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沪县城独生女的科技年

催婚、催育，这些往年春节餐桌上的“保留节目”，今年几乎一夜之间失声。取而代之的，是机器人、具身智能和大模型。这样的转向放在北上广深或许顺理成章，但发生在我所在的江苏小县城，多少让人感到诧异。

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话题不时绕到我的工作，几位长辈竟然主动聊起我写的科技类报道。大舅关心的是“现在买哪只股票更有机会”，小姨则替堂妹打听“文科生毕业后能不能进AI大厂”。那一刻，我一边受宠若惊，一边也真切感受到某种情绪的涌动。每个人都在想尽办法加入到这场科技创新的盛宴当中。

这或许是2026年春晚效应的外溢。这一年春晚可能是有史以来春晚科技含量最高的一届。多家具身智能公司，在同一时间窗口，面向14亿观众，集中展示自己的机器人产品。其实不光具身智能，元宝、千问、豆包掀起的“红包”大战，也成为了大家新的谈资，进一步加速了AI在下沉市场的普及和应用。

撒钱总是最有效的方式。

比如当时元宝发10亿红包，千问帮你买奶茶，我是实实在在薅了几十块的羊毛和两杯奶茶。中国太大了，不要小看这几十块钱的威力，它意味着两杯奶茶，一顿尚可的餐食，或者几十张福利彩票。腾讯、阿里、豆包的模型能力属于技术探讨的范畴，可它们在微信中传播开来，手把手花钱教你用AI，这跟10年前平台花钱教你打网约车没区别。

当科技以这种方式进入公共文化空间，它便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突破或资本市场的概念，而成为一种可参与、可讨论、可想象的现实。于是，我决定以自己所在的江苏小县城为起点，延伸到昆山、义乌等周边更为发达的县域，通过亲友们的工作与生活轨迹，去观察具身智能与AI等前沿技术，如何脱去实验室的光环，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

“还是用人划算”

我的家乡在江苏省南部，距离中国第一县级市昆山大约167公里，开车三个小时可达。在我成长的记忆里，除了上海，苏州几乎是身边亲友找工作的“第二选项”。

昆山早在2008年便成立机器人产业园，位于昆山国家高新区内；2012年9月获批国家火炬计划昆山机器人特色产业基地。过去两年，从苏州走出的机器人明星项目不在少数，许多企业在昆山落地建厂、扩产。

产业集聚带来的，是一整条从零部件到整机装配的链条，也是一批稳定而体面的就业岗位。我有位高中同学，毕业后进入专科院校学习自动化专业，如今便在昆山一家机器人企业做调试工程师，年薪接近20万元，已经落户安家。

去年，《苏州市支持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发布，从企业增资扩产到市场主体培育，从高能级创业平台到创新产品首试首用，层层铺设制度性支持。具身智能，成为招商新闻中的“高频词”。

但在一些企业看来，真正决定一座城市能否承接具身智能产业的，至少有两块硬条件：其一是硬件基础，工业体系完善、上下游配套成熟；其二是算法与研发能力，比如背靠高校与科研机构，保证持续的人才供给。这两点缺一不可。没有产业土壤，单靠政策口号，很难真正长出生态。

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并非所有县级市都具备昆山这样的工业底盘。一位在老家银行负责招商贷款的朋友告诉我，当地也尝试引入科技创新企业，但在缺乏完整产业链支撑的情况下，更多只能打造一种成本相对可控的“景观文化”。

于是我们看到，政务大厅里，人形机器人做导航讲解；城市公园中，机器狗承担巡逻与互动。这些画面，成为城市展示窗口的一部分，象征意义往往大于实际产出，用来宣告这座县城正与全球前沿产业保持同步。

如果把视线从城市门面移向居民家庭，节奏就明显慢了下来。江浙沪县城并不缺钱，但社会结构极其务实。一个干活细致、手脚麻利的家政阿姨，在这里拥有极强的性价比。年前我在北京请阿姨做深度保洁，按100元/小时计费，回到老家一说，家人反而觉得“比本地还便宜”。

在这样的成本对比下，机器人显得有些尴尬。以目前的功能和售价而言，在长辈看来，“还是用人划算”。不要说机器人养老，就连扫地机器人，也常因头发缠绕、导航失灵而被频频吐槽，难以真正进入家庭决策清单。

县城的消费逻辑其实有一条隐性的衡量标准，那就是“有面子”。汽车可以开出去，折叠屏手机可以在饭桌上随手把玩，都是可展示的社会符号。但是机器人现在还无法带来立竿见影的效率提升，又难以在熟人社会中转化为体面的谈资，它在下沉市场的热度自然很难高起来。

在媒体叙事中，我们经常谈论“未来已来”，但在实际落地中，当中还是存在相当远的距离。真正能得到广泛应用的技术，可能不是最炫目的那一个，而是最能算清账、讲明白收益的那一个。

