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少将误机潜伏八年终落网，因祸得福享百岁

2009年7月，贵州务川县一间普通民房里，一位102岁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气息已经非常微弱了。家人围在床边，问还有什么心愿没完成。老人嘴唇动了动，说不出声，颤颤巍巍伸手要了纸笔。在场的人都屏住呼吸看着，只见笔尖在纸上缓缓移动，歪歪扭扭写下三个字——"较场口"。

写完这三个字，老人闭上了眼睛，再没有醒过来。较场口是什么地方？这三个字为什么让一个百岁老人至死都放不下？这个故事，得从60年前说起。

毕业之后，郑蕴侠先在部队干了一阵子。抗战全面爆发，这位黄埔生确实上过战场、打过硬仗。台儿庄战役，是中国军队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郑蕴侠亲历了这场血战。1941年最困难的时期，郑蕴侠兼任《世界日报》采访部主任，还跟着中国远征军去了缅甸做战地通讯工作。这段经历，说明此人早年确实为抗日出过力，有功。

可人的命运，往往在某个路口就拐了弯。抗战胜利后，郑蕴侠从前线转到了国民党中统局的情报系统。中统是什么地方？专门搞特务活动的。在这个系统里，郑蕴侠凭借黄埔背景和上海法学院的学历，一路升到了少将级别。要知道，军统头子戴笠也就是少将军衔，郑蕴侠在特务系统里算高级别了。这份"前途"，把一个曾经的抗日军人，彻底拉进了另一条道。

1946年，重庆较场口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政治协商会议刚结束，重庆各界群众在较场口举行庆祝大会，结果一帮特务冲进会场，用预先藏好的警棍和石灰包袭击与会人士，郭沫若、李公朴等爱国人士被打伤，大批群众流血。这就是著名的"较场口血案"。

而提前一个星期就安排特务把凶器藏进会场、现场指挥行凶的人之一，就是郑蕴侠。1947年的"沧白堂事件"同样如此，进步学生被拍照、被抓捕，背后也有郑蕴侠的手笔。这些血债，让这个名字被牢牢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唯一的希望在成都。那边还有最后一班飞往台湾的航班。郑蕴侠带着司机和卫士，连夜开车往成都赶。美国进口的吉普车，性能应该很可靠，可偏偏半路就抛了锚。怎么修都修不好，急得郑蕴侠团团转。直到很多年后被捕，真相才浮出水面——跟了自己十多年的司机李增荣，早就被地下党策反了，吉普车的引擎是故意弄坏的。这一招釜底抽薪，干净利落。

车坏了，郑蕴侠只能想别的办法赶路。等费尽周折到了成都附近，赤水河两边已经岗哨林立，解放军把守严密。很快就传来消息——成都机场最后一班飞机，在郑蕴侠离开重庆的时候就已经起飞了。

没人等过这位中统少将，没人在乎一颗"弃子"的死活。国民党大势已去，各自逃命，谁还顾得上谁？

走投无路的郑蕴侠开始了疯狂逃亡。脱掉将军服换上旧棉袄，化名"何安平"，扮成小商人混在难民堆里。成都、重庆相继解放，到处在搞镇反运动、清剿残余特务。

郑蕴侠知道，凭自己的身份级别和手上的血案，一旦被认出来，必死无疑。本来打算往云南方向跑，穿过边境去缅甸投奔国民党残部——当年在远征军待过，那一带的路他熟。可路上全是解放军的哨卡，根本过不去。期间还被抓过一次，靠着装成木材商人蒙混过关。

郑蕴侠到底不是一般人，受过专业特工训练，伪装能力极强，用自己的话说叫"装啥像啥"。在川黔交界一带辗转逃窜的过程中，偶然碰上一个潜伏在泸州的军统特工。

虽说中统和军统过去不对付，可这会儿都成了丧家之犬，只能抱团取暖。对方帮郑蕴侠伪造了新身份证件，从此"何安平"变成了"刘正刚"，在涪陵一家榨菜厂当起了小工。

可榨菜厂也待不长。1951年抗美援朝打得激烈，榨菜和炒面是志愿军的重要补给物资，榨菜厂成了战略目标，解放军代表直接进驻接管。郑蕴侠不敢多留，赶紧又跑了。这一跑，就跑到了贵州务川县濯水镇——一个只有一条丁字形石板街、不到两千人口的偏僻山镇。

