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山区教师的记忆：身兼数职，月薪45元，还要养活一家五口人

安远县长河初中七五年毕业班师生合影留念

赣州师范毕业后，1958年3月中旬安远县文教局给我们八位赣师毕业生分配工作了。我打开通知一看知道分到安远县塘村乡学任教员。“塘村”在哪里？别人告诉我塘村是靠近赣县小芬的小山村。受了党和国家这么多年的培养和教育，现在已到回报的时候了。我不管塘村是在哪个山旮旯，也不问那离家有多远，第二天就从家里收拾好简单的行装，急着上路去学校报到了。先到龙布再到白土，待打听清楚后又再走约三十里才到目的地。白土到塘村这段路两边尽是参天大树，枝叶繁茂，遮日蔽天。一种不知名的小昆虫发出“铃铃”的叫声，怪清脆的。

塘村乡学（小学）校舍蛮新的，大门进去后两边是教室和教师住房，后排是厨房和餐厅，礼堂在大院子中间。校舍规模不大，但较整齐。我住在校门侧边的小房间，与教室只是一墙之隔。我任三年级语文并兼该班班主任，因学校教师不多，学校的总务工作也是我兼管。我除上课还得管学校的经费开支以及老师的伙食，校长叶章权带领师生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捡木梓、种小麦，养猪等搞得很出色。因为成绩显著，暑期叶校长到庐山去疗养。校长房间放有一大缸的茶油，那是勤工俭学时师生捡木梓榨的，每当校长不在学校时，我们老师便会秤油煎薯包吃。这油按平价算，一斤只几角钱。

13. 身兼数职，忙乱岁月

大跃进的年代里我们小学教师的社会工作真是蛮多的。县要文化大检查，小学老师要下村画壁画、写山歌布置专栏；县卫生检查，小学老师要下村组织社员群众扫地挖水沟。扫盲更是小学教师的神圣义务，设识字岗、做见物识字牌等忙得很。一天我被派到离校二十里的上龙去突击扫盲，社员从天黑前读识字课本一直到第二天上午的九点钟，接着就敲锣打鼓去公社报喜，说那里的社员群众已经脱盲了。此事在以后看来是荒唐，但五八年的确是这样做的。

老师常要到离校三十里的龙布中心小学开会，会后的当晚就摸黑返校。实在回不了就钻到龙布中心小学住校生的被窝里囫囵睡一宿，第二天返校还不得耽误课务。

我在塘村小学校期间年女曾两次来到学校，一次是带女儿来，另一次是帮我挑课本。我嫂也从石子坝水库工地来了一次我学校。

14. 辗转各校，校长难当

寒假将至，叶章权校长从县局开校长会议回到学校通知我，说我被调到槎江小学任校长。

放寒假后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家乡实行四集中（也称大集体），我家搬到欧坑居住了。那里聚集着上百口人，春节一连几天“吃大餐”，有鸡鸭鱼猪肉，社员放开肚皮要吃就吃，不吃白不吃。我从学校回到家里也编有席位，与大伙儿快乐“过大年”。

就在这时，我妈被一位社员搓的草席绳拌倒在地上起不来，当即瘫痪了。我妈的眼睛早已失明，现在又遭此难，真是祸不单行。从此我妈终日躺在床上，一日三餐饭要人送，屎尿要人端。我真不明白人老了为什么会遭如此劫难。

五九年春节后我自挑铺盖从塘村来到槎江小学。这小学的校舍是原来槎江圩上的几间店房，中间个大坪大概是“圩肚”吧，圩肚的左边是教室，右边是教师住房、办公室和厨房等。我这个校长的住房是在一间店房楼上，人一进去楼板就会颤动，墙壁的一条裂缝非常明显。除上课学生用的课桌凳外，老师的办公凳也找不到一张。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只闲间堆放着去年大集体留下不少的芋子，这芋子我们老师还吃了好一段日子呢。

天气晴好时学校教学较正常，如果天公不作美的话，学生就少来一半，有时连课也上不成。因为学校后面有一条河，下雨河水稍涨些，浮槎廖屋赖屋的学生就来不了学校。要建桥却没有资金，再说在那里花大资金去建桥也无价值，因为小学根本不宜选在那个地方做校址。面对这种情况，我作为校长只能望河兴叹！

第二年我又到河石小学去任校长。那里原校长是重石青龙圩的赖德亲，据说他与老师的关系有些紧张，局里决定我俩的工作地点对调一下。

河石小学的校舍也好不到哪里去，是由原来的罗汉殿（神庙）改建面成。在高高的山岗上，操场边上有几棵梅子树：操场下边是一条一米左右宽的乡间道路，上体育课时篮球常常会滚到路中央。

学生来自河石和河秋两个大队，校址在两大队中间，但来校的路途还是很远的。为此我们老师请一位工友给较远同学中午蒸一餐饭。

我在槎江、河石小学工作的几年时间，县文教局宣传部经常召开中小学校长会议。有时从县开会回校刚下车又接去县开会的通知。那大跃进年代上级布置下来的工作任务实在多，不开会是传达贯彻不下的。县里抽调文化教育大检查也多，每次都得一个多星期。我到过天心、长沙、双芫、版石等地检查，有时担任组长。每检查一处都要将情况向当地的书记或社长汇报。暑假期间要集中到县学习至少一个月时间；也有时参加某一个生产队的夏收劳动，吃住都在生产队。大跃进几年没有一个暑假不是由县统一安排。

