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家后人：光环下的阴影，血脉中的变质

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家族能像孔子后裔那样，享有如此长久而特殊的尊荣。从汉代开始，“衍圣公”的爵位代代相传，孔府历经两千余年而不衰，堪称世界家族史上的奇迹。然而，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仔细审视这支血脉的延续轨迹，会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那些承袭“至圣先师”血脉的后人们，有多少真正继承了先祖的精神？又有多少，不过是躺在祖先功劳簿上、不断往孔子脸上泼粪的软骨之辈？

更令人警醒的是，如果我们翻开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会惊讶地发现，书中那个令人作呕的汉奸冠晓荷，与历史上某些“衍圣公”的嘴脸，竟是如此惊人的相似。

“世修降表”这个标签，绝非空穴来风，而是孔家北宗一脉用一次次卑躬屈膝换来的历史定评。

让我们翻开史册看看：

1644年，清军入关。明朝所封的衍圣公孔胤植，堪称政治投机的“典范”。清军刚入北京，他立即献上《初进表文》，对顺治皇帝极尽阿谀：“承天御极，以德绥民”、“六宇共戴神君”。更令人不齿的是，当“剃发令”这一民族屈辱政策下达时，他又带头献上《上剃头奏稿》，率领全族剃发易服。作为孔子后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文化传统，在爵位面前一文不值。

清末，列强瓜分中国。德国强占胶州湾，英国强租威海卫，民族危亡之际，衍圣公孔令贻在做什么？他主动向英国殖民者索要英王爱德华七世画像，“披红挂彩”地请进孔府，供奉于殿堂之内。洋人的画像，与孔子牌位并列，这是何等的讽刺？

这一幕，像极了《四世同堂》中的冠晓荷。那个整日做着“官迷”梦的无行文人，最大的本事就是攀附权贵。日本人来了，他迫不及待地把侵略者当“朋友”，四处钻营求个一官半职。孔令贻供奉英王画像，冠晓荷巴结日本军官——他们的膝盖，跪的是同一个方向：强权；他们的眼睛，盯的是同一样东西：利益。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窜访曲阜，末代衍圣公孔德成赋诗相赠：“江川珠泗源流合，况是同州岂异人”——鼓吹中日“同文同种”，为侵略者涂脂抹粉。若非蒋介石紧急派兵将其护送至后方，这位“圣人之后”只怕又会效仿先祖来个飞速滑跪。

一部北宗衍圣公史，就是一部改朝换代时的“抢先投降史”。金人来降金，元人到降元，清兵入关降清，洋人来了巴结洋人——除了跪得快，哪有一丝“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孔门风骨？

之所以把孔令贻和《四世同堂》里的冠晓荷联系起来？因为老舍先生笔下的这个艺术形象，恰恰精准地解剖了衍圣公们的精神内核。

冠晓荷是谁？

他是北平城里一个没有骨气的“体面人”。他缺德无行，却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他毫无廉耻，却热衷攀附权贵。在他的人生哲学里，谁掌权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自己能不能在乱世中继续过“体面”的日子。于是他认贼作父，把日本人当“朋友”，四处钻营，甚至不惜出卖街坊邻居。

更让人恶心的是，他不觉得自己在当汉奸。他反而觉得自己是“识时务”，是乱世中的“聪明人”，是懂得“顺势而为”的高明者。他那副奴才相，不是被迫的，而是发自内心的、甘之如饴的。

老舍先生写冠晓荷第一次拜访日本人时的场景，入木三分：

他穿上最好的袍子，戴上最体面的帽子，拿着最讲究的手杖，像新姑爷拜年似的，规规矩矩地去求见。他不懂得什么叫亡国奴，他只知道自己是个天才，而天才理应受到任何时代的重用。

现在，让我们把这个形象投射到孔令贻身上：

英国强租威海卫，殖民者的大炮架在家门口。此时，一位“圣人之后”、天下读书人的精神领袖，本该做些什么？是像无数普通百姓那样愤慨？是像士大夫那样上书抗争？至少，也该保持一份沉默的尊严吧？

但孔令贻的选择是：主动向英国殖民者索要英王画像，披红挂彩迎进孔府供奉。

这套操作，和冠晓荷有什么区别？冠晓荷巴结日本人，是为了谋个一官半职；孔令贻巴结英国人，是为了保住“衍圣公”的爵位和孔府的特权。 冠晓荷把日本人当“朋友”，孔令贻把英王画像与孔子牌位并列——他们的膝盖，跪出了同样的弧度；他们的灵魂，散发着同样的腐臭。

