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廷扬积极推动海运抗击清军，其海疆贡献与郑氏家族相比孰高孰低

崇祯十三年冬，江南沿河的漕船一艘艘排开，船帮上却是愁声居多。粮还在船上，银子却早被层层盘剥得七零八落。就在大运河沿线还在为淤塞、盗匪、漕折发愁的时候，东海口外，另一条路其实已经悄悄打开。有人把目光投向海面，盯住的是更直、更快、损耗更小的一条航线。

有意思的是，这个提议者并不是出身军伍的将领，而是崇明岛上做海运起家的巨商之子。他既懂账本，也熟海风，更明白一个王朝靠什么才能撑住辽东前线、守住中原局势。这个人，就是后来在史书中被归入“明代海运三杰”的沈廷扬。

在明末海上抗清的叙事里，人们往往只记得“国姓爷”郑成功，记得厦门、台湾那一片海。其实在更靠北一点的长江口、舟山洋面，也曾有人以商船为根基，想把海运变成国家命脉，甚至变成抗清的利器。若把视野拉长，会发现他的功绩，对中国海疆的意义，远不逊色于郑氏家族，只是结局更为苍凉。

有遗憾，也有锋芒。这一段人与海的故事，起点在崇明。

一、从崇明沙船到“百万家财”

沿着长江一路东下，在江水入海的交界处，崇明岛安静地躺在那里。明代时，它只是松江府下属的一个县，却因为扼守江海要冲而显得分外不同。宋元之际，朱清开辟海运漕粮路线，往来南北的船只，一进海门，几乎绕不开崇明。

到了元末，崇明人已经摸清了南北海路的门道。顺风顺流，沙船一旦出太仓港，绕过崇明，经东海、黑水洋，到成山角，再穿莱州湾到直沽，全程靠风向与洋流，很少逆水死撑。省力、省时，更省钱。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这是再清楚不过的账。

明代中前期，因为海禁，崇明民间海运一度被压着。可一旦隆庆年间开关，压抑许久的能量很快爆发。沙船这种适合北洋浅滩与暗礁的船型，在这时迎来了黄金期。船体吃水浅，搁到沙滩还能挣扎着走一段路，这就比许多深吃水的福船灵活得多。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沈家起势。崇明的《沈氏宗谱》记载，沈廷扬之父沈鄘，凭借几十上百条沙船，在江南、北方港口之间来回跑货。时间一长，商路稳定下来，沈家财力便突飞猛进。等到万历末年，沈家已是“百万家财，沙船数百，田地数千顷”，成为东南一带著名的海商大族。

这一点很关键。沈廷扬出生于1594年，少年时期看到的，不是一般农家小院，而是船队在港口排成长龙，账房内日夜点算货物、银两。他熟悉风向，更熟悉一个庞大运输网络的运行逻辑。后来的奏章和行动，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从自家沙船队里磨出来的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民间传奇、小说后来虚构出所谓“沙船帮”，把沈家写成江湖帮会的盟主。小说好看，却不能当史实。可以肯定的是，沈家确实掌握了庞大的海运力量，只不过这一力量，本质上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民间商队。直到形势骤变，它才慢慢被拉进大明王朝的生死局里。

二、运河利益与海路新声

明代南方粮食源源不断北运，支撑着北京和北方诸省的基本运转。这套机制，在制度上被称为漕运。洪武年间，朝廷沿用了元代“海运、河运并行”的做法，海上的粮船与运河里的漕舟互为补充。但永乐迁都北京后，到了永乐末、仁宣之后，情况发生变化。

永乐二十三年（1425年）后，随着海运屡屡发生风涛损失、管理矛盾，又加上对海禁的重视，明廷逐渐偏向完全依赖运河。到了宣德、正统之间，海运漕粮被彻底废止。此后两百多年，北粮主要依托大运河，从江南沿水路一路进通州，再转运北京。

时间久了，围绕这条河道，生出了庞大的利益链。漕运总督、巡按、操江御史，各级漕运官员围着漕粮打转。两岸城镇因此繁荣，数以万计的纤夫、船户、码头脚夫吃这口饭。更隐蔽的，是各种层层盘剥、短折克扣。明代中后期，关于漕粮“十不存一”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

这种背景下，再提“恢复海运”，就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触动了无数人的利益。运河体系一旦松动，许多人的饭碗就要破。很多官员嘴上说的是“海路危险、成本难料”，心里盘算的却是“既得利益不能被撬动”。

