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酗酒事件，几乎贯穿了唐末五代藩镇之间的恩怨情仇

公元884年，唐僖宗中和四年的五月，黄巢的“大齐军”在屠戮了长安及其近郊之后，迫于粮食后勤压力，以及周边藩镇越来越紧的逼迫，仓促东撤。

黄巢主力从长安败退后，余部仍在河南一带活动，围攻陈州。宣武节度使朱全忠，也就是原来的朱温，当时镇守汴州，面对黄巢军的压力，感到力不从心。他向周边藩镇求援，其中最重要的求助对象，便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

李克用是沙陀族人，勇猛善战，麾下的沙陀骑兵在当时堪称劲旅。接到求援后，李克用率军南下，与朱温等部联合，在王满渡等地大破黄巢军，解了汴州之围。战事告一段落，李克用准备率军北返太原。途经汴州时，朱温为表感谢，力邀李克用入城，在上源驿设宴款待。这场本该是宾主尽欢的庆功宴，却成了改变历史走向的转折点。

李克用出身游牧权贵家庭，为人没那么多心眼，对人对事的方式只看表面，如果喝高兴了互相称兄道弟，李克用就真把对方当兄弟。可是，朱温却没那么好心眼。他看出李克用仅率少数兵力前来赴宴，因此起了图谋之心。《旧唐书》记载：“节度使朱全忠馆克用于上源驿。全忠以克用兵力寡弱，大军在远，乃图之。”这段话点明了朱温的算计。他看到李克用只带了少量随从入城，主力部队远在城外，便认为这是除掉潜在对手的良机。

朱温出身贫寒，早年参加黄巢起义，后来叛归唐朝，被赐名“全忠”，但他野心勃勃，深知要在乱世中立足，必须扫除障碍。李克用年轻气盛，战功显赫，又是沙陀贵族，对朱温而言，既是曾经的救命恩人，更是未来争霸天下的心腹大患。民间因此常将此事比作五代版的“鸿门宴”。

当然，站在朱温的角度上并不这么看。如《梁太祖编遗录》所述，称李克用在宴会上“乘醉任气”，“语颇侵之”。意思是李克用喝醉后意气用事，言语间冒犯了朱温。后唐的史书《旧五代史》则提供了另一个细节：“武皇酒酣，戏诸侍妓，与汴帅握手，叙破贼事以为乐。”说李克用酒酣之际，与陪酒的舞女调笑，又握着朱温的手畅谈破敌趣事，场面看似融洽。但紧接着笔锋一转，指出“汴帅素忌武皇”，朱温本就忌惮李克用，于是与部将杨彦洪密谋发难。无论具体细节如何，酒宴上的言语或行为冲突，可能成为了点燃火药桶的那颗火星。

五月十四日夜，上源驿内灯火通明，朱李双方宴饮直至深夜。李克用及其三百余名亲随、监军陈景思、大将史敬思等皆已酒醉，留宿驿馆。朱温则假装酒醉后退居密室悄然布置，他命令部将杨彦洪用大车和栅栏堵塞了驿馆周围的街巷通道，以阻断突围之路，并埋伏下弓箭手与士兵。准备就绪后，朱温一声令下，围攻开始。士兵们向驿馆投掷火把，瞬间火光四起，喊杀声震天。

驿馆内的李克用沉醉不醒。侍从郭景铢见情况危急，急忙冲入室内，先熄灭烛火以避弓矢，再用茵幕（被褥）将李克用包裹起来，藏于床下。他取来冷水泼洒在李克用脸上，急切地唤醒他：“汴帅谋害司空！”李克用这才从醉梦中惊醒，张目而起，引弓抗敌。此时驿馆已被大火和浓烟包围，李克用的亲兵卫队拼死抵抗，但寡不敌众。监军陈景思、大将史敬思等人为掩护李克用突围，奋力血战，最终皆殁于乱军之中。

正当生死一线之际，天气骤变。《旧唐书》记载：“雷雨骤作，平地水深尺余。”突如其来的暴雨浇灭了部分火焰，也扰乱了围攻者的视线。借着雷电之光，李克用在薛铁山、贺回鹘等数名贴身侍卫的拼死护卫下，找到机会，“逾垣仅免”，翻越围墙，侥幸逃脱。他们狼狈不堪地逃出汴州城，回到城外军营。而随他入城的三百余人，几乎全部罹难。

朱温发现李克用逃脱后，立即率军追击。此时，杨彦洪又献计道：“胡人急了就会骑马逃跑，一看到前面骑马的，咱就放箭。”不料，在混乱的追击中，杨彦洪这厮求胜心切，骑马跑在最前面。被朱温一箭射中，落马身亡。这一箭是误伤还是朱温有意灭口，已成千古之谜。杨彦洪作为具体执行者，他的死让此事的内情更加扑朔迷离。

李克用逃回大营，惊魂未定，清点损失后更是怒不可遏。他当即就要点兵攻打汴州报仇。其妻刘氏是一位有见识的女性，她冷静地劝阻了丈夫。刘氏认为，汴人不讲道义，谋害主帅，理应上告朝廷，由朝廷主持公道。如果此时擅自兴兵，天下人难以明辨是非，反而可能让朱温倒打一耙，指责李克用恩将仇报、挑起战端。李克用听从了夫人的劝告，强压怒火，率军北归太原。