15. 家事变故，艰难支撑

六二年长河公社民兵大比武如火如茶。老师学生用木头做成假枪，人手一支，课余时间要操练“立正”“稍息”。集中比武的日子，小学校长要到长河去协助组织。讲实在话，我那时并没多少时间真正静下心来抓教学。

我在河石小学任校长期间，我的家庭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是我家从欧坑搬回到新屋住一年后母亲去逝了，其次是年女与我哥嫂发生很多磨擦，最终就不欢而散——我与哥嫂分开家了；再其次是年女生了第二胎，即男孩红松，年女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又再其次我侄世章到南昌读大学，其费用有三分之二是由我负担。我每月四十多元工资既要维持一家的生计，又要抽出钱缴侄读书，其家庭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母亲去逝我非常悲痛。我从小没有父亲，母亲一把屎一到尿把我拉扯大，并尽量促使我哥嫂供我完成初中和师范的学业，我读师范时，她每看到我相片就流泪，原指望我读书毕业后能让她过上几天好日子，但我从师范毕业参加工作后并没有给她半点的享乐。她瘫痪在床时，一切均由我哥去处理，我连副药也没有给抓过，她离世时我也不在场，想起这些我不禁泪如泉涌。

鉴于上述情况我多次向县局提出调至离家较近的小学去工作，以便更能抽出适当的时间去照顾一些家庭。每年都写几次申请调动报告，我曾提出过调重石、心怀、镜溪、版石等地。县局根据我的实际情况调我到镜溪小学任校长。

镜溪小学校舍更是不像样子，全部是由原来的店房改建而成的。前头是教室，后头是教师住房。教室光线不好且不说，墙壁裂缝倾斜实令人担忧，这房子可称得上是一级危房，我将这情况向县局反映，县局派人下来实地调查后，就拔下一批经费让我们修建学校。

修建的具体工作是很棘手的，县局开会一再强调不是改建更不是重建，连基脚也不得移动一下；当地大队领导认为原有的店房是集体所有，要全部拆下另起炉灶不可以，占用一些街道让校舍扩大一些也不行。在此左右为难之际，只好把几扇将要倒塌的墙壁拆下，又照原样砌回去，其他一律未动。这样的修建后校舍的结构规模一点不变，只是没有倒塌的危险罢了。

那次修建校舍不尽人意，其原因很多，但主要的只两条；一是当地大队不予很好的支持，好像学校的事跟他们无关；二是我作为一校之长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会变通，没有跟当地公社大队领导坐下来研究，只是跟大队管文教的大队长商量，但大队长又不敢作什么主。第二条原因是最主要的。

我在镜溪小学工作时，偶尔看到一本常见病防冶的小册子，里面有关于麻风病症状的叙述，我无端地觉得自己脸上有蚂蚁爬感觉，又联想父亲曾患过此病，不由的紧张起来。我忧心沉沉地到永兴山麻风医院找人检查，那里的医务人员实际上也是饭桶，竟在我大腿上切片寄南昌去检查，但一直没有结果；我又经局长同意到赣南附属医院找医师检查，医生检查后写一张证明让我带回到局里，证明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没有发现麻风病症状”，可是我自己的疑团却没有消除，且一直困扰我几年。现在证明当时我根本没有患上此病，自己虚惊一场，荒唐至极。

我在镜溪小学工作期间我的第三个孩子红北出生了。年女在家一方面要参加生产队集体生产劳动，另一方面要喂养照管三个孩子，实在是辛苦。幸好我工作的地点离家只有二十余里，每逢假日我都会回家去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尽可能的减轻她的负担。

我妻年女是一把劳动的好手，在互助组时曾被挑选到牛岗坪比赛插秧，做了三个孩子母亲后出勤率仍很高，有时夜战也在场；但一个女人一天的工分只有七分，按当时最高分值五毛算，一天的劳动所得只是三角五分，这样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无法做够一家人的口粮钱。每年结分时我家总是欠债户。我四十五元工资除日常开支外，要用一大笔缴侄读书，剩下的全部还生产队的债务。有几次我家养的只八十多斤猪到生产队社员加餐时就把它宰了，猪肉折价抵口粮款。有一年公社一个姓谢的干部来到大队开会，硬要我妻将进了仓的口粮挑到大队部去，限时交钱，过了规定时间这口粮就没有了。

16. 卸下校长，重拾教鞭

六四年下半年我调到龙布中心小学任教导主任。从此我不是小学校长了。五年多的小学校长工作，让我尝到了里面的甜酸苦辣，我进一步认清了自己性格是那么的内向，不善言谈，只能苦干不善巧干，不是当学校领导的材料。如果师范毕业后调到一个规模较大点的小学或中学去任专职教员，可能会更能发挥我的专长，让我能有较大的作为。

我到龙布中心小学后对教导工作是陌生的，尤其头痛是课程表的编排，以前自己当校长要编课表只需一句话，现在轮到自己动手去排课，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龙布小学只有八个班，我自己是任六年级的算术课。（未完待续）

我的风雨百年路——一位八旬老教师的自述（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