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电子书拥有“览”的便利，读纸质书呼唤“藏”的智慧

（来源：湖州日报）

转自：湖州日报

　　年末的时候，我收到了某电子阅读平台的年度报告——今年阅读时长70小时，读过92本书，读完14本。也就是说，我所读完的电子书占读过的15%左右。这个比例很好地说明：于我而言，电子阅读是一个“探索”大于“完成”的过程。

　　电子书阅读带给我们充分“浏览”的便利。苏轼曾言“博观而约取”，得益于当下的电子阅读，我们拥有了“博观”的无限可能，这是每一个普通读者的幸运。如今的阅读软件有着检索、笔记、分享等便捷功能，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后，更是能一键提炼、一键速读、一键超链接，帮助我形成块状的知识图谱。从阅读效率来说，电子书几乎可以说是完胜纸质书。

　　那么，我是否可以将所有的书都转换成电子阅读，从而拆掉家中的书墙呢？坦白说，我一度有过这样的想法。仔细一想，还是不能。一个有趣的对比是，相比于15%的电子书“完读率”，我去年买来的数十本纸质书，只要开始读了，都是读完为止，“完读率”至少有95%。而且，我读电子书和纸质书的感受并不相同。依托于屏幕的电子阅读，本质上是一种单向的信息流，在阅读一些情节性强的小说或知识普及类读物时，这种“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体验很不错。但如果是阅读一些需要停下来咀嚼、徘徊、观望、对比的人文社科或经典文学作品时，电子阅读就暴露出了缺陷——在电子信息流中，我们容易走得太快、太顺滑，从而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记。

　　电子书取消了边界，在给予读者自由的同时，也让阅读变得过于轻松。人性本就是如此，轻松得来的事物，反倒不会珍惜。纸质书的存在，首先就提醒着我们：书曾经是稀缺的、珍贵的，正如其所承载的内容。有价值的纸质书，是需要“藏”的。法国哲学家萨特在《文字生涯》里回忆自己儿时在外祖父的书房里玩耍，尚且不识字，却已然对书籍产生敬意。中国古人需要长期与潮湿、火灾、虫害乃至贫困作战，才能保有自己的藏书。他们都在稀缺与对抗中珍视着书籍。现在我们要对抗的是什么呢？不容忽视的是心理的怠惰、注意力的涣散。而纸质书的封闭结构，物理意义上的重量与厚度，等待着翻动和标记的书页，都在无形地迫使我们成为更主动的阅读者。它永远要求我们来接近它、挑战它、攀登它、打败它。

　　苏轼有一个“八面受敌”的读书论，可与“博观约取”对读。他说怎样才是读透一本书呢？“每次作一意求之”，从不同的角度来读，直到有一天，别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问你对这本书的看法，你都能从容应对，这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有经验的阅读者知道，要达到“八面受敌”、战无不胜的程度，还是得通过纸质书阅读实现。

　　总之，电子阅读带给我们“览”的便利，纸质阅读则呼唤“藏”的智慧。“藏”不只是收藏，更不是庄子所批判“藏舟于山”的占有囤积心理，而是《礼记》所言“藏焉修焉”的珍重与实践。只要有了“藏”的珍重，电子书也好，纸质书也好，都可以是“藏书”。我会大量阅读电子书，充分利用各种功能进行信息检索、笔记整理；我也会在试读后，从中筛选值得购买纸质书的书目。相对应的，如今我所买的纸质书，都是精挑细选后的“藏书”，我会将状态最好、精力最集中的阅读时间，留给这些值得精读和重读的书目，搭建起稳固的认知框架。有时，读完纸质书后，需要做大量笔记或资料整理，我也会找到对应的电子书版本。某种程度上，这便是“八面受敌”读书法的当代实践。

　　“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要体验阅读之乐，得有探索的自由，更要有思考的空间。电子阅读，让我们打破信息壁垒；纸质阅读，则让我们建立稳固的根基。在知识获取变得空前容易的人工智能时代，反倒更需要掌握电子阅读与纸质阅读“双管齐下”的方法，才能保有我们最珍贵的注意力、学习力和思考力。

　　（白杏珏，载《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