更可怕的是，孔令贻恐怕和冠晓荷一样，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在他看来，这或许只是“与时俱进”，只是“顺应时势”，只是保全家族的“智慧”。他却忘了，他的祖宗教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他也忘了，他的祖宗教过：“见义不为，无勇也。”

冠晓荷是文学形象，孔令贻是历史人物。但他们的精神，是同一个谱系里的“软骨家族”。

如果说古代衍圣公的软骨尚可归咎于封建制度的裹挟，那么当代某些孔氏后人的言行，则完全是个人的选择了。而他们的表现，同样令人失望，甚至带上了一丝冠晓荷式的“精明”。

以北大教授孔庆东为例。他常自称为“孔子第73代传人”，在公开场合也常以孔门后人自居。然而，他的言行与孔子所倡导的“温良恭俭让”形成了怎样的反差？

• 他曾在微博上大骂网友是“狗汉奸”、“杂种”、“人渣”；
• 他攻击穿汉服的年轻人是“假古董”、“神经病”；
• 他发表“建议取消年夜饭”等雷人言论，引发众怒；
• 他在课堂上、网络上动辄爆粗口，毫无学者风范。

孔子教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庆东却是“己所欲，强施于人，己所不欲，加倍骂人”。

更可笑的是，当舆论批评他与孔子形象相悖时，他竟以“我是研究鲁迅的，鲁门弟子，有点脾气怎么了”来自我开脱。需要孔子的光环时，他是“孔子第73代孙”；需要骂人时，他又成了“鲁门弟子”。 这种身份切换的“精明”，是不是像极了冠晓荷？需要时，他是“体面人”；攀附时，他是“识时务者”——一切身份，都是工具；一切原则，皆可抛弃。

而这并非个例。纵观当下某些打着“孔子后人”旗号招摇过市者，有几个真正在践行孔子的思想？有靠“孔子”名头敛财的，有搞封建祭祀秀的，有攀附权贵的——圣人的光环，成了他们最好的遮羞布和敲门砖。

他们就像冠晓荷的徒子徒孙，虽然时代变了，跪拜的对象变了，但那份“精明”、那份“软骨”、那份把一切神圣当工具的市侩，一脉相承。

为什么我们需要对“孔子后人”祛魅？

因为血脉不等于精神。

孔子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思想、他的教诲、他对“仁”与“礼”的追求。这些精神财富属于全人类，属于每一个认同并践行它们的人。但血脉传承，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偶然事件，与个人品德、学识、贡献没有任何必然联系。

朱元璋的子孙有饿死街头的，也有祸国殃民的；岳飞的后代有精忠报国的，也有贪生怕死的。孔子后人中出现孔胤植这样的软骨头、孔令贻这样的“供奉洋像者”、孔庆东这样的争议人物，恰恰说明了这个最简单的道理：祖宗的德行，不能当作子孙的信用卡无限透支。

真正的孔门精神，恰恰应该是：“当仁，不让于师”——即便是面对祖先，也要以“仁”为标准，而非盲目依附。

那些真正值得尊敬的孔子后裔，从来不是靠姓氏吃饭的人。比如南宗孔繁豪，抗战期间冒死护送孔子夫妇楷木像，拒绝与日寇合作；比如无数隐于民间、默默耕耘的孔姓普通人，他们不自矜于出身，靠自己的努力生活。他们才是真正继承了“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的孔门风骨。

至于那些冠晓荷式的“衍圣公”们——无论是古代的孔令贻，还是当代的某些跳梁小丑——都将被有识之士所唾弃和不齿。

孔子是一座文化丰碑，但不是孔家私产的看门人。

我们应该尊敬孔子，尊敬的是他的思想学说；我们也可以尊敬某些孔子后人，尊敬的是他们个人的品德和贡献。但绝不应该因为一个人姓“孔”、自称“孔子后人”，就自动奉上敬意，戴上光环。

相反，正因为孔子地位崇高，他的后人更应该谨言慎行，更应该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那些躺在祖先功劳簿上、动辄“我祖上如何如何”的人，那些言行粗鄙、给孔子抹黑的人，非但不配得到尊敬，反而应该被加倍鄙夷。

老舍先生写冠晓荷，是让后人看清汉奸的嘴脸。我们审视某些“衍圣公”，是为了不让历史的重演被“圣人之后”的光环所掩盖。

祛魅，不是打倒孔子，而是打掉那些寄生在孔子光环下的“神圣家族”。让光环回归思想，让血脉回归平凡——这才是对孔子真正的尊重。

毕竟，往孔子脸上泼粪的，从来不是批判者，而是那些顶着他的名号、却活成冠晓荷的不肖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