事件发生后，朱温曾派人向李克用解释，说当夜的袭击是朝廷使者与杨彦洪合谋，自己并不知情。但这种说辞在当时就难以取信于人。黄巢虽败，其部将秦宗权等势力仍在，朝廷正倚重李克用这样的强藩平乱，唐僖宗远在四川，不太可能在此刻策划刺杀一位刚刚立下大功的节度使。后世史家多认为，这不过是朱温事后的推诿之词。

回到太原后，李克用接连八次向朝廷上表，控诉朱温“妒功嫉能，阴狡祸贼，异日必为国患”，请求唐廷削夺朱温官爵，并允许自己发兵讨伐。他还派弟弟李克修率领一万骑兵驻扎在河中地区，摆出进攻姿态。然而，此时的唐朝廷早已权威扫地，面对两位手握重兵的强藩冲突，唐僖宗除了恐惧，别无他法。朝廷只能派遣宦官作为使者，携带优抚诏书前往太原和解，并给李克用加官晋爵，从陇西郡公晋封为陇西郡王，试图以此平息事端。对于朱温，朝廷同样不敢责罚，反而任命其为同平章事，予以安抚。这种和稀泥的做法，根本无法化解深仇大恨。

朱温则坚称自己无辜。他写信给李克用，辩称“窃发之夜，非仆本心，是朝廷遣天使与牙将杨彦洪同谋也”。将一切罪责推给已死的杨彦洪和虚无缥缈的“朝廷使者”。这番说辞自然无法取信于李克用，双方的信使往来，不过是公开决裂前最后的礼仪性敷衍。

上源驿的一场大火，烧掉了两位枭雄之间最后的温情与伪装，也彻底烧断了唐末脆弱的藩镇平衡。其影响之深远，远远超出了一次未遂的刺杀。从此以后，朱温与李克用及其家族结下了不共戴天的血仇。

随行李克用遇害的三百余人中，包括监军陈景思。正是此人当年向唐王朝举荐启用沙陀军，对李克用有知遇之恩。大将史敬思等也都是沙陀军中的骨干。这次损失，不仅让李克用痛失臂膀，更在心理上刻下了无法磨灭的伤痕。从此，以河东太原为中心的李克用集团（晋），与以汴州为中心的朱温集团（梁），形成了水火不容的对立之势。中国北方最强大的两股军事力量，从短暂的盟友变成了誓要消灭对方的死敌，拉开了长达近四十年“梁晋争霸”的序幕。

这场争霸构成了五代初期北方历史的主线。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双方在昭义镇（今山西长治、晋城一带）等地反复拉锯争夺。昭义镇地处太行山两侧，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谁控制了这里，谁就掌握了进攻对方的跳板。890年，李克用夺取昭义镇，但不久当地将领叛归朱温。双方围绕潞州等要地展开激烈争夺，战事惨烈。901年和902年，实力逐渐占据上风的朱温，两次亲率大军围攻李克用的老巢太原，企图一举铲除心腹大患。李克用据城死守，加上天气等因素，朱温两次都未能成功。太原的坚守，使得朱温无法彻底统一北方，天下分裂的格局得以延续。

在朱李两家拼死鏖斗下，仇恨甚至延续到了下一代。908年，李克用病重临终前，将儿子李存勖叫到床前，取出三支箭，嘱托他三件大事：讨伐背叛的幽州刘仁恭，打击背盟的契丹耶律阿保机，以及消灭世仇朱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矢之誓”。李存勖将三支箭供奉在宗庙，每次出征便请出一支，战胜后再送还，以此铭记父志。923年，李存勖最终攻破汴梁，灭亡后梁，建立后唐，算是为父亲报了大仇。

上源驿之变表面上看只是一起藩镇之间的互相吞并事件，但是它非常有标志性意义。加速了唐王朝统治秩序的最终崩溃。事件发生后，朝廷对强藩完全失去了制约能力，只能苟且调和，威信荡然无存。朱温在彻底消灭宦官势力和清流朝臣后，于907年逼迫唐哀帝禅让，自立为帝，建国号梁，史称后梁。李克用至死拒不承认后梁，仍沿用唐朝天祐年号，以唐室忠臣自居。这不仅仅是个人恩怨，也使得后梁政权的合法性始终受到挑战。后来，李存勖灭梁建唐，在法统上便强调是“中兴唐祚”，沙陀李氏也因此被部分士人视为唐朝正统的延续，而汉人朱温建立的后梁反而被斥为“僭伪”。

此外，事件也深刻影响了后来五代政权的更迭模式。阴谋、背叛、突袭、斩草除根，成为那个时代权力游戏的常态。朱温在白马驿将三十余名朝臣尸体投入黄河的暴行，其谋士所谓“此清流辈，宜投入黄河，永为浊流”的狂言，与上源驿的夜火一脉相承，都是武力至上、道德沦丧的乱世写照。忠诚与信义变得廉价，实力与诡计成为生存法则。这种风气一直弥漫在整个五代时期。

非常巧合的是，七十多年后，在同一地点，上源驿已改名为“陈桥驿”。又发生了另一场改变历史的兵变。后周将领赵匡胤在此“黄袍加身”，建立宋朝。从朱温的火攻到赵匡胤的兵变，开封城外的这座驿站，仿佛成了王朝更迭的舞台，默默见证着权力的血腥传递。而上源驿的那把火，正是这漫长乱世剧本的残酷开篇。它并非偶然，而是唐末以来中央权威崩塌、地方武力坐大、伦理秩序解体的必然产物。

一把火烧掉了旧时代最后的体面，也照亮了通往更加混乱和血腥的未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