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乡村教师被判死刑，行刑前委屈大喊：我为江姐做过很多事

1953年7月的川南小县城，暑气正盛。荣县城外的土台上，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一个三十出头、面容清瘦的乡村教师被五花大绑推上刑场。他叫黄茂才，读过几年中学，按理说在村里算“文化人”，可此刻，他被当成“杀害江姐的刽子手”，要以死谢罪。就在行刑队准备上前时，这个男人突然抬起头，嗓子撕裂般喊出一句：“我是冤枉的，我为江姐做过很多事！”这一嗓子，让现场不少人愣了一下，也改变了他后半生的走向。

要说清这句喊冤从何而来，纠缠其后的近半个世纪，又与重庆渣滓洞的一间牢房紧紧连在一起。

一、从逃壮丁到特务看守

时间往前推几十年。1930年代末，四川乡下兵荒马乱，抓壮丁像催命符。黄茂才出生于荣县杨佳人乡，家里是地道的贫苦农户，父亲早逝，家境捉襟见肘。为了供他念完中学，家里东拼西凑，能卖的都卖了。17岁那年，中学一毕业，他就明白一个道理：再待在老家，不是挨饿，就是被抓去前线。

为了避祸，他只得独自去了成都投亲。年轻人当时哪懂什么政治，想的很简单：找口饭碗，别被抓去送命。阴差阳错之下，亲戚把他介绍进了川康靖绥公署。这里是国民党在西南的军事机构，层层关系盘根错节。黄茂才没受过军事训练，又瘦又白，手里一杆好字，竟被看中做了文书。

在办公室里抄写文件、整理材料，对他来说，比端枪上战场要安全得多。没多久，他被提拔为少尉文书。再后来，由机关内部调往重庆，成了一名国民党特务系统里的看守，被派到军统驻重庆的监狱——渣滓洞。

从贫农子弟到军统少尉，看上去是一路“飞黄腾达”。但熟悉旧社会的人都知道，这条路未必光鲜。没有后台，没有军功，他不过是大机器里的一个小螺丝。整日与囚犯、皮鞭和冷冰冰的命令打交道，心里既害怕，又茫然。试想一下，一个从地主家被人喝斥“不能在我的地里埋死人”的穷孩子，突然被推到这种位置，心里有多拧巴，不难想象。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1948年夏天。

二、渣滓洞里的一次相遇

1948年7月，重庆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那天轮到黄茂才值勤，一名女囚被押到了渣滓洞门口。他照例接过押票，低头一看，上面写着三个字：“江竹筠”。手指微微一抖，心里“咯噔”一下。

江竹筠，重庆军统二处那边早已传得沸沸扬扬。这个女共产党员，在徐远举的严刑拷打下，竹签扎手指、老虎凳、电刑轮番上阵，就是咬紧牙关，一句话不松口。关于她的传闻，在特务圈里既带着恐惧，也带着某种说不清的敬畏。

真正见到本人时，他有些意外。眼前的女人个子不高，大约一米五出头，穿着一件略显宽大的旗袍，脸色极度苍白，眼眶发黑，眼白里布满血丝。这样的身子骨，竟能扛住那些酷刑，这一点，让黄茂才说不出是震惊还是好奇。

按规定，他先让对方登记。写到籍贯一栏，江竹筠写下“四川自贡大山铺”。黄茂才脱口而出：“还遇到个老乡呢。”对方只是冷冷抬眼，看他一眼，没说话，目光里满是不信任。

把江竹筠押到单独囚室后，他低声说了一句：“要是有什么需要，或者想买点什么，可以跟我说。”话刚出口，他自己都觉着别扭，不知道对方会怎么想。江竹筠只微微点头，心里却在琢磨：这人究竟是什么路数，为何态度不同于其他看守？

几天后，江竹筠被转入女囚室，与曾紫霞、李青林等人关在一起。一进门，她就悄声打听那个姓黄的看守。曾紫霞告诉她：“他叫黄茂才，人是我们争取过来的，已经做了一些事。”

