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调查丨一起含砷危废跨省倾倒案追踪

新华社太原2月25日电题：一起含砷危废跨省倾倒案追踪

新华社记者王皓

省际交界处的农村山沟，承包土地变为危废存放“暗仓”；含砷工业垃圾距离黄河和饮用水源地不足5公里……2024年1月至3月，多名不法分子唯利是图，运输危险废物倾倒至山西临猗县境内，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威胁。

近期，案件涉及危废完成依法处置，解除联合挂牌督办，法院作出一审宣判。记者追踪采访案件背后的黑色利益链，追问顽疾背后症结。

跨省倾倒危废的黑色链条

2024年3月，有群众反映，在临猗县的一条土沟内，掩埋有不明物质的固体废物。当地调查后发现，该沟壑中有灰黄色块状、白色粉末状、绿色粉末状等固体物质。司法鉴定结论显示废物类别为HW24含砷危险废物。

该地距离县城40多公里，危废填埋处距离省际分界线黄河的直线距离不足5公里。含砷危废存放在多个白色包装袋中，上面覆盖黄土，进入土沟的路口安装有上锁的铁门。

随后，当地生态环境、公安、检察等机构协作侦办，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8名。据办案人员介绍，张某通过违规操作取得处置危废的委托手续，并与山东烟台某环保公司业务经理对接；孔某则通过与陕西潼关某公司签订铅粉买卖合同，获取另一批危废的处置权。两人通过中间人都找到临猗人邵某作为“帮手”。

邵某联系到了村里这条沟壑的承包者姚某，以每车约3000元的价格达成协议，将承包土地变为危废存放“暗仓”。2024年1月1日至3月15日期间，40余车含砷危废被倾倒填埋至土沟内。办案人员通过调取微信交易记录发现，姚某收到邵某转账的“好处费”共计116600元。此外，邵某、张某和孔某违法所得分别为28万余元、38万余元和152万余元。

办案人员表示，涉案人员无视生态红线与法律底线，形成产废、转运、寻点、倾倒的违法链条，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

这是位于山西临猗县的危废填埋现场。新华社记者王皓 摄

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现场清挖危废超过4200吨，按照“谁损害、谁修复”的原则，同步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上述两家涉案企业共计缴纳2249万余元用于生态修复。参与后续生态修复的北京宝航环境修复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崔双超介绍，该地受污染土壤达12000立方米，最深污染深度达6米，治理周期超过1年。

近日，临猗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宣判，案件主要被告人邵某、姚某、张某、孔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5个月、2年10个月、3年8个月、4年4个月，均并处罚金，上述被告人均未上诉。

缘何成为治理顽疾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跨省跨区域倾倒危废案件屡屡发生：2021年，运输司机黄某先后4次从江苏镇江市拖运、倾倒工业污泥至句容市，造成周边牲畜非正常死亡；2023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公安机关对一起涉嫌非法倾倒25吨危废污染环境案立案侦查；2025年，甘肃白银查处一起涉及三省区的非法转移处置危废案件。

生态环境治理顽疾背后，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监管存盲区，执法难度大。办案人员表示，在一些案件中，犯罪分子往往买通当地人带路，将污染物倾倒在乡村的山洼、河流等隐蔽地带，以掩人耳目。太原理工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研究员李晓姣说，产废企业可通过篡改固废属性、利用道路运输抽查盲区等手段规避监管。

受访环保专家介绍，一些违法者将倾倒地点选择在偏僻区域，现有监测技术不易及时发现隐蔽转移行为。涉案车辆常常挂着不同省份牌照，从产废地到倾倒地需跨越多地，但不同省份的交通、生态环境部门信息未完全共享，车辆“换牌流转”“昼伏夜出”，行政边界成为监管盲区。

——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成本高。受访者表示，当前可循环利用的危废品种较少，不少危废的处置费为每吨3000元以上，有的甚至高达万元。

该案件一位办案人员介绍，为尽快处置几千吨含砷危废，他们在全省范围内对有资质的处置公司进行咨询，仅有6家公司具有处置能力，且报价都在8000元/吨左右。“处置能力有限，成本高。”受访业内人士说，由于违法成本远低于合规成本，利益驱使下，有不法分子铤而走险。

——相关人员法律意识淡薄。危废的环境风险贯穿产生、转移、贮存、利用、处置等各环节，一些涉事人员对危废处置和自身行为后果认识不足，往往因为一时逐利，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记者了解到，沟壑承包者姚某负责用铲车把固体废物包卸下并堆放，称自己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对方告诉他这是“矿渣”，需要临时存放，后来又告诉他“卖不了”“先用土进行覆盖”，姚某都一一照做。办案人员表示，涉案人员虽感知行为异常但不明晰法律后果，反映出对固体废物特别是危废的法律认知存在盲区。

构建全链条闭环治理体系

危废处置，一头连着产业发展，一头连着生态保护和百姓福祉。环保专家和基层执法人员建议，构建“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闭环治理体系，建立长效机制。

源头减量与规范申报是切断黑色链条的首道防线。山西省运城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贺运鸣建议，针对部分产废企业少报、瞒报危废产量的问题，应完善监管机制，将危废产生量与企业生产台账、能耗数据、排污许可数据等进行关联比对，从根源上杜绝危废“体外循环”。

此外，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不同地区产废类别差异较大，各地布局的危废处置能力也不同，建议针对特殊品类建立跨省协作处置机制。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攻关，开发低成本、高效率的处置技术和工艺，拓宽危废资源化路径，逐步降低企业合规处置成本。

李晓姣建议，推进产废环节全流程信息化监控，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填补现行单点监管漏洞。整合多部门数据资源，充分运用卫星遥感、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建立危废智能监控平台，让每一次转移轨迹都可追溯。

贺运鸣等业内人士认为，针对农村偏远地区成为倾倒“重灾区”的问题，可进一步健全基层环保治理体系。将农村集体承包地、废弃矿坑、偏僻沟壑等重点区域纳入常态化巡查，提升基层发现和处置隐患的能力。

受访专家建议，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可开辟“绿色通道”，加快案件侦办、起诉、审判进度，厘清全链条责任主体，为协调推进危废依法处置扫清障碍，减少污染和危害；从严执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依法追缴违法所得、责令赔偿生态修复费用，让违法者“得不偿失”；建立危废非法倾倒有奖举报制度，拓宽社会监督渠道。

来源 |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