在松社书店尤其如此。

作为一名书店主理人，刘磊很坦率地说自己几乎是瞬间有了要做一家书店的决定，而这个决定的内核驱动力是，他愿意每天和书以及写书的人打交道，对于这点，恐怕每位到松社书店的作家都有体会，他把每位前来的作家都当作生活中的朋友，没有任何陌生感，第一次见面也像认识了许久，他很容易获得作家们的信任，因为他总是很诚恳。

松社书店开在一家商场临街的位置，据说以前是影剧院的放映厅，因为书店的存在，商场有了文化意味，要不然怎么会有这句话呢——书店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松社书店尤其如此。每次想到郑州的时候，都首先会想到松社书店，这家书店给郑州留下的印痕太深了。

记得上一次在书店喝完酒关闭店门，我们晃晃悠悠地离开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午夜时的书店，虽然所有的灯都关了，但深夜里的书店并非一片漆黑，那里面有无数会发光的著作与人物，正在静默而执着地等待黎明。

老张书舍

二〇二五年十月下旬，陪绿茶兄去武汉，做《书店日历2026》的首发式，绿茶是书店达人，此行另一重要目的，是拜访武汉的书店。

首发式结束次日，与当地文友李雪原兄会合，马不停蹄地展开了一次书店City walk，老张书舍是其中一站。走进老张书舍，见有一位先生端坐舍内，第一句话便冒昧地问：“请问您是老张吗？”老张回答说：“如假包换。”

老张书舍位于武汉著名的文艺街区昙华林，书舍所处的小巷属于生活区，烟火味冲淡了一些文艺气息，白字勾金边的“老张书舍”镶在一张木板上，金边已经淡去，两根生锈的铁链子将书店招牌挂起，旧木板风吹日晒卷了边，老张也懒得更换一下，这和书舍的气质蛮符合，旧书、旧房子、旧家具，连空气里都浮动着宁静、懒散与悠闲，各个细节里都藏着不要慌不要忙的提示。

在我们走进老张书舍之前，老张正在和书店志愿者袁女士聊天，聊的内容有关作家肖复兴，以及肖复兴和另外五位朋友组成的“一群文画人”的绘画小团体。绿茶是“一群文画人”的成员，两人虽是第一次见面，但分外亲切，老张紧握绿茶的手说：“缘分到了，神奇真的发生了。”因为都是爱书人，一次临时乘兴而来的拜访，变成了一场谈新叙旧的聚会。

老张祖籍东北，出生于广州，童年时随父母到武汉，自此武汉成为他的故乡，他在这里工作、退休，又以做一家书舍的方式继续与这座城市相伴。退休前，他是武汉大学出版社大众分社的社长，退休后虽然离开出版第一线，但从社长到“舍长”，并未改变他对图书行业的热爱，他从桌子上拿起一张正在裁剪的图片，说是正在为他策划的一次书画展做展品。那张图片来自一本旧台历，在老张的剪刀下，它作为出版记忆的碎片，将于另一个空间和其他展品汇合，再次完整起来。

老张一笔一画地给我们签赠他自己写的书《舌尖上的乡愁》，写几个字，停下来跟我们聊一会儿天，再写几个字后，找来印章钤印。在返京的高铁上读这本书，发觉老张是在借食物写他的人生，他挨过饿，下过乡，回过城，完整地体验了20世纪50年代人的经历，因此这本薄薄的书里写满了颠沛流离的况味，在貌似轻松的文字背后，藏满了酸甜苦辣。读老张的书，再想到书舍里的老张，便觉得这个人物愈加生动、丰富了起来，他的故事从未止步于纸张页，他的人生在顺着书舍这条线，在有力地蜿蜒……

在书舍时，我们多数时间用于聊天，没太关注到书舍的内部，说话的空闲，我参观了一下，书舍很小，走道狭窄到两个人碰面要侧肩才能通过。书架上有些旧书，貌似摆放许久了，估计是前来打卡拍照的年轻人多，买书的少。除了书，书舍内还有一些作家的画作，一些对老张有意义的纪念品。老张说，书舍开业多年，一些好书都卖掉了，他也不打算再多增添可售的书。我想，对老张而言，这间书舍，更多意义上是他的个人爱好与记忆的陈列馆，卖多少书并不重要，或者说，这是属于他一个人的“编辑部”，能有一张杂乱的书桌供他继续案头工作就好。

告别时，绿茶用手机拍摄记录书舍的视频内容，老张和我们在巷子里聊天，不时有电动车按喇叭，我们侧身让过去，继续说话。一个衣着时尚的女子，将她的电动摩托停在书舍墙根，翩然走进对门家中。一个牵着大黄狗的女孩，徘徊在书舍门前，等到我们说话的空隙，询问老张可否牵狗逛书店，老张大手一挥，进！一辆躺在书舍墙边的旧自行车，已经躺在那里许久，成为一件装饰品……小巷里的日常，和老张书舍的节奏一样，如此缓慢又如此具有强烈的生活真实感。

对了，老张的名字叫张福臣，如果去武汉，可去拜会他，碰面暗号是：“请问您是老张吗”，若他回答“如假包换”，即可接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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