原来，一个月前，曾紫霞与男友刘国志被押来渣滓洞，登记籍贯时，她写了“四川内江白马店”。一旁的黄茂才看了一眼，笑着搭话：“那算半个老乡了，我是荣县杨佳人，离内江不远。”临走前，他悄悄留下了一句：“以后有需要帮忙的，可以找我。”

有意思的是，就这么一句看似随口的话，让两位地下党员看到了机会。他们慢慢跟他拉家常，了解他的出身。贫农子弟，中学毕业，没有军旅背景，阴差阳错进了特务机关。这种经历，在他们眼里，分明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于是，一场在牢房里的“教育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在随后的日子里，江竹筠听完来龙去脉，给出了自己的判断：争取一个看守的意义不言而喻，但必须保护好他，不能让他过早暴露。她提醒狱中同志，对他提出的要求要有分寸，将来关键时刻，说不定还要靠这个年轻人救命。

话不多，却切中要害。

三、密信、毛衣与绝笔

渣滓洞的夜，闷得人发慌。某天夜里点名结束，人群散开的时候，江竹筠趁看守不注意，飞快把一小片纸塞进黄茂才的手心。他强作镇定，等回到宿舍，关紧门窗，才小心摊开。

纸上写着：“小黄，你还年轻，要多学习。我们知道，你也是对这个吃人的社会感到不满的。只要你思想进步，多做对国家和大众有益的事情，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早晚会给你出路的。”

这一段话不长，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心里压抑多年的一角。那晚，他辗转反侧，想起了少年时的情景：父亲病死，家里没钱买墓地，爷爷带着他到地主门口下跪求地，却被一句“我的地怎么给你埋死人”打回。最后，还是东家西家借债，换来了一小块“巴掌地”。

这些记忆，本来被他硬生生压在心底，如今被一句“吃人的社会”勾了出来。第二天，他走到女囚室门前，趁没人注意，低声对江竹筠说：“我同意信上的话。”说完，这个年轻人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江竹筠也回以微笑，其实心里已经有了打算。

接下来，谈话就不再仅仅是唠家常。江竹筠问他：“你知道我们共产党革命是为了什么吗？”黄茂才摇头。她慢慢讲起农民翻身、结束地主剥削，也讲国民党统治下民不聊生的现实，说到“你被拉去当壮丁，不过是他们要你替他们卖命”，说到穷人生活无着落，这个原本只想混口饭吃的看守，听得脸色越来越沉。

不得不说，这些话，他不是第一次听，却是第一次真往心里去。站在对面的是一个随时可能被处决的女囚，她说起“穷人有饭吃，有衣裳穿”的未来时，那种笃定，让人无处躲闪。

从思想上的接近，到真正承担风险，只隔着一步。那一步，是递出牢房的一封信。

当时，重庆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中有人叛变，掌握的情报极其重要，若不能尽快传到外面，党组织可能会遭受难以挽回的损失。狱中同志急需一条联系外界的线，大家最终把目光投向了黄茂才。

曾紫霞试探着对他说：“小黄，我们想请你冒一次险，帮我们带封信出去。”这回，可不是买点日用品那么简单了。黄茂才很清楚，一旦暴露，就是掉脑袋的事，所以犹豫难免。江竹筠和曾紫霞反复给他做工作，又帮他设计路线和掩护方式，说明如何才能不被察觉。

思前想后，他在第三天做出了决定。放风时，他移步到江竹筠身边，低声问：“信写好了没？”曾紫霞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郑重重复：“千万要小心，不能出半点差错。”这一次，黄茂才没有再退缩，只说了一句：“放心，我一定送到。”

信件顺利送达，外面的组织据此采取了紧急措施，避免了更大的损失。这件事之后，狱中同志对他的信任大幅提升。江竹筠明确告诉他，他现在已经是可以信赖的“自己人”，将来全国解放，会向上级报告他的功劳。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利用外出买菜、办事的机会，频频往重庆大学医学院女生宿舍跑，给一位名叫矿淑华的学生捎信。矿淑华则向他讲解解放战争的形势，介绍共产党政策，还送给他一本《社会发展史》。黄茂才把书用报纸裹好，带回宿舍，连夜翻看，用一支铅笔在书页边写下密密麻麻的批注。看完后，他又把书交还给狱中的同志们。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他帮忙的事情越来越多，风险也在增加。一次，他买来的报纸被一名地下党员看得入迷，忘了按时去打饭，被看守发现，差点牵连到他。那名同志咬死说报纸是在角落里捡到的，挨了一顿毒打，却守住了这个秘密。这一幕，黄茂才看在眼里，更加确定自己已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到了1949年，解放军一路西进，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军统机关开始频繁杀害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试图在溃败前“灭口”。狱中形势愈发紧张，大家都明白，时间不多了。

