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牺牲母亲每年祭奠，17年后收到军区司令来信：请娘来京见面

近代历史上，有无数为了国家大义献出宝贵生命的战士，同样的，也有无数失去了儿子的悲痛母亲。其中，有这样一位母亲，就十分“幸运”，为什么？因为她在儿子“牺牲”17年之后，竟然还收到了军区的来信。

也正是这个时候她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儿子并没有牺牲。这位母亲就是石顺香。一切还得从几十年以前说起了。

1955年的湖北红安，刚入秋的风里还带着夏末的余温。七里坪徐家河村的晒谷场上，几个妇女正帮着石顺香翻晒稻谷，突然听见村口传来“突突突”的马达声，那是村里人大半辈子都没见过的军车，灰绿色的车身碾过石板路，扬起的尘土惊得鸡群四处乱飞。

“这是咋回事？莫不是出了啥大事？”有人放下木耙直起腰，望着军车在村头老槐树下停稳。车门打开，下来个穿军装的后生，帽檐下的眉眼透着精干，径直向晒谷场走来，手里还攥着个牛皮纸信封。

他站在那问：“请问哪位是石顺香大婶？”这话一出口，晒谷场瞬间就安静了下来，有人大着胆子问了一句“干啥”，他说：“我是徐深吉司令派来接她去北京的。”

听他这么说，晒谷场再次安静下来。紧随其后的村干部赶紧上前拦住：“同志，你怕不是找错人了？石大婶的儿子徐深吉，17年前就牺牲了，通知书还在她枕头底下压着呢！”

围观的村民立刻“炸开了锅”。“可不是嘛，当年大队长亲自送的抚恤金，石大婶哭了整整三天三夜。”“后山坡那个土堆，每年清明她都去烧纸，哪能活着？”

议论声里，石顺香扶着谷仓的手不停发抖，浑浊的眼睛盯着那封牛皮信，嘴唇动了半天没说出话来。

谁也说不清那十几年石顺香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那年冬天，八路军的通讯员踩着积雪进村，带来的那张“牺牲通知书”像块冰，砸得这个早已丧夫的女人当场昏过去。

醒来后，她把儿子留下的蓝布衫、旧私塾课本用油布裹了好几层，和那张盖着红章的通知书、抚恤金一起，压在枕头下的砖块底下，那是她唯一的念想，夜里摸一摸，眼泪就湿了枕巾。

那时候大队长还劝她：“石婶，人死不能复生，给娃立个衣冠冢，也算有个念想。”她没说话，默默在后院找了块空地，把儿子的旧物埋进去，堆起个小小的土堆。没有墓碑，没有名字，只有她知道，这里埋着她唯一的盼头。

从那以后，每个清明不管刮风下雨，她都要坐在土堆前，絮絮叨叨说上半天：“小吉，娘给你带了新蒸的红薯，你在那边可别饿着……”

村里人都知道石顺香的苦。徐深吉从小就不是省油的灯，6、7岁进私塾，断断续续读了10年，后来又进农民夜校，满脑子都是“进步思想”。1927年黄麻起义，才17岁的他就跟着农民义勇队喊口号，1930年干脆瞒着娘参加了红军。

石顺香记得清清楚楚，1931年腊月，儿子穿着单衣连夜赶路，她追出门塞给他两个红薯，看着那单薄的背影消失在雪地里，没想到竟是17年的离别。

可谁也不知道，那张让石顺香几乎要哭干了眼泪的“牺牲通知书”，其实是一桩搁置了17年的误会。

一切还得从1932年说起，那年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一带和敌军死拼，古峰岭战斗打得天昏地暗。徐深吉所在的部队负责阻击，枪林弹雨里他左胸挨了一枪，直直倒在血泊里。

当时战局混乱，战友们拼死突围时以为他没了气息，后来部队转移仓促，便把他算进了阵亡名单。没多久，乡干部就捧着那张盖了红章的通知书和抚恤金进了村，石顺香当场就背过气去，醒来后把儿子的蓝布衫和通知书用油布裹紧，压在枕头下的砖块底，那是她丧夫后仅剩的念想。

谁也没想到，徐深吉被当地一位老乡救了。老乡把他藏在山坳的柴房里，用偏方草药敷伤口，每天端来稀粥野菜汤。躺了2个多月能下床时，红四方面军主力已经西去川陕，连个打听消息的地方都没有。

