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德国开始反思对美依赖

2026年第一季度，“战略自主”“经济竞争力”和“减少技术依赖”是德国总理默茨在达沃斯论坛、德意志交易所及慕尼黑安全会议发言中的关键词，曾以“跨大西洋主义者”著称的他坦言这种“降依赖”叙事同样适用于对美关系。作为二战后和美国军事与经贸联系最为紧密的欧盟国家之一，德国正开始反思对美国依赖。随着对与美国同盟关系的信任大幅下降，德国跨大西洋认同的根基逐渐动摇。 在联盟防务上，德国陷入对美信任危机。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出“联盟防务成本转移”。面对美国压力，2025年北约峰会上各国同意将国防支出在2035年前提升至占各国GDP的5%。德国为此修改宪法，其国防预算未来将不再受“债务刹车”财政纪律制约。至2029年核心国防支出将满足占GDP3.5%的北约标准。然而，德国在北约联盟防务费用上的妥协未能换来特朗普政府在俄乌和谈中对欧盟意见的尊重，也未能说服美国放弃对格陵兰岛的权力诉求。默茨在达沃斯论坛上直言，欧洲须具备独立防御能力，捍卫欧洲主权，减少经济和技术依赖，针对美国之意明显。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报告指出，保障欧洲安全数十载的美国治下的“和平时代”即将结束，欧洲必须讨论摆脱对美依赖路径，包括“北约欧洲化”的可行性，即由欧洲国家接管北约作战和战术指挥机构。鉴于此，在欧洲安全上，德国难以再完全信任美国，转而致力于提升欧盟防御力，但在操作层面仍面临较大阻力。一是，在欧洲，德国拥有最多美军基地，二战后德美防务合作在技术与指挥层面高度互嵌；二是，德国与欧洲依赖美国“核保护”，法国和英国核资源不足以覆盖欧洲全境；三是，德国促进国内军工发展，但塑造欧洲共同防务市场、提升欧盟军备互操作性至少需要5至10年时间。 在经贸投资上，德美在全球自由贸易秩序上的共识消散，双边经贸关系降温。美国一直是德国最大的出口国，德美双边经贸投资关系密切。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将关税武器化，迫使欧盟在北约防务分担以及对美国科技企业限制上让步。德国为留住美国对欧洲的安全保障以及避免更大经济损失，曾力主美欧达成新关税协议。但此后美国仍以“国家安全”为由发起关税威胁。今年1月美国威胁对德国等8个向格陵兰象征性派兵的欧盟国家加征关税，虽又取消，却暴露出美国关税政策的随意性与反复性，加剧了德企对美投资恐慌。2025年德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腰斩，同比下降45%，对美国出口下降约9%。 跨大西洋价值观共同体陷入危机，德国“跨大西洋主义”认同动摇。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西欧，联邦德国在战后得以重建经济。杜鲁门政府以遏制苏联为主要目标，支持阿登纳政府融入西方。1955年，西德加入北约，在冷战两极格局中，德美军事合作密切。1963年肯尼迪总统“我是柏林人”的演讲在德国回响半世纪有余。自由民主价值观成为二战后德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所在，并成为跨大西洋同盟凝结剂。至今，德国领导人访美时常重提往事，对美国战后经济援助表达感激。但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德美价值观分歧日益凸显，双方在多边主义、国际法与全球治理上的共识所剩无几。美国新保守主义学者罗伯特·卡根直言，二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结束，特朗普意图重返19世纪的国际秩序，但美国并未践行门罗主义中“孤立主义”的要义——即对国际事务保持淡然，而是奉行“强权政治”的逻辑，肆意挥霍其实力与权力。德国极为担忧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自由国际秩序将倒退至“基于实力”的霍布斯式丛林世界。 在格陵兰岛危机发生前，科尔伯基金会民调中就已有73%的德国受访者认为德美关系不佳。德国对美国的“绥靖”并未促使美国对欧政策变得宽容，美欧在联盟价值观、联盟安全以及经贸规则上的裂痕日益加深。格陵兰岛危机后，德国政界开始反思对美依赖，这种反思体现德国意识到对美国在外交、军事与经济上的一味追随有损德国与欧盟自身利益。当前德国“去风险、降依赖”政策同样适用于美国。然而，德国与欧盟的觉醒并不及时，德国政界有关欧盟战略自主与自信的“豪言壮语”仍面临较多现实制约，特别是欧盟防务自主拥有诸多制度与能力上的缺陷。（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