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龑｜变节者还是爱国者？塞缪尔·约翰生的恩俸风波与政治底色

《约翰生传》，[英]詹姆斯·鲍斯威尔著，蒲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1800页，698.00元

塞缪尔·约翰生和霍勒斯·沃尔浦尔（沃尔浦尔首相的儿子，为行文方便，以下称小沃），都是英国十八世纪的名人。不过两人相遇的次数，按小沃在书信里的说法，“在我有生之年，拢共不到六次”。第一次是在皇家艺术学院，首任院长乔舒亚·雷诺兹爵士向他引荐了戈尔德斯密之后，又要介绍约翰生，小沃脱口而出，“免了吧，爵士。戈尔德斯密博士尚可，至于约翰生博士，切莫引荐给我”。约翰生在伦敦社交圈内炙手可热之际，小沃却放言，“纵然约翰生像猫一样有九条命，其生平四行文字足可打发”（“生平”和“命”，英文是同一个词，life）。约翰生去世后不久，时人决定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为他树立纪念碑，筹措了一笔数额可观的捐款，圣保罗大教堂的教长和全体教士也做出类似决定。有人为此征求过小沃，他拒绝出资。

霍勒斯·沃尔浦尔

小沃在《乔治三世时期的回忆录》中有言，“约翰生颇通掌故，也有才气，但性情偏狭，可憎可鄙......他举止卑劣，傲慢，鲁莽；他文风浮夸，用心险恶，荒谬可笑。一言以蔽之，他学究气太重，不愧乡村教师出身，夸夸其谈，根底浅薄”。在《乔治三世时期的日记》中，他称约翰生是“一介莽夫”“恶毒的宫廷辩护者之一”“变节者”“老朽昏聩的御用走狗”等等。上述引文集中在希尔版《约翰生传》第四卷314至315页的注释里。小沃的攻讦在书中不止出现过一次。比如在有关戈尔德斯密博士的注释中，小沃说，“其他时人，从无聊透顶、大言不惭的约翰生博士，到傻里傻气的戈尔德斯密博士，我绝不巴望结识”。他认为，约翰生虽然“有点识见，但后来代之以夸夸其谈，并为了一份恩俸，把识见卖掉了”（G. B. Hill ed., Boswell's Life of Johnson, The Clarendon Press, 1934, vol. I, p. 388, n3）。

统而观之，小沃的指控主要关乎两端：举止恶劣、政治背叛。本文关注的是后者，尤其是约翰生领受恩俸的某些政治背景，乔治三世登基之初，意欲摆脱辉格党权贵的束缚，因而极力笼络各方才俊，这也是1760至1770年代一系列政治动荡的开端。

乔治三世和他的首相

有关恩俸详情，《约翰生传》这样写道，“乔治三世登基给文学人士开创了一个更加光明的新前景，因为文人在前朝并未受到皇家优待。当朝国王在本国受的教育，以及他的情趣和仁德，激励他成为科学和艺术的赞助人。国王久闻约翰生是一位饱学善良之士，没有任何固定俸禄，便欣然赐他三百英镑的年俸。时任首相的布特伯爵有幸宣布这一敕赐”（[英]詹姆斯·鲍斯威尔：《约翰生传》，蒲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307页，译文略有改动，下引此书，只标页码）。1762年7月，英国王室授予约翰生恩俸，这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在约翰生自己的《英语词典》中，恩俸的定义是“付给一个国家雇佣的叛国者的费用”。

一时间，流言满天，众说纷纭。有人认为，颁发恩俸“是对约翰生的政治贿赂，目的是要他抛弃既定原则，沦为他认为是建立在篡权基础之上的一届政府的工具”（307页）。约翰生曾就此事多方征求朋友的意见。如果鲍斯威尔的话可信，至少他咨询过雷诺兹，后者答曰，这是对其文学成就的嘉奖，而且字典中的定义并不适应他本人。首相布特勋爵宽慰他道“给你恩俸不是因为你要做什么，而是因为你做了什么”（308页）。首相的态度极其诚恳，原话一字不落地重复了两遍，约翰生不仅听清楚了，也完全释怀了。