进入崇祯年间，情势开始有些松动。崇祯八年（1635年）后，运河沿线盗匪增多，河道淤塞严重，漕船行进困难，误期情况频繁。为了保住北方粮源，不得不有人出来提出替代方案。就在此时，出身崇明海商之家、已在朝任中书舍人的沈廷扬，站了出来。

他看得很清楚。继续死守运河，损耗惊人；一旦利用海运，走成山角、莱州湾那条老路，速度快，还少中途截留。对于国库拮据的明朝来说，这意味着活下去的可能性要大不少。

崇祯十二年十月（1639年），沈廷扬正式上奏，提出海运漕粮方案。短短数月，他接连五次上疏，从路线、安全、成本等方面论证海运可行性。不得不说，态度非常坚决。有人记录他当时的意思，大致是：既然朝廷疑虑重重，那就自己先做一回试验。

三、“破家通海运”的试航与辽东援助

沈廷扬的奏疏，很快撞上了旧体系的反弹。户部一干官员大多不熟水道，自然倾向否决。“言不可行”“三复议”，从档案记载看，反对之声一浪高过一浪。登莱巡抚徐人龙等人，又以成山海面风浪险恶为由，请求取消试行。

在这种局面下，沈廷扬提了个有点“倔”的办法：不动国家一文钱，由自己出资买船、出粮，亲自押运，走完一趟给天下看。他相当清楚，嘴上争论没意义，只有拿出结果，才能逼迫朝廷正视。

崇祯十三年四月初二（1640年5月中旬），沈廷扬组织的20艘货船，从淮河入海口出发。船上装有粮食约千石，全程走海路北上。到初十五左右，船队顺利抵达天津，里程约三千四百里。时间短，粮损小，这一趟算得上是一次成功的示范。

试想一下，在习惯了运河那套流程的官员眼中，这趟航行多少有点刺眼。证明海运可行，就等于把运河沿线那些盘根错节的利益放到风口浪尖。结果也不难想象：方案虽有成效，却仍被压着不让推广。海运之门被撬开了一条缝，很快又被一众反对声给挤了回去。

真正让朝廷不得不再度正视海运的，是战事。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军围困锦州，陆路援军屡战屡挫。松山、杏山一线，明军粮草本就不足，陆上运送又被截断，辽东防线岌岌可危。就在这时候，沈廷扬被派上了前线舞台。

他再一次提出以海路运粮，从东南沿海直取辽东港口城市，绕开陆路。更关键的是，这一次他仍旧大量自筹粮饷，以商人出身的方式顶上财政空缺。海运船队最终成功抵达前线，对锦州守军起到了一定补给作用。崇祯帝因此给予极高评价，有一句评价被史家反复引用：“居官皆如沈廷扬，天下何难治。”

这句话虽然有感情在里面，却折射出一个残酷现实：明朝已经普遍缺钱。松锦之战之所以以惨败收场，背后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库空虚到撑不住消耗，只能逼着前线孤注一掷。运河沿线那些年复一年的损耗与贪腐，到了崇祯晚期，终于变成了致命伤。

从这个角度看，沈廷扬的海运方案，若能在十数年前就推行开来，明朝的财政状况很可能会好一些，松锦之战也许不会如此仓促。可惜历史没有如果。锦州、松山、杏山相继失守后，辽西防线崩溃，明朝的命运已经滑向另一条轨道。

海运试航的成功，最终只是证明了一件事：技术上完全可行，但在制度与利益面前，理性的选择往往被挤到角落。这一点，在接下来南明的故事里，还会再演一次。

四、新朝风雨与崇明转折

1644年，形势急转直下。二月李自成攻破西安，四月大顺军入北京，崇祯自缢煤山。与此同时，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局势瞬间乱成一团。沈廷扬因为在朝“触怒权贵”，前一年已被贬回崇明。这时，他手边只剩下熟悉的海面和商人出身的家底。

北京的消息南下后，南京迅速拥立福王朱由崧，建立弘光政权。江南官绅多有观望，也有人积极参加，沈廷扬便是其中之一。对他来说，改朝换代并不意味着投降，反而意味着一条新的海路抗清之路有可能展开。

