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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出自东汉荀悦《汉纪》,这句话强调建章立制对治国安民的重要意义。荀悦是东汉哲学家、史学家,他继承前儒的重民思想,提倡爱民、惠民,认为仁义是治国之道的根本,主张德刑兼举,法教并行,所谓“政之大经,法政而已”。作为东汉末年著名的儒家思想代表,荀悦及其思想在历史上有相当的影响。
汉献帝觉得班固的《汉书》文繁难省,于是令荀悦仿照《左传》体例将其由纪传体改撰为编年体,记述西汉高帝至平帝十二朝史事,共30卷约18万字。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将《汉纪》与《汉书》并称“班荀二体”。
高度重视典章制度,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早在先秦时期,《尚书》就记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周礼》(又叫《周官》)与《仪礼》《礼记》并称三礼。在三礼中,《周礼》地位特殊,该书以记载典章制度为主,有着复杂严密、井然有序的治理体系,大到朝廷制度,中到分邦建国,小至基层治理,均在《周礼》中有周密的记载。历史上曾有“以周官治天下”的说法,比如明代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的设置也是仿照《周官》的六典。汉代刘歆、郑玄等大儒认为《周官》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周公致太平之书”。
《论语》“为政”篇中,有一段子张向孔子问政的记录:“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意思是,子张向老师请教:“今后十世的情况可以预先知道吗?”孔子回答:“商朝继承了夏朝的礼仪制度,周朝又继承商朝的礼仪制度。所以,即便将来一百世以后的情况,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孔子提出“百世可知”自然是虚指,但是通过典章制度、礼乐文化来凝聚力量、走向未来的逻辑确实是百世不易的。
以周礼为源头的古代典章制度,是古人政治、经济、社会、家庭各个方面行为规范的准则。这种重视制度的精神,被后世儒家所继承、发展。
比如为了“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唐玄宗开元年间修成的《大唐六典》就是一部重要的国家行政法典,它的编成使“一代典章,厘然具备”。这部法典对国家政策的咨询、决策、执行、监察、考核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制度规定,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行政制定了统一的法律法规,把各级政府机构行政纳入法制之下,在国家行政立法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体现出当时的制度文明成就。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古人对建章立制的重视,“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因为制度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具有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同时也可以明确看到自古及今随着世变时移,我们在治国理政的制度层面做出的增益和变化,生动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本文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刘同华、郝思斯),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由豆包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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