塞缪尔·约翰生

不过，时人对约翰生的谩骂，此起彼伏，一直不断。查尔斯·丘吉尔讽刺约翰生，“一边骂恩俸，一边领恩俸”，而上文中小沃所谓的“变节者”更是经典的例子。至于“恶毒的宫廷辩护者之一”“老朽昏聩的御用走狗”，指约翰生晚年为政府撰文辩护，尤其指他在1770年代写了《虚惊一场》（The False Fire, 1770）、《近来福克兰群岛事务之思考》（Thoughts on the Late Transactions Respecting Falkland’s Islands, 1771）、《爱国者》（The Patriot, 1774）和《征税并非暴政》（Taxation No Tyranny, 1775）等一系列政论。要想理解约翰生缘何得来这些骂名，必须回到当时的政治语境：实际上，这是乔治三世和首相布特的政敌发起舆论攻击的连带效应之一，可以说是反对派精心编织的理论说辞的必然结果。

乔治三世登基之初，意欲摆脱辉格党权贵的束缚，因而极力笼络各方才俊，这是颁发恩俸的背景之一。

乔治甫一即位，便以“英国人”的名义慷慨致辞，表达对英国臣民的无限敬意，他打算成为一名全心全意“爱国君王”。不同于乔治一世和二世，这位乔治出生于英国，也在这里接受教育，讲的是不带德意志口音的纯正英语，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前两位乔治王浓郁的汉诺威情结，在他身上都已淡化了。乔治自觉将自己塑造为一名“爱国者”，当时的新闻也多给出正面报道。1760年12月25日，《巴斯纪事报》刊登了一则新闻：“陛下考虑到与法国的战争，已经禁止在宫殿内饮用任何种类的法国葡萄酒，甚至他自己的餐桌上，也不例外。据估计，这每年至少能节省四万英镑。”该报道还赞誉乔治关心民众生活，竭力缩短王室哀悼期（指乔治二世驾崩），以便有效提振纺织业（Jeremy Black, George III: America’s Last King,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44）。同样，乔治三世也积极推动英国文化、艺术发展，如支持创作英语歌剧、建造体现英国历史的纪念碑等，国宾马车的设计也融入传统的英国元素。

杰里米·布莱克著《乔治三世：美国的末代国王》

不过在政治上，乔治三世决心实施超越党派的国策，很快就成为一个争议人物。他为何钟情于无党派之治呢？大名鼎鼎的博林布鲁克子爵，著有《爱国君王的理念》一书，这是乔治的政治启蒙读物，说他下了韦编三绝的功夫，并不为过。该书主张君主应品德高尚、不偏不倚，有能力凌驾于党派之上。这一观点因当时反对乔治二世的政治氛围而大获关注。乔治的父亲，也就是弗雷德里克王储，年轻时曾接受过类似教育，乔治也浸染其中。不过，汉诺威家族与其继承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了一个恶果：乔治缺少必要的政治经验。1750年代，乔治被视为是反对派的象征，这对他日后履行王位责任，意义也不大。乔治二世于1752年和1755年前往汉诺威，小乔治只是在会客室协助母亲料理一般性事务（George III, p. 49）。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与两位前任不同，乔治三世绝非一个追求实用主义的政客。他秉持宏图大计，是汉诺威王室中最具政治魅力的君主。乔治在1750年代的随笔中，称赞威廉三世为“解放者”，他决心充分行使一切合法的君主特权。乔治三世不怕君臣对抗，经常以极端态度审视政治事务，统治后期，他屡屡以退位相威胁。他对自身正义性，抱有绝对的信念，有时也不免固执、决绝，难怪别人视其为专断独行。他认为现行政治体制严重腐化，而集政治、社会与道德弊端于一体的派系斗争与奢靡之风，更令他深恶痛绝。他大力推行道德改良主义，这也根植于他强烈的个人虔诚。质言之，乔治三世最初的政策倾向，主要反映了他对超党派政府理念的拥护，而非批评者所指责的推崇托利主义。