徐深吉就一路乞讨着找队伍，后来在鄂豫边找到了红军余部，重新扛起了枪。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徐深吉跟着部队南征北战，从营长做到了兵团副司令。可官越大，心里越惦记红安老家的娘。新中国刚成立那阵，他就托人往七里坪捎信，可要么地址不对，要么送信的人找不到地方，信全打了水漂。

他还让回乡的湖北籍干部帮忙打听，可石顺香守着老屋，很少跟外人打交道，几次都错过了。直到1955年，一位从湖北调到北京的民政干部来汇报工作，听到“徐深吉”这个名字愣了愣：

“这不是红安七里坪的烈士吗？他娘还在村里呢！”

徐深吉赶紧追问，确认是自己的老家后，当即派警卫员带着信和照片去接人。晒谷场上的石顺香盯着警卫员递来的信封，手哆嗦得撕不开封口，可当她看到那熟悉的笔迹时，突然“哇” 地哭了出来，这字和儿子当年写家书的模样一模一样。

村干部赶紧去屋里翻找，从枕头下的砖块底取出那个油布包，打开层层包裹，牺牲通知书上的字迹还清晰可辨。警卫员拿出徐深吉的照片，指着上面穿将军服的人说：“大婶您看，这就是徐司令，去年还在林南战役里立了功呢。”

村民们凑过来一看，照片上的人眉眼确实像石顺香，胳膊上的疤痕更是和当年徐深吉小时候爬树摔的位置一样。

3天后，石顺香要去北京了。全村人都来送，有人给她塞红薯干，有人给她缝了双新布鞋。火车开的时候，她把脸贴在车窗上，心里又酸又甜，那个她守了17年的“假坟”，终于可以放下了。

终于跟着警卫员到了北京的那天，石顺香一下车就看到了儿子徐深吉，他早就在院子门口等着了。

徐深吉穿着笔挺的军装，帽檐下的两鬓已经有些泛白了，他看着日思夜想的母亲从车里下来，快步上前，“扑通”一下就跪了下来，他双手紧紧攥住母亲的胳膊，声音都有些发颤：“娘！儿子不孝！儿子让您等太久了！”

石顺香盯着他看了半天，伸手摸了摸他的脸颊，又轻轻抚过他肩头的军章，眼泪顺着皱纹就往下淌，她忍不住问：“小吉，真是你？这些年娘没白盼啊。”

母子俩就这么站在院子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哭了好一会儿，连旁边端着热水的警卫员都悄悄别过了头。

从那以后，石顺香就在北京安了家。那时候，徐深吉忙着空军后勤的工作，经常加班到深夜，但不管多晚，每天晚饭时候总会赶回来陪娘吃。

有时候石顺香坐在院子里择菜，会跟邻居念叨：“以前在老家守着那个土堆，总觉得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他了，哪想到能来北京，还能天天跟儿子一起吃饭。”

徐深吉听见了，就坐在旁边帮着剥蒜，笑着说：“娘，要是没有您当年守着家，我在前线哪能安心打仗，这勋章里有您一半的功劳呢。”

石顺香在北京一住就是20多年，到了后来，她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徐深吉就越发孝顺，只要有空就陪着她散步，还特意学着做了家乡的家常菜，就怕母亲吃不惯。后来石顺香去世，徐深吉就按照当地简办的习俗，妥善料理了后事，没什么铺张的仪式。

再后来徐深吉也退休了，他却并没有闲着，而是牵头做起了红四方面军战史的编写工作。那几年，他天天泡在资料堆里，有时候为了核实一个战役的细节，会反复打电话跟老战友确认，还亲自去当年的战场实地走访。

身边人劝他歇一歇，他总说：“这些历史不能断，得给后人留个准确的记载，不能辜负了当年牺牲的战友们。”

花了整整10年时间，这套包含战史、人物志、战例选编等在内的10册资料终于完成，加起来有800多万字。

每次翻看这些厚厚的书稿，徐深吉总会想起母亲，他常跟子女说：“你奶奶当年的坚守，也是革命岁月里普通人的一份力量，咱们得记住这份不容易。”

徐深吉这一辈子，不管是在战场上打仗，还是后来编写战史，他都始终谨记着母亲的教诲，做人做事都透着一股子实在劲儿。他常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讲起红安老家的故事，讲起母亲守着衣冠冢十几年的经历，告诉他们，如今的好日子来之不易，要懂得珍惜。

如今我们再看这段历史，还是不免热泪盈眶，正是有了这样英勇的战士们，有了石顺香这样无私的母亲，才有了我们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那些被战火隔断的亲情，终于又在和平年代又“续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