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迎人口死亡高峰！22年1041万，23年1110万，去年死亡多少？

离世是一个极为庄重的命题，却也是每个人生命旅程中无法绕开的终点。正因如此，中国每年的逝者数量，始终牵动着公众的目光与思考。

2022年全国死亡人口为1041万人；2023年上升至1110万人。

那么，2024年呢？我国是否正步入一段前所未有的生命谢幕高峰期？

历史积压的课题，终将在时间中显影

近两年，公众首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清晰读到一组具象而凝重的数据：2024年，全国死亡人数为1093万人，出生人数为954万人，自然增长呈现负值——净减少139万人。

单看数字或许略显疏离，但若换作另一种表达：相当于一座常住人口超千万的特大城市，在一年之内悄然退出现实图景。

倘若将视野延展至更长的历史维度，便会发现，这并非突发性震荡，而是一场酝酿数十年、如今集中兑现的人口结构清算。

回溯1949年，全国死亡人数为1083万人，表面与当下相近，但彼时人均预期寿命仅约35岁，大量生命消逝于婴幼儿期、烈性传染病及社会动荡之中。

而今，我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9.2岁，绝大多数人得以抵达生理意义上的生命周期尾端。

真正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是1963年——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婴儿潮年份。

当年新生儿达2954万人，相当于当前每百名中国人中，约有4位诞生于那个春天。

时至今日，这批庞大群体正稳步迈入60岁、65岁门槛，整体进入慢性病高发、功能衰退加速、健康风险显著攀升的关键阶段。

可将其视作一场跨越半世纪的“人口蓄水”与“周期性泄流”：当年一次性注入社会肌体的巨大人口流量，如今正以集体性老龄化的形态，进入不可逆的释放通道。

因此，当前每年逾千万的死亡规模，并非偶然灾变的征兆，而是特定代际人群完成其完整生命历程的结构性体现。

据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等权威机构建模推演，这一“死亡高位平台期”将持续三十余年，预计于2060年前后攀至顶峰，年死亡人数或将逼近1900万，此后才逐步趋缓。

与其冠之以“人口塌方”的悲观标签，不如理性承认：这是人口年龄金字塔深层演变与历史积累效应共同作用下的必经阶段。

从“竭力挽留”到“从容作别”

这场持续数十年的生命退潮，对社会最切近的叩问，并非殡葬资源是否紧张，而是我们这一代人正在被时代推动着，重新习得一门久被忽视的生命功课：如何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过往家庭语境中的“已经尽力”，往往指向不惜成本启用呼吸机、气管插管、高风险介入手术等干预手段，即便临床判断已无实质获益，家属仍难启齿“停止抢救”四个字。

然而，近年来，一种静默却坚定的观念迁移正在发生。

以上海市为例，“生前预嘱”制度推广实施数年来，签署者数量持续攀升，其中60岁以上长者占比高达七成。

这批成长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人，亲历过物资紧缺年代，也见证了现代医学的飞跃式进步，如今越来越多人主动提笔落墨：当疾病进入不可逆转的终末状态时，愿减少无效医疗干预，优先保障身心安宁与人格完整。

这种选择背后，是安宁疗护理念日益深入社会肌理的印证。

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已建成多家独立建制的安宁疗护中心；不少三级综合医院同步设立“舒缓医学”专科病区，其核心目标不再拘泥于延长生存天数，而是聚焦疼痛管理、呼吸支持、情绪疏导、灵性照护及家属心理陪伴等多维需求。

现实数据揭示出巨大落差：全国每年约700万患者亟需终末期专业照护，但实际接入规范化安宁服务体系的不足十分之一。

障碍既来自认知层面——部分家庭仍将签署放弃过度治疗文件等同于“不孝”；也源于供给短板——专业医护人员极度匮乏、医保报销目录尚未全面覆盖、临床评估标准尚未统一。

尽管如此，变化已在细微处扎根：一名资深老年科医生手写的预嘱指导手册被社区反复传阅；某三甲医院安宁病房新增的亲子阅读角与家庭合影墙悄然启用；基层卫生服务中心开始试点“居家安宁支持包”……这些微小却真实的信号表明，社会正以务实姿态，系统性补上“善终教育”这一课。