1760年代，乔治三世的政治理念与许多大臣的立场冲突日益严峻，有论者放出声来说，国王是英国事务中一股危险的政治力量，正发挥着恶毒的作用。国王的反对者们或愤怒，或怨恨，他们试图通过干涉大臣任免的手段来加以制衡（George III, p. 51）。实际上，遴选大臣成为当时的关键问题之一。1760年10月27日，乔治将王室亲属（叔父坎伯兰公爵威廉与胞弟约克公爵爱德华）增补入枢密院的举措，未引发太大争议，但拔擢布特伯爵的决定，却成为日后一系列冲突的导火索。此类政治运作实际上反映了英国宪政的模糊性，也折射出英国统治阶层的内在张力：在1760年代的政治生态中，王权作为调和贵族派系的仲裁者的传统定位，正面临着必要的重塑。

此时，托利党已经解体了，实际的政治控制权掌握在一拨资深的辉格党政治领袖手中，如皮特、贝德福德，尤其是纽卡斯尔。德文郡公爵四世，是宫务大臣、前财政首席大臣及乔治二世遗留的内阁核心成员。他向年轻君主提出一则谏言，大意是：纽卡斯尔公爵已将贵族精英、金融财阀与促成光荣革命的政治势力凝聚成一个有效的联盟，正是这个联盟将汉诺威王朝推上王位并予以维系，所以“他们不仅是举足轻重的政治派系，更是支撑政府运作真正可靠的中流砥柱……陛下欲巩固统治，必须倚仗这批股肱之臣”（George III: America’s Last King, 51）。问题是，这些资深政客大多拿年轻的乔治当“小字辈”，不屑一顾。实际上，自1757年以来，由于皮特、纽卡斯尔等政治大鳄的联手掣肘，小乔治常常感到无能为力，内心怨恨不已。

乔治三世对辉格集团主导政治格局的否定，并非全无拥趸。“最亲爱的朋友”约翰·斯图尔特，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首相布特，坚定不移地站在他身后。布特是乔治最信任的顾问，也是这位王子的导师兼知心朋友。布特算是一个理想的朝臣，行事端正有度，为人忠诚不渝。然而，作为一名政治家，他不够平易近人，对时局的判断和拿捏时而有误，尤其麻烦的是，他政治底气不足。布特在公开场合又显得冷漠远人，落落寡合——这多半因为他羞赧的秉性，而未必是傲慢的态度。这位来自苏格兰的布特伯爵是有史以来最不受欢迎的英国首相。他在报纸上遭诽谤，甚至面临暗杀的威胁，多次为暴徒所袭击，其画像在大西洋两岸被焚烧。

公众的敌意之外，某些政治领导人和反对派辩论家对布特更是大加谴责，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前面提到的小沃和埃德蒙·柏克。他们指责布特是“特权政治”的化身：一个雄心勃勃，但平庸无为的朝臣。近来的研究表明，尽管这位首相的任期短暂、动荡，他对政治上的优先事项还是保持着清晰的认识，堪称一位负责、谨慎的大臣。麻烦的是，1760年代的英国，一系列迫切的政治问题亟待解决，比如七年战争如何进行，新的派系斗争何以展开，议会的地位以及公众舆论之作用等等，这些将在日后的政治体制中造成严重的分裂。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控制纷繁复杂的政局，赢得内阁同僚的支持，协调辉格党内部激烈的派系斗争，应付充满敌意的报刊等等——所有这些，哪怕是一位更有经验的首相，无论是沃尔浦尔，还是他的得意门生佩勒姆，都会感到忐忑不安、手足无措。