弘光元年（1645年）初，他上疏提出海路北伐策：在长江口与沿海一带编练两万水军，以商船改装为战船，远则北上山东、直隶沿海登陆，扰动清军后方，近则凭借水师守住长江天险。不得不承认，这套设想延续了他在明朝时的思路，也是对徐光启等人“重视海防”观念的一种实践。

然而，南京城内另一幕却是党争、内斗。内廷与东林余绪互相攻讦，对加强军备缺乏耐心，一些大臣甚至提出“联虏平寇”的危险主张，希望利用清军对付流寇，再与之周旋。这种短视，后来被实践证明是致命的。

该年五月，清军南下，沿江守备本就松散，再加上李成栋等人的倒戈，江防形同虚设。长江天险，在内外勾连面前，很快被冲开。南京失守，弘光政权土崩瓦解。沈廷扬不得不再一次把希望寄托在海面上。

他收拢了千余溃军，利用家族残存的海船，从长江口退至崇明，试图凭借岛屿和船队做最后一搏。之后又散尽家财募兵，并拥立周王系的朱朝瑛为监国，继续打出“南明”旗号，延续抵抗。

这一段时间，崇明岛成了一个短暂的抗清据点。但李成栋率清军步步紧逼，岛上兵力有限，守备力量又不足。顺治二年（1645年）十一月，崇明失陷，沈廷扬率船队转往舟山，与当地明军力量汇合。从崇明到舟山，路线看似不远，实际却意味着从长江口退向更外侧的海疆，从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海上孤臣”。

五、孤悬舟山与军屯试验

进入舟山群岛后，形势并不乐观。弘光朝覆灭太快，很多将士对南明的未来信心不足。舟山驻军本就杂牌云集，有的看风向，有的心存退路。军纪松弛、人心浮动，是当时最棘手的问题。

在这个关键节点，沈廷扬拿出了一套颇为务实的办法——《履亩劝输法》。简单说，就是把土地与军队绑在一起，按照一定亩数分给军士耕种，实行类似军屯的制度。一方面，让士兵有赖以生存的田地，减少逃亡；另一方面，通过屯田自给，减轻外界封锁带来的压力。

舟山位置特殊。清军控制了宁波、绍兴等沿海重镇后，对海上封锁不断加紧。若完全依赖外来粮食，岛上军民迟早撑不住。军屯一行，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却确实让舟山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具备了基本自给能力，在封锁中仍有余力维持抵抗。

有意思的是，当时聚集在舟山的，并非沈廷扬一人。张明振、张煌言等一批抗清人士，都在这一带来回转战。可以说，舟山在顺治初年，是南明海上抗清势力的重要集结点之一。只是这些力量终究缺乏一个统一而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各自为战的情况较多。

在这种背景下，海面既是屏障，也是束缚。屏障之处，在于清军水师尚不算强，短时间内难以彻底拔除这些岛屿据点；束缚之处，则在于一旦船只损耗过大，海上机动能力下降，便很容易被孤立在某个角落，进退两难。

顺治四年（1647年）的那场出击，正是在这种微妙局势下发动的。

六、鹿苑风波与“身不可降”的抉择

顺治四年，局势出现了一线反攻机会。清军苏松提督吴胜兆起兵反正，意图联络舟山明军，南北呼应，谋取南京。对舟山的抗清力量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窗口期。只要海上兵力能与内地起事者配合成功，江南局势未必毫无转机。

这一年四月，沈廷扬、张明振、张煌言率约六百水师，自舟山启航，渡海北上，目的地是长江下游的鹿苑一带（今江苏张家港附近）。这次行动，赌性很重。兵力不算多，却把舟山上最精锐的一部分水军抽了出来，意在打一个迅速、锐利的配合战。

然而，天候不站在他们这一边。船队行近江岸时遭遇台风，巨浪拍打船舷，有的战船被狂风直接推上浅滩，有的则在风浪中解体。沙船擅长在浅滩硬撑，却敌不过真正的风暴。很短的时间里，这支队伍赖以机动的主力战船几乎全部损毁。

张明振、张煌言等少数人从残破的船只间辗转脱身，重新逃回海上。沈廷扬却做了另一个选择。据记载，他看着满目狼藉的残船和惊魂未定的兵士，长叹一句：“风波如此，其天意邪。”这句话里有无奈，也有某种对局势的清醒判断。

