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名额给了比我晚来两年的小周。
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件事。
跟谁说?
我妈走得早。我爸不管。我哥不在。
每个月,我的工资到账后,先扣掉爷爷的药钱。
一开始是降压药、降脂药。后来加了胃药。再后来加了安眠药。最后一年加了止痛的。
药费从每月三百多,涨到每月一千二。
再加上营养品、尿不湿、护理垫、换季的衣服。
我的工资五千八。
扣完药和日用,剩两千出头。
房租一千五。
剩下的钱,吃饭。
七年里我没买过一件超过两百块的衣服。
有一次同事聚餐,我说不去了,最近胃不好。其实是因为AA一个人要摊一百多。
这些事,我从来没跟家里人算过。
不是不想算。
是算了也没人听。
有一年过年,我试着在饭桌上提了一句。
我说,哥,爷爷的药费能不能你也分担一点?
我爸先开口了。
“你照顾爷爷是应该的。你哥在外面忙事业,挣的是大钱,你别老盯着这些小账。”
小账。
我哥当时什么也没说。
嫂子钱丽低头夹菜,嘴角有一个弧度。
不算笑。但我看见了。
后来过年的红包——
给志刚的儿子,两千。崭新的票子,装在大红包里。
给我的,没有。
不是二百,是没有。
从我二十三岁开始照顾爷爷那年起,就没有了。
我爸说:“你都工作了,还要什么红包。”
我哥的儿子那年四岁,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我二十三,每天半夜爬起来扶一个老人上厕所。
一个有红包,一个没有。
谁更需要那两千块钱?
没人想过这个问题。
也不需要想。
答案在每个人心里都是一样的——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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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住院那次,最凶险的一次,凌晨三点,爷爷突然喘不上气,血氧掉到八十五。我一个人把他从病床上扶起来拍背,一边拍一边按呼叫铃。护士来了之后让我去叫医生。
走廊很长,我跑的时候鞋掉了一只。
没管。光着一只脚跑到值班室。
那天晚上我打了十一个电话。
我爸——没接。
我哥——没接。
二叔——关机。
最后是隔壁床的陪护大姐帮我一起把爷爷推去做检查。
一个陌生人。
第二天我爸来了。
他看了看爷爷,看了看我,说:“你怎么不早点打电话?”
我说,我打了十一个。
他没吭声。
坐了二十分钟,走了。
3.
遗嘱的事传开了。
不是我说的。是二婶。
二婶是那种“消息不过夜”的人。
第二天,我在小区门口碰见楼下的张阿姨。
她拉着我的手:“慧芳啊,我听说你爷爷把别墅留给你哥了?”
我没说话。
“也是,你哥是男的嘛。老一辈都这样。你别想不开啊。”
她拍拍我的手,走了。
当天下午,二叔又打来电话。
“慧芳,过户的事你别掺和。你爸说了,这是爷爷的意思,不能改。你就安安心心的,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好好过日子。
和“好好做人”一样。
都是让我闭嘴的意思。
第三天,我去单位上班。
中午吃饭的时候,同事小周——就是拿了我那个后备干部名额的小周——坐到我对面。
“芳姐,听说你家里在分遗产?”
消息传得真快。
我说,嗯。
“分了多少?”
我筷子停了一下。
“爷爷让我好好做人。”
小周愣了一下,没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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