我没问出口的是，人永远比机器人划算吗？倒不是说这个问题多难回答，只是我自己觉得有点残酷，探讨下去，他们会发现已经有相当多细分行业的机器人比人划算的多，人在所有社会生产和服务环节被逐渐取代，只是时间问题，而这个时间有多长没人知道，而转型必然经历阵痛，如果他们或者说在有生之年只能经历阵痛，而享受不到红利，就挺残酷的。

老师“用AI出题，再用AI解题”

硬件形态的机器人尚未真正进入家庭，但以大模型为核心的软件AI，已经通过“寄生”在短视频与社交平台的入口之中，悄然改写了县城人的使用习惯。

对AI，家乡的父老乡亲其实并不陌生。在义乌做生意的朋友告诉我，AI早已成为他们的“隐形员工”。直播带货不再需要反复打磨话术，几秒钟就能生成一套结构完整、情绪饱满的脚本；英语并不流利的老板娘们，也可以借助数字人分身，在TikTok上输出多语种视频，把生意推向海外。AI在这里不是概念，而是效率工具，是实打实能转化为订单的生产力。

但在更下沉的县域生活场景中，AI的角色又发生了变化。它未必被当作生产力工具，而更多被异化为“加强版搜索”或“平替版专家”。不少朋友已经习惯“有事就问豆包”，把AI的回答视为一种接近权威的存在。判断、建议甚至情绪安慰，都开始外包给算法。

不过，大家渐渐发现，意外也是存在的。

还在读初二的小侄女告诉我，老师现在已经习惯用AI批改作业，同学们遇到不会的题目直接问AI。大家似乎默认，AI给出的答案就是标准答案。有一次，她在家庭作业中遇到一道题，按照AI的解法完成，却被爸爸指出思路有问题。她最终采纳了父亲的意见，结果到学校后却被判错。她说，班上还有另外五个同学都是如此。

她回家“质问”爸爸，爸爸却坚持认为AI错了，还专门与老师沟通。后来才发现，老师是用AI出题，再用AI解题，于是把系统生成的答案视为唯一标准。那一刻，小侄女第一次意识到：原来AI也会犯错，而且错误会在闭环中被放大。

这件事带来的影响，倒没有让她从此排斥AI，而是开始不再盲信某一个产品。她学会了交叉验证，也学会了保留怀疑。我认为，这是一种朴素却重要的认知升级。

越是基层，越容易形成崇拜，这是信息不对称、生存环境以及权力结构共同塑造的结果。当上级开始使用AI作为决策工具时，下级为了合规，不得不去“崇拜”和追随那个可能出错的结果。如果这一点得不到及时纠正，很有可能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地盲从，而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信号。

我一位亲戚也聊到了AI的幻觉问题，不过他进一步断言，AI会让大部分人失去思考能力，我倒没这么悲观，只是在想，如果AI未来逐渐解决幻觉的问题，那更多的“小侄女”们发现AI出错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过年期间我看过一篇实验报道，大概是将一群人分成三拨写东西，A组纯手打，B组可以用google，C组用AI，结果是A组大脑皮层极其活跃，B组稍次之，C组则低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进入了“省电模式”，并且记不住自己刚写了什么。实验的结论之一是，长期依赖AI导致的认知依赖，可能是不可逆的。

“现在该买哪支股票？”

我们这行，风口、热点避不开，约投资人聊天、参加行业会议，聊的虽然是具体问题，但离自己不近，这次回县城过春节，亲戚们参与这场科技盛宴的方式，更直接：

“加仓”！

江浙沪一带的金融启蒙普遍较早。民营经济活跃、民间资本充沛，使得股票、基金几乎是家庭理财的“标配”。无论男女老少，对金融话题都颇为敏感。

来自杭州的“超级散户”章建平，便是江浙资金性格的一种象征。围绕他的故事在市场中流传甚广：早年以数万元起家，几经牛熊，滚雪球般放大资产规模。关于其发家路径的诸多传言，从未得到本人确认。

有报道提到，他背后或存在家庭持股团队，家族成员共同参与投资；除股市外，也布局不动产与商业物业。无论细节如何，这种“重仓出击、顺势而为”的投资风格，早已成为江浙资金的一种集体想象。

事实上，这类散户画像在江浙沪并不罕见。一项多年前的媒体调研数据显示，从地域分布看，广东股民数量占比居前，而江浙沪地区的居民参与证券投资比例同样处于全国高位。股票讨论，在这里既是理财行为，也是日常社交的一部分。

春节饭桌上，讨论度最高的话题就是看了春晚以后，哪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可以买？哪个上市公司给机器人供货最多？买了能涨多少？如果说应用层面的AI是对生活的“潜移默化”，那么在老家的饭局中，AI则更像一场围绕财富机会的集体投射，它未必被真正理解，却已被提前定价；未必真的需要改变生活方式，却可以重塑风险想象。

抽象一点说，除开技术与资本，这个春节的假期体验让我看到，科技发展并不是线性推进的进步叙事，而是在不同社会空间中，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从而重新理解人与未来之间的距离。更直白一点，无论身处北上广深还是江浙沪县城，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这场盛宴，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裹挟，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