江竹筠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的结局。她想给这个年轻看守留下一点纪念，也算是一种认同。曾紫霞提议：“天气很快就冷了，不如给他织件毛衣。”这是在极端环境下，一个很朴素的念头——他们能给的，不多。

等黄茂才值日路过，江竹筠把他叫进牢房，量了一下肩宽、袖长。他一头雾水，不知道她们打什么主意。曾紫霞忍不住笑起来：“小黄啊，江姐说要给你织一件毛衣过冬，我们这是集体劳动。”李青林接着补充：“颜色买蓝色的，还要找块竹片削几根钎子。”

这一刻，黄茂才几乎说不出话。对于身在牢里的女同志们而言，一针一线都来之不易，她们却拿这些宝贵的时间和心力，用在一个“看守”身上。这不仅仅是一件衣服，更像是一种郑重的接纳。

毛线买回来了，竹钎子也削好。女囚们见缝插针，一有空就织两行。不到一周，一件蓝色毛衣织好，针脚细密，沉甸甸地落在他手里。他双手接过，轻轻点头，那种复杂情绪，不用多说。

不久之后，大屠杀开始。1949年11月下旬，重庆解放前夕，军统在白公馆、渣滓洞集中屠杀大批政治犯。江竹筠被押赴刑场，年仅29岁。

然而在此之前，还有一封极其重要的信，托付给了黄茂才。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在北京宣告成立。重庆仍在国民党控制之下，局势越来越紧张。渣滓洞看守所的负责人已对黄茂才心存疑虑，加上他家中传来母亲病重的来信，上级批准他返乡探亲。在离开前，他来向江竹筠告别，问有没有需要捎出去的信。

这一次，江竹筠沉思片刻，郑重写下了一封信，交给他，让他带到重庆市中山公园附近的育才小学，交给表弟谭竹安。这封信，就是她的绝笔。

信中，她托付三岁的儿子彭云，请舅舅代为抚养。她写下对孩子日后的期待，希望他长大后能为新中国的建设尽力。她还特别提到黄茂才，说明此人已被争取过来，经一年多考验，是值得信任的同志和盟友。

谭竹安收到信件后，又转交给江竹筠的姐姐谭正伦。谭正伦翻找许久，从箱底找出一张彭云的照片，托人带回渣滓洞。那天夜里，黄茂才悄悄把照片递给江竹筠。昏暗灯光下，她捧着照片，久久不语，只是静静地看着，仿佛要把孩子的模样牢牢刻进心里。

不久之后，黄茂才离开重庆，赶回老家探望病中的母亲。等他返回渣滓洞时，已是1949年11月，重庆城头插上了红旗。有人悄声告诉他：四天前，一批共产党要犯已被处决，其中就有江竹筠。他回到住处，反锁门，把那件蓝毛衣紧紧抱在怀里，哭得几乎说不出话。

四、误判、牢狱与迟来的昭雪

1949年重庆解放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土崩瓦解，各地开始对原特务系统人员清查甄别。黄茂才这样的身份，本就敏感。1949年底，他因“同情犯人，被视为不可靠”被遣返回乡。

回到荣县，他没有遮掩自己的经历，反而坦率地对乡亲说，自己在重庆为共产党办过事。那几年，国家大力扫盲，村里只有他读过中学，于是大家推举他当乡村教师，带着一群孩子识字读书。按常理说，这样的日子，如果就这样过下去，也算平静。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51年。那年2月的一天，他正在课堂上教孩子们写字，忽然几名公安人员上门，将他带走。消息很快在小县城传开：黄茂才曾是国民党特务，而且还被指认“参与杀害江姐”。