当时有人劝他趁乱潜逃，他没有答应。他很清楚，失去船队后，自己已经难有东山再起的可能。被俘是迟早的事。他所能做的，只剩下决定如何结束这一段人生。最终，沈廷扬和手下六百余人全部落入清军之手。

清军承诺“剃头不杀”。对很多刚刚被捕的军士来说，这样的条件很有诱惑力。只要留命，换个发式，似乎还有一线生路。但这一队从崇明、舟山一路走来的兵士，多是在沈廷扬身边打了多年仗，对他的性格心里有数。

“头可断，身不可降。”这层意思，沈廷扬摆得很明白。他拒绝剃发，手下多半也不肯屈服。结果是六百多名抗清将士被坑杀，集体埋葬。沈廷扬则被押解至南京，交由当时已归清的洪承畴审问。

洪承畴此时位高权重，劝降手段娴熟。他设宴、劝说，大意无非是“明气数已尽，何苦做无谓牺牲”。对于出身商人、又在明廷为官多年的沈廷扬而言，这或许不算太难听的话。但在这个节点，他已无意改变立场。

顺治四年六月二日（1647年7月2日），沈廷扬被押往苏州处决。他特意身着儒生服饰，正冠束带，临刑前向南方三拜。有人在场记录下了这一幕：他不出长篇大论，只以实际动作表明自己仍视故国为“南面之主”。随后伏法，被斩首示众。

这段结局，在清代民间很快被整理成诗歌传唱。其大意讲他“破家通海运”“破家募死士”，又写舟山、鹿苑的失利与六百义士同归于尽。有偏重宣扬的成分，却也没有脱离史实框架。

七、海运眼光与海疆格局

回过头看沈廷扬的一生，有两个关键词始终绕不开：海运与抗清。两者在他身上并不是孤立的。前者是手段，是他用来解决国家财政和军需问题的工具；后者则是在王朝更迭的大势中，他选择站队的结果。

在崇祯年间，他从一个商人之子转变为朝廷官员，敢在整个运河利益集团面前提出恢复海运，甚至愿意以“破家”来做试验。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官僚群体里并不多见。有人说他是“异数”，并非没有道理。

如果把时间轴再往后拉一些，可以看到另一条线索。清代入关后，从康熙收复台湾到雍正、乾隆加强东南沿海防务，海防观念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视野。到了近代，随着近代海军的建立，海权更被视为国力的重要标志。站在这样的长时段里去看，明末像沈廷扬、郑芝龙、郑成功这一批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最早意识到“海上通路”重要性的角色。

与郑氏家族相比，沈廷扬的名气确实小得多。郑成功在台湾建立政权，抗清二十余年，事迹被广泛书写；郑芝龙在福建控制商贸、兼营武力，其身影遍布各种史料。沈廷扬的活动范围，则主要集中在长江口、东海一带，时间也更短。他死得早，缺少一段可以长期经营的“根据地”。

但若只看对海运、海疆的实际贡献，两者并不存在简单的高下之分。郑氏多以海商武装转化为半割据政权，偏重沿海外向与对手贸易；沈廷扬则努力把海运纳入中央财政体系，试图让国家用更低的成本维持辽东战线和南明防务。从这个角度说，他所设想的，是一种“海运国家化”的路径。

不得不说，他生错了时间。崇祯朝已经病入膏肓，运河上的贪腐链条深扎两百余年，靠一两道奏章难以撼动。南明更是内斗严重，战略上摇摆不定，对海军建设和海上抗清缺乏统一规划。沈廷扬个人的远见，既没有遇到坚决支持他的君主，也没有遇到一支足够稳固的政治团队。

后世有人用一首诗概括他的一生，句中提到“中原多故艰饷餫，臣请破家通海运”，又说“天崩地裂九庙圯，臣请破家募死士”。这些措辞固然带着颂扬意味，却点出了两个事实：他确实两度以家产换国事，一次押在海运试航，一次押在海上抗清。

如果只从结果看，他的努力并没有改变王朝的宿命。明朝灭亡，南明零落，清朝在顺治、康熙年间逐步稳固天下版图。这是一条早已写定的大势。可在具体的历史横截面上，仍能看到这样一个人物，借助崇明沙船的传统，把海运、海防的视角提前带入了国家层面。

东海风浪多年不息。长江口外的航路，从太仓、崇明到黑水洋、成山角，后来依旧有船只往来。只不过那些船队上，再也看不到那位曾经“破家通海运”的中书舍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