布特

而乔治三世和布特恰恰把问题简单化和理想化了。在他们看来，现在是时候让才华横溢之士担任公职了，不管他们早先所属的党派如何。国王和首相企图网罗尽天下的人才，尤其是那些长期以来被排斥在政坛外的托利分子。在这二位眼里，正是几个飞扬跋扈、互通款曲的辉格党老政客利用恩庇制度和腐败手段，无耻地奴役君主的意志。前面已经指出，与其说乔治三世违宪，不如将其视为未谙政治精微的朴素理想主义者更为公允。而当时所谓的政治精微之道，就是由这批实用主义、趋利重商的辉格党政客精心界定和竭力捍卫的。乔治三世自认为享有比他的前任（无论是乔治一世，还是乔治二世）更多政治选择上的自由，再加上英国宪政的模糊性，首相的任命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取决于国王的偏好，这算不上是违宪之举。乔治三世并没有打算削弱议会的权力，只是希望保护宪法不受辉格党和腐败关系的腐蚀。但他登基未久，立足不稳，就断然采取此等举措，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政坛震荡，尤其得罪了两位“开国”元老。

战争与和平

1760年10月，国王任命王室侍从布特勋爵为内阁要员，并立即明确表示是布特，而非皮特和纽卡斯尔，才能向国王建言献策，足见他深得国王信任。1761年3月，布特平步青云，在枢密院宣誓就职，1762年又被授予嘉德勋位，兼任首席财务大臣。纽卡斯尔坐卧不安，因为自己和朋友的政治命运也许会变得岌岌可危。老皮特已经对布特的自命不凡感到十分恼火，他更不赞成乔治三世急于结束对法战争的意图，并对宫廷抛弃盟友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想法大为不满。皮特竭力主张对西班牙进行先发制人的进攻，但这一提议在内阁中被否决。政府现在希望减少对腓特烈大帝的补贴，这就动摇了两位老臣的基本战略方针。十八世纪，英国究竟该何去何从，时人争论不休：是建立一套自给自足的国家经济体制？抑或凭借航海和技术来大力发展贸易、扩张帝国？约翰生心仪的“乡村”反对派更认可前一条道路，而伦敦和布里斯托尔的一些独立商人则主张自由贸易（比如皮特），大力拓展殖民地市场，不惜以武力来保驾护航。

在举国对战后财政日益担忧之际，试图推行一项最低限度地介入欧洲大陆事务的政策，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据统计，1756至1763年“七年战争”期间，英国直接战争开销的数字为1.12亿至1.33亿英镑（约合当时英国年度GDP的1.5至1.8倍），平均每年支出约1450万英镑，峰值年1761年高达2100万英镑。乔治三世和布特无论如何不能认可皮特对西班牙先发制人的提议。而一旦拒绝此提议，必然加剧内阁危机，皮特于1761年10月5日辞职。1762年1月，在新一届议会开幕式上，和平宣言正式发表。老皮特性情高傲，无法就此达成任何妥协，或许他根本不愿意与人分享权力。最后，他不顾内阁的统一意见，愤然挂冠而去。诚如史学家所说，纵使乔治三世在1761至1762年间处置失当，但向来孤傲的皮特在1761年就已经与多数同僚龃龉不断了。而在一些时人看来，皮特是宫廷阴谋的受害者，大臣们，尤其是布特，遭到了愤怒的暴徒和报刊的攻击。在他们眼里，布特的骤然崛起和休战提议，似乎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混乱、冲突和误解。

讽刺漫画《支付国债的新方式》（1786年）

乔治三世反对战争，原因不难理解。其父政治遗训中关于力行节俭、削减国债的告诫，乔治一向是铭记在心的。从现有统计数字看，“七年战争”使国债从战前约0.74亿英镑飙升至1763年的1.33亿英镑，几乎翻了一翻。在财政领域，乔治三世的理想主义，同样遭遇打击。1760年的《王室年俸法案》本意是追求财政规范化和透明化，将浮动收入改为固定拨款，这甚至可以被视为一种现代预算制度的进步。这是“用心良苦的改革”，乔治三世本意节俭度日，减少支出，但它却成了乔治宫廷财政拮据的根源。固定金额的年俸，无法应对通货膨胀和王室成员日益增长的开销，乔治三世不得不屡次向议会乞求资金援助，这反而削弱了他的政治独立性。（George III: America’s Last King, 52）

