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长三角县城重点的女高中生决定退学打工

一位长三角县城重点高中的女高中生因家境贫寒，决定放弃高考，进厂退学打工。

案例：女生老家位于西部某省，是家中长女， 有两个以上弟弟妹妹。 其父母在长三角县城做工、常住。女生成绩尚可，经中考考入以县城名称命名的重点高中。因父亲生一场大病（约为癌症），刚性支出需求大，母亲一人工作无力供养医药费、多名子女抚养费与其他家庭支出。权衡之下，作为家中长女的高中生退学，进厂打工，补贴家用似乎成为了最优解。

她们家能否获得低保、教育救助等补贴呢？

《当地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办法》的救助对象为：

“ 具有本县户籍的城乡居民，或与本县户籍城乡居民共同生活的非本县户籍的配偶或子女，因以下情形，导致家庭医疗、就学等刚性支出较大，家庭实际生活水平在扣除各类报销、扶持、救助等之后低于本县最低生活保障边缘标准的困难家庭。

1.重危病患者：患重大疾病或遭受重大意外事故的；

2.困难学生：就读于国内全日制普通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以及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的。”

尽管重危病患者是其父亲，困难学生是其自身，困难条件是满足了，可是户籍条件不满足。该家庭均为西部某省户籍，只是来长三角做工而已。

这类家庭面临一个两难困境：是否要继续留在长三角呢？这里有大人的工作、孩子的学校，如果要回老家去，工作和学校都需要重新联系，可谓大变动。而且，该家庭在长三角属于困难，回到老家去，就在困难里排不上好了（困难者更多）。

如果不回老家去，因为户籍限制，又无法获得长三角地区的福利和救助，家庭将落入贫困陷阱。

女高中生所在中学能做的，仅仅是免除学杂费，给予一定生活费补贴，号召师生捐款救助，这也许能够cover学生的教育支出，纾一时之困，可是无法对家庭增益。

对于家庭而言，从机会成本视角看，辍学进厂打工，再不济一个月也有三千块钱。而如果继续读书，即使未来两三年不用教育支出，但少了很多补贴家庭的机会。从而，继续接受教育成为一项风险投资。

这项风险投资的经济效益如何呢？算一笔经济账，似乎辍学进厂打工成为最优解。该县城重高的一本率（上特控线）并没有镇海、杭高那么夸张，一届高考中能有一般人上一本已经烧高香。如果女高中生未来通过高考，发挥好一些，上一个一本高校已经算佼佼者，可是未来仍面临找工作、月薪高则七八千少则三四千的极大不确定性。如果高考发挥失常、流落冷门专业，对于这样的家庭而言必然雪上加霜。

可是，从文化账、社会账上而言，我们一定不愿意见到一位女高中生因家庭贫困而辍学打工，即使并非本地户籍者。“一个女孩可以影响三代人。”时代楷模张桂梅老师曾说，如果能培养有文化、有责任的母亲，大山里的孩子就不会辍学，更不会成为孤儿。如果一个女孩接受良好的教育，未来多年即使自身没有做出大成就，组成的家庭也是重视教育的、充满活力的。如果一个女孩高中辍学进厂打工，几乎是可以预见，有很大概率她会早婚、早生多生，复制出一个一模一样的，做工为生、无力接受更高层级教育的家庭。相比于接受教育，不接受教育遇到黄毛的概率也更大了。（在上一个时代，大家受教育程度都不高，初中、中专毕业遇到的人也不一定差，这个时代就全然不同了）

在中西部，不上学的机会成本仅是务农，比东部不上学的机会成本是进厂打工低太多了，因此张桂梅校长的华坪女高还能够办起来。从这个角度看，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贫困家庭女生的受教育机会更值得关注，因机会成本限制，她们的自主决策权更低了。尤其是东部经济发达的福利与救助无法享受的，做工于东部，户籍于西部的家庭——他们为东部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付出了累年的时间，可是在条件上仍受限于户籍。

自 2021 年中央明确要求社会保险制度放开户籍约束以来，各地已逐步破除参保的户籍壁垒。2024 年，中央先后在全面深化改革相关决定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中强调：健全面向农民工、灵活就业与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社保制度，全面取消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推动社保公共服务全国统一。社会保险已在逐步实现权利与义务对等、破除户籍限制，可在更广泛的社会救助、教育救助领域，户籍依然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要解决这一案例的困难，对于困难学生的教育救助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从家庭入手。当家庭仍没有摆脱出困境时，很难要求其做一个短期零收益，长期不确定性大、只在代际传承上收益显著的风险投资。这就需要关注东西部贫富差距和户籍制度的隔断了。

笔者只希望未来不要出现这样的遗憾：母亲对孩子说，当年我读书也很好的，只是家里条件不好，还有弟弟妹妹，就没办法继续读，只能出来工作了。你要好好学习啊！

过去几十年这样的遗憾比比皆是，希望未来这样的遗憾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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