在群众心中，江姐这个名字，早已与“英雄”“烈士”紧密相连。对烈士的敬仰，转化成对“凶手”的愤恨，这种情绪可以理解。问题在于，案件查证过程中，并没有确凿的物证和人证，只是“有罪推定”的氛围太浓，没人愿意倾听一个原特务出身者的辩解。

1953年7月20日，荣县人民法院宣判：黄茂才，死刑。那就是前文所说的刑场场景。面对汹涌的人群，他在绝望中喊出那句：“我为江姐做过很多事！”这声呐喊，并非精心设计的“陈词”，更像是一种本能反应。他不是不怕死，只是不甘心就这样含糊了结。

也许是他的情绪太真切，也可能是当场有干部觉得案情有疑。当日执行时，法院当场改变了判决，将死刑改为无期徒刑，并决定继续调查。

然而，从形式上看，他仍然是“杀害江姐的凶手”。这样的帽子，沉重无比。狱中对他的态度可想而知，有人辱骂、有人鄙夷，他每次想起江竹筠在渣滓洞的那些话，心里一遍遍默念：“一定要活下去，总有一天，自己要亲手把这件事查清。”

带着这股倔劲，他在监狱里表现出极强的忍耐力。对分配的劳动从不偷懒，对别人的误解尽量不争辩，别人刁难他，他就想办法完成得更好。慢慢地，他赢得了一些管理人员的好感。1955年1月，他的刑期被改为有期徒刑15年，此后又几次减刑。

在外面，他的妻子杨淑琼扛起了整个家。她并不是不知道丈夫的“前科”，也听过外面流言，但她选择相信这个男人。她照顾老人，养育孩子，坚决不改嫁。村里人不理解，她只是说：“他不是那样的人。”这种近乎固执的信任，支撑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1964年9月，再减刑两年后，黄茂才终于重获自由。按法律程序，他是“刑满释放”，但社会评价并没有改变，仍然背着“杀害江姐”的阴影。更麻烦的是，作为被重点监督对象，他的一举一动都有眼睛盯着，更别提轻易到重庆去找人求证。

后来，历史又经历了一段波折。他的名声一再被翻出来，时常成为批判中的“反面典型”。这种长期的精神压力，要换作别人，早已认命，甚至选择逃避。然而他心里始终挂着一个念头：当年在牢房里那些眼神、那些话，总不能白白消失。

1979年，国家对许多历史遗留案件开始复查，他决定再试一次。他写了三份申请材料，详细叙述自己的经历和在渣滓洞所做的事，分别寄往当地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接待他的人并不冷漠，坦言也愿意帮忙，但话说得很实在：“关键问题是，没有证据证明你当年已被策反，这一点证明不了，复查希望不大。”

说到底，江竹筠、李青林等主要见证人早已牺牲，写进档案的内容又有限。没有人站出来作证，一切都只是“自述”，难有说服力。黄茂才想来想去，觉得当年狱中的女同志中，只有一个人可能仍在人世，而且大概掌握不少细节——曾紫霞。

问题来了。漫长岁月过去，渣滓洞的旧人都各自散落，曾紫霞在哪，他毫无头绪。

命运的下一次转机，来得有些突然。

1981年5月的一天，邮递员送来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寄件人单位：重庆市烈士陵园纪念馆。黄茂才拆开一看，是纪念馆负责人卢光写来的。信里大意是：他们在整理烈士档案时，发现材料中多次提到“看守黄茂才”在狱中为党组织做过不少事，希望他能到重庆当面核实情况。

对于已年近花甲的黄茂才而言，这无疑是一线生机。他立刻动身前往重庆，在烈士陵园见到了卢光。双方对照档案，他仔仔细细把渣滓洞的情况，从初到监狱、接触江竹筠、传递情报，到离开重庆前的托付，一一讲述。卢光听完，问了一句：“老黄，建国这么多年，你都在做什么？”

这简单一问，把他这些年的伤痕一下戳开了。他忍了很久的情绪，终于绷不住，当场大哭，把被判死刑、改无期、坐牢、监督劳动的经历断断续续说出来。卢光听后非常气愤，直言：“这样下去不行。你得去成都一趟，曾紫霞现在在成都中医学院教书。她要是给你写证明，你的事情就有转机了。”