实际上，“休战”是国王和首相的“新政”，上面提到的和平谈判（最终，英法两国签署了《巴黎和约》）深受民众欢迎。约翰生也认可这些政策和原则。尤其是国王和首相一心要结束那场没有胜算，而且极为昂贵的“七年战争”，让这个国家的臣民免遭荼毒。“七年战争”期间，约翰生写过几篇反战的报刊文字，涉及农业、民兵法案和对外殖民政策，其基本倾向有点“乡村”托利分子的色彩：最小的政府也是最好的政府，推崇自足自给的经济模式，拒绝无缘无故侵略性的战争，反对无节制的殖民扩张。这些与乔治三世、首相布特渴望缔结和平的政纲不谋而合。实际上，布特给乔治王子灌输高尚的政治理想和约翰生的政治观，都蕴含着传统“乡村”反对派的某些观念：提倡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特别是避免费心费力、开销过大的欧洲承诺，废除党派差别，清除腐败，加强君主对政策和赞助的控制等。尽管这些只是传统反对派一贯标榜的姿态，国王和布特还是十分认真地对待，并决心加以实施。

英法和平谈判的推进，《巴黎和约》的签订，都证明布特是一位能干、勤奋、认真的首相，而且他非常精通欧洲事务。主要是布特而不是皮特，负责拟订了提交给法国的和平建议（“William Pitt, Lord Bute and the Peace Negotiation with France, May September 1761”, Albion 13, pp. 262-275）。今天的历史学家认为，《巴黎和约》本身是一个可圈可点的解决方案，乔治三世称之为“崇高的和平”，布特也视之为他本人的主要成就。当时，官方政治意见已经达成了一致：预备会议在上议院和下议院以绝对多数通过，并于1763年2月10日正式获得批准。但由于辉格党“老帮派”组织了各种反对和平条约的集会抗议和舆论宣传，《巴黎和约》一度成为了颇有争议的话题。

关于《巴黎和约》的寓言画

这些抗议和宣传并非完全出于高瞻远瞩的政治考量，部分源于他们对布特或者国王的个人敌意。比如，精明的商人，同时也是下院议员威尔克斯（John Wilkes），一度为皮特、纽卡斯尔等政客效力，积极宣传反对派的观点以对抗布特内阁。他主办的报纸《北不列颠人》（North Britons）因对王室直言不讳的态度而迅速赢得无数读者的青睐。1763年4月23日，它的第四十五期不仅诋毁《巴黎和约》，而且使用挑衅的措辞谩骂布特和苏格兰人，同时还近乎不加掩饰地攻击内阁和国王本人，甚至暗示皇太后（乔治三世的母亲）和布特首相暗通款曲。一时间，威尔克斯竟然成了英国自由和正义的守护者。

“约翰生的既定原则”

小沃和柏克的宫廷阴谋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冒出来的，随着时间流逝，它本身已经变成了一套真假难辨的政治说辞。布特于1763年4月辞职，对皮特和纽卡斯尔的朋友们来说，“垂帘听政”更加令人担忧：也就是说，虽然不担任公职，布特依旧深得国王的信任，按柏克的说法，就是“散发着秘密的影响力”。到1763年底，纽卡斯尔的朋友们将有关布特勋爵“秘密影响力”的神话，改编成了一纸更为夸张、连贯的控诉：乔治宫廷自统治以来，不断羞辱辉格党“老帮派”，这是他们既定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摧毁辉格党的精神，降伏辉格世家和贵族，从而提高特权和王权的地位，这是对宪法蓄意而危险的攻击。那些受王室宠爱的政府或者内阁，势必削弱议会的独立性，议会中将充斥着来自王室的谄媚者，这些人无法履行其作为行政权力制衡者的角色。这就是柏克《论当前不满情绪的根源》的概要。这些说辞充其量只是片面的政治阐释。乔治三世之于布特的信心已经衰退，但有关布特秘密影响力之指控继续存在，最终扩展成一个完整版的宫廷阴谋论，在1760至70年代，它是反对派团体的宣传和策略的一大特色。