面对未来每年千万级的生命告别，真正的焦点不应再是“该不该全力抢救”，而是能否为每位个体铺设更多元、更自主、更具温度的临终路径选择。

养老正演化为一项融合科技、制度与人文的系统工程

讨论“死亡高峰”，必然关联“老龄化高原”。二者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塑造着中国社会的深层转型。

截至2024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突破3.1亿，体量相当于三个日本总人口之和。

养老议题早已超越传统意义上“有人照料起居”的朴素范畴，深度嵌入医疗资源配置、长期护理金融设计、适老住房改造、银发消费分级、终身学习体系乃至代际关系重构等多重系统之中。

过去提及“养老产业”，大众脑海中浮现的多是按摩器械、滋补品营销或夕阳红旅游团；而今，整个产业图谱正经历一场静水深流式的重塑。

一方面，基础照护人力缺口触目惊心，业内估算持证专业护理人员短缺超过550万人；

另一方面，一批新兴职业正加速涌现。

例如“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师”，需掌握老年医学筛查、认知行为观察、社会支持网络分析及政策资源对接等复合技能，已成为多地人社部门重点扶持的新职业，起薪普遍高于行业均值。

目前已有47所本科高校开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老年福祉与管理等相关专业；各级职业院校的“健康照护技术”“智能康养工程”方向招生规模逐年扩大。

尤为关键的是，“算力”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养老服务链条。

智能心率贴片、毫米波跌倒监测雷达、AI语音认知筛查工具、环境压力传感床垫……

“人工智能+适老服务”已走出实验室，在多个城市社区落地应用：通过分析独居老人夜间活动频次、卫生间停留时长、厨房使用规律等非接触式数据，提前识别潜在健康恶化信号。

适老化改造也不再停留于加装扶手、更换防滑地砖等基础动作，而是依托算法模型，对门洞宽度、照明色温、地面摩擦系数、声控响应延迟等数十项参数进行个性化调优，切实降低意外跌倒概率。

与此同时，银发群体的正向消费需求持续释放：老年研学旅行、慢病数字化管理、银龄在线教育平台、适老化社交App等细分赛道，已被列为国家“十四五”银发经济重点培育领域，市场空间预计达数万亿元级别。

人口结构的老化与死亡峰值的到来，天然唤起人们对“负担加重”“财政承压”的本能担忧；但换个视角审视，它亦成为倒逼治理体系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从粗放应对转向精准施策的重要契机。

比如，长期护理保险如何实现城乡统筹与跨省结算？居家上门服务与机构托养之间怎样构建科学分级响应机制？医养结合究竟如何穿透行政壁垒，在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与社区日间照料站实现真实协同？

当复旦团队预测2061年将迎来死亡峰值之时，回望2020年代，我们极有可能将其定义为整套老年友好型社会基础设施的奠基期。

生前预嘱制度的立法探索、安宁疗护服务的标准化建设、智能适老产品的产业化落地、专业化照护人才的规模化培养——这些看似分散的实践，实则正沿着同一逻辑主线汇聚：让“长寿”不只是生命的长度延伸，更是质量提升与尊严保全的双重实现。

比起执着于人口总量曲线的下行趋势，我们更应聚焦一个更具操作性的命题：在这段不可回避的“死亡高位运行期”中，能否为每一位普通公民赋予更强的主体性——多一分自主抉择的空间，少一分身不由己的仓促。

人口数据自有其运行规律，但我们完全有能力决定：那些跃动于统计报表背后的鲜活生命，将以何种环境、何种节奏、何种尊严，完成他们人生最后一页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