这句话，几乎像是在阴霾里拉开一扇窗。

没过多久，他赶到成都中医学院。有人带他到一位女教师面前，对方戴着眼镜，穿着朴素，正看着他，语气认真：“你找谁？”黄茂才盯着她细看，心跳得厉害，连连确认：“你是曾紫霞老师？”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他的声音有些发颤：“曾老师，我是渣滓洞的黄茂才啊！”

对面的女教师愣了一下，随即大受惊动。多年记忆涌上心头，她马上把他请回自己家里。听完他这一肚子委屈与遭遇，曾紫霞气得在屋里走来走去：“这算怎么回事嘛？怎么能把一个在革命中有特殊贡献的人这样糊里糊涂折腾几十年？江姐在九泉之下也难安。”

她当即表示，要帮他澄清事实。

接下来，她开始联系当年的知情者，撰写详细的证明材料。内容包括当年在狱中争取黄茂才、委托他传递情报、给他织毛衣、江竹筠绝笔信中对他的评价，以及后来获释出狱时对他的回忆等等。一份又一份材料，被整理成册，交到了有关部门手中。

1981年11月至12月，荣县方面成立专门调查组，派员到重庆、成都等地，走访几十名当事人，查阅大量档案。调查人员从烈士陵园、党史部门、当年相关单位找出了零散记载，再与各方证言一一比对。经过严谨的核查，事实逐渐清晰：

黄茂才，确曾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看守，但在渣滓洞期间，经地下党长期争取，已站到党组织一边，多次为狱中共产党人传递重要情报，还为解救烈士子女、保护相关人员做出贡献。所谓“杀害江姐的凶手”这一罪名，与事实完全不符。

1982年4月12日，法院正式作出结论：撤销原有刑事判决，为黄茂才平反昭雪。同月，荣县政协增补他为政协委员，每月发放生活补助。这个消息传开后，许多曾经对他冷眼以对的人，才恍然意识到，几十年的偏见原来是建立在错误信息之上。

从1948年江竹筠被押渣滓洞算起，到1982年平反，这个名字在历史阴影里兜兜转转三十多年。对当事人来说，每一天都是煎熬；从历史角度看，能有这样的纠错能力，已属难得。

19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环境逐渐平稳，黄茂才的身份也有了新的角色。他频繁应邀到学校、机关、部队作报告，用亲身经历给年轻人讲解那段历史。有意思的是，他每次讲起江竹筠，语气很少高声激昂，反而显得克制，只是反复强调：“江竹筠是真实存在的人，不是小说里的形象，她受的罪、做的事，都是一件件发生过的。”

1997年10月，重庆烈士陵园要对渣滓洞旧址进行修复，需要熟悉当年布局和细节的人提供指导。纪念馆特地请这位当年的看守，再次参与。此时，他已经73岁，头发花白，走路也不再利落。

重回渣滓洞，他一步一步走过旧日的通道，从大门到囚室，从监号到操场，每一个拐角都唤起记忆。走到当年女囚关押的那间牢房外，他停了很久，眼圈发红。片刻之后，站稳身子，深深鞠了一躬。

许多事情，从那一刻往回看，线索才算彻底接上。江竹筠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被捕，1949年牺牲；黄茂才1919年出生，17岁读完中学，因逃壮丁进了特务机关，1948年与江竹筠相遇，1953年一度被判死刑，1982年沉冤昭雪，1997年再次站在渣滓洞的门口。这一长串时间节点，串起的是旧社会的残酷、战争年代的复杂人性，也折射出新中国对历史问题逐步厘清、纠正的过程。

从一个被误认的“刽子手”，到被证实曾冒险相助革命者的“看守”，黄茂才的一生，说起来只是大时代中的一个小故事，却让人很难轻描淡写。毕竟，在渣滓洞那样的地方，选择转身，意味着赌上性命；在1953年那样的背景下，喊出“我为江姐做过很多事”的声音，又很容易被淹没。历史没有刻意拔高谁，也没有刻意贬低谁，只是慢慢把尘土拨开，让原本该属于谁的位置，回到它应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