埃德蒙·柏克

在“秘密影响力”大合唱中，被贴上“变节”标签的，远不止约翰生一人，我们可以列出一张“恩俸黑帮”（Court Pensioners）的名单。上文那个讽刺约翰生的丘吉尔，在1763年接受约克大主教职位，立刻被拉黑为“一边骂恩俸，一边抢恩俸”的投机分子。威廉·古奇连续领取王室的“写作津贴”，被《北不列颠人》嘲为“王室御用史官”。苏格兰剧作家约翰·霍姆，其悲剧《道格拉斯》由布特与乔治三世共同赞助，1760年首演后即获王室年金，被讥为“后宫剧作家”。《论真理》作者詹姆斯·比蒂，由于享受国王“文学年金”，柏克派小册子指其为“哲学廷臣”。一位神学小册子作者理查德·赫德，1761年获王室“教会史恩俸”，被贬为“宫廷神学打手”。以《墓园挽歌》闻名的托马斯·格雷，1763年起享受“国王诗歌年金”，被激进周报暗讽为“温莎御用哀歌作者”，诸如此类。

一时间，这些人仿佛真的成了宫廷和新政府的工具或者爪牙，以至于约翰生恩俸的提议者拉夫伯勒勋爵一再解释，“之所以给约翰生发这份年俸，完全是为了表彰他的文学功绩，没有任何条件，甚至连要他写文章替政府说话的默契也没有”（307页）。《约翰生传》中附有一封约翰生写给首相大人的书信，其中有言，“奖赏的部分价值，总是来自颁发它的态度，大人仁心博大面面俱到，既能体贴入微，又能履行职责。您施恩的对象，是个既无人事背景又无利害关系之人，既非有功该赏之辈，也非献媚邀宠之徒，您使他免遭恳求之耻及悬疑之虑”（309页）。从这里的修辞可知，约翰生深谙当时的历史语境，他的惶恐和羞赧溢于言表，此时此刻，读者也许会想起那份写给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的“文人独立宣言”，这还是那个狷介、孤傲的约翰生吗？在鲍斯威尔的传记中，约翰生多次为自己辩护，虽然领取了恩俸，“我还是原来的我，我的原则没有改变”。的确，约翰生也批评、甚至骂过乔治三世和布特，他私下里曾说，“乔治三世是个白痴”，布特是“一位理论政治家——一位书本大臣”，因为布特天真地认为这个国家可以“仅仅靠王室的影响来治理”。

就约翰生愿意领受恩俸而言，还有一点也是重要的。国王和首相对科学和艺术非常热心，他们乐意提高文人的地位，这无疑会赢得约翰生的衷心拥戴。“你知道，我们现在有了一位新国王”，约翰逊于1761年6月10日写远在米兰的老友写信，“我们对老国王感到厌倦，对他的继任者（指乔治三世）颇为满意；我们殷切地对他寄予厚望”。1767年，约翰生在国王图书馆偶遇乔治三世，次年积极参与这里的图书收集事宜。最近的学术研究，不仅提高了布特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地位，也承认他对科学和艺术的开明和坦诚的赞助。布特在政治上失意后，回到自己的苏格兰庄园，专心从事农业，在文学和植物学上也颇有建树。另外，他还在爱丁堡大学设立修辞和纯文学教授职位。斯摩莱特、托马斯·谢立丹、画家阿伦·拉姆齐和建筑师罗伯特·亚当等等，也都是被资助的对象。《约翰生传》这样评价布特：“这位贵人已遭到恶毒的诽谤，但在这件事情上（指颁发恩俸），行为光明磊落，心胸豁达大度。要是一位性情狭隘自私的大臣，就会利用这样一次机会，让一个约翰生这样才学盖世的人背负不言自明的人情债来支持自己。”（307页）