这地方山高林密，和外界几乎没什么联系，偶尔有些行商游医路过。对一个要藏身的人来说，简直是天造地设的好地方。

郑蕴侠以"刘正刚"的身份在濯水安顿下来，走街串巷卖针线火柴等小百货。日子过得虽然清苦，但安全。当地搞土改，农会查了一圈，觉得这个外来的小贩确实穷得叮当响，属于贫民阶层，还给分了一份田地。一个堂堂中统少将，就这么混成了贫民小贩，谁能想得到？

后来郑蕴侠还在当地娶了个叫邵春兰的山东女人。两个漂泊的人凑到一起过日子，在这个穷山沟里像所有普通人家一样生活。1956年公私合营，"刘正刚"阴差阳错还当上了濯水供销社的会计。

这八年里，中央一刻也没有忘记这个人。周恩来总理对追捕郑蕴侠下过明确指示——"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公安部门抽调了28名侦查员，在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大片区地毯式排查，可就是找不到。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老牌特务，在偏远山区扮成目不识丁的小贩，确实很难辨别。

纸终究包不住火。1957年的一天，郑蕴侠背着山货去涪陵卖，在山路上迎面碰到了一个重庆的老熟人。当年在特务系统里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这张脸根本藏不住。郑蕴侠当即威胁对方不许声张。那人确实没在当地检举，却跑回重庆报了案。

很快，濯水镇上出现了几个陌生的"行货商人"，郑蕴侠凭着多年经验一眼就看出来——这些人是来盯梢的。自知在劫难逃，郑蕴侠选择了跳楼。从楼顶纵身一跃，可偏偏落在了当地人用来背货的稀背篓上，只受了轻伤。命大，硬是没死成。

一审判决下来——死刑。郑蕴侠没有上诉。可到了终审，法院改判15年有期徒刑。为什么？当时中央有个原则叫"可杀可不杀的不杀"。郑蕴侠被捕后态度配合，如实交代了全部罪行，没有隐瞒，也没有用掌握的情报跟政府讨价还价。

这份坦白救了自己一命。据档案记载，听到终审判决那一刻，郑蕴侠说了句："这一判，让我觉着自己还能活。"

监狱里的日子不好过，可郑蕴侠确实在认真改造。经常跟狱友和管教说一句话：凭我犯下的罪恶，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是我命大，是政策伟大，给了我重生的机会。这话说得诚恳不诚恳，外人没法百分百判断，可后来几十年的所作所为，多少能说明一些问题。

郑蕴侠这辈子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讲课不照本宣科，掺杂着大量亲身经历和历史掌故，学生们都爱听。一个前中统少将站在讲台上给孩子们讲中国近代史，这画面想想也够魔幻的。

再后来，郑蕴侠当上了务川县政协委员。年纪越来越大，走路都慢了，可每次开会从不缺席，认真记笔记、提建议。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陈立夫的昔日下属、国民党元老的旧部——积极促进两岸和平交流。

2005年9月，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98岁的郑蕴侠作为台儿庄战役的亲历者受邀出席。老人穿着中山装，胸前别着纪念章，讲起当年滕县战场上和日军拼刺刀的情景，声音颤抖。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晚年的郑蕴侠跟身边的人讲过一番心里话：当年没赶上那班飞机，当时觉得天都塌了，一辈子完了。可回过头来看，那些去了台湾的老同事老上级，好多人没几年就在内斗中被清洗掉了。留在大陆虽然坐了牢、吃了苦，可也看到了这个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要是上了那班飞机，八成活不到这个岁数。

这段感慨里有多少真心话，有多少场面话，每个人可以自己掂量。可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从被特赦到去世的34年里，郑蕴侠没做过任何对不起这片土地的事。教书育人、参政议政、推动两岸交流，一个曾经手上沾满鲜血的中统特务，用后半辈子换了一种活法。

2009年7月10日，102岁的郑蕴侠走到了人生尽头。家人问还有什么遗愿？老人已经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了，拿笔写下"较场口"三个字。家人明白，1946年较场口那场血案里丧命和受伤的爱国人士，是压在这个老人心头六十多年的石头。活着的时候想回较场口去鞠一躬、道个歉，可身体不允许。这个心愿，到死也没能完成。

一个人的一辈子，浓缩了中国近百年最剧烈的动荡。少年立志报国，中年陷入歧途，手上有抗日的功也有迫害爱国人士的罪。一张错过的机票改写了全部命运——八年亡命天涯，铁窗之下洗心革面，白发苍苍重新做人。

这段故事里没有什么大道理，就一个朴素的事实：时代的洪流面前，每个人都只是一粒沙子。顺着走还是逆着走，选对了路还是走错了道，最后的结果可能天差地别。至于那三个字，"较场口"——也许是忏悔，也许是对自己一辈子最沉重的总结。这笔账，历史记着，后人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