有学者认为，领取恩俸是约翰生后期趋于保守的根本原因，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约翰生早年的文字，略显激进，他对战争的认识不够成熟，曾跟随狂热的民众一起迫使沃尔浦尔最终不情愿地加入英西战争。约翰生开始走向思想成熟，或许与1741至1744年的《议会辩论》写作有关，约翰生对政治的了解越来越多，能够更全面地观察历史和现实政治，中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早在1750年代，忙于编写字典的约翰生就已经认可了主流政治（也就是“老帮派”或者辉格党政治领袖）观念，越来越坚持务实、稳健的立场。他后期的实用保守立场并非是1763年接受恩俸的结果。

另外，约翰生政治观念的最终定型，或许与1760年代撰写政法论文有些许关系。1766年，罗伯特·钱伯斯继布莱克斯通之后担当牛津大学法律教师之职，他写作极为缓慢，难以应对一年六十篇讲义的要求。大约五六年的时间，约翰逊帮这位朋友起草和撰写了《英国法律讲义》。《讲义》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对后来的法律教育和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约翰生主要参与理论和历史部分的写作，尤其前言和结论，还谋划全书的逻辑结构，法律条文等细节部分则由钱伯斯完成。尽管关于“消费税”、常备军的说法，都不同于约翰生以前的定义，其政治观念的轮廓还是清晰可见的，比如强调国王在法律上的重要地位，批评清教徒的激进等。《讲义》可以和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律评注》比照阅读。如果说布莱克斯通强调议会的功能，那么钱伯斯和约翰生则看重君主的作用。如果说《评注》强调个人自由的重要性，《讲义》更加强调社会的制度层面，置个人权利于次要地位。《讲义》指出，始自阿尔弗雷德的“古有宪制”经由诺曼底征服，正在历经不断改善的进程，并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此进程与其说为“民主”和“正义”等原则所驱使，不如说是一系列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而达成的折衷和妥协。

约翰生的观点略显保守，但并不“反动”。前面提到1770年代的几篇文章，尽管是为朋友而写，或者为政府而作，其实也代表了约翰生本人的立场。《虚惊一场》是为了证明下院对自己议员具有无可辩驳的拘束力，这同《讲义》重视制度层面的精神完全契合。另外，在这篇文章中，约翰生并非仅仅从政治的立场出发，而是以启蒙哲人的身份切入，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形而上政治话语，且指出这些说辞背后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约翰生反对战争，反对殖民地争夺，他多次指出，某些政客从历次战争中获得巨额的利润。在《爱国者》中，约翰生历数“爱国者”这一“行话切口”在三十年中的变迁，嘲讽老皮特等政客以国家利益为幌子，实际是谋求个人之私利。《征税并非暴政》是英国臣民的“权利宣言”，其目的在于为英国人的权利作自我辩护。在英国，自从十七世纪的革命以降，议会的立法和行政权力越来越大，约翰生完全是站在议会一边而辩，这恰恰是辉格党的立场。总之，这些文字同《议会辩论》以后约翰生所持观点基本保持一致，并未完全沦为政府的传声筒。

经历1770年代社会动荡之后，尤其随着美洲问题的加剧，民众骚乱、商业集团不满和各种政治激进运动联手而行，约翰生隐约嗅出内战的气息，越发同情受挫的王权。约翰生在致前面提到的钱伯斯的信中感叹：“你知道，我们的国外事务一派混乱，国内又争吵不休......，我们现在羸弱乏力，不得太平，莫要说影响其他国家，就连我们自己，也无可奈何。至少，我竭尽一己之全力维护秩序，支持国王。”确保社会稳定，就意味着支持政府，这也许是一种道德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