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外敌，不是天灾！大唐289年兴衰，一场伟大理想，毁于制度

公元881年1月8日，长安城。

这座曾经万国来朝的世界中心，此刻正被一支衣衫褴褛却杀气腾腾的队伍踏破城门。

领头的是个年近六旬的老者，他叫黄巢，一个考了四次科举都落榜的私盐贩子。

十年前，他在长安城外的菊花丛中写下“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诗句，

如今，他真的带着六十万大军杀回来了。

长安城的百姓们站在街道两旁，看着这支队伍。

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些“叛军”入城初期曾试图维持秩序，甚至还向路边的穷人分发财物。

有人小声议论：“这哪里是叛军，分明是救星。”

但形势很快失控。

当唐朝的勤王军队反扑，而黄巢军的补给陷入困难时，长安城陷入了混乱与劫掠。

仅仅两年后，当黄巢被迫撤离长安时，这座千年古都已经被烧成了一片废墟。

骇人听闻的是，黄巢军在陈州围城三百天，

据《旧唐书》记载，他们建造了数百座“舂磨砦”——巨型石臼和石磨，

将俘虏、平民甚至阵亡士兵投入其中，捣磨成肉泥充作军粮。

日食数千人，总计数十万丧生。

这就是大唐盛世崩溃的最后画面：

一个曾经照亮整个东方的王朝，最终在食人暴行和冲天火光中走向终结。

盛世背后的大问题

要理解大唐为何崩溃，得先看看它曾经有多辉煌。

开元天宝年间，唐朝在籍人口达到5300万，而现代学者估算实际人口可能接近8000万，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40%。

全国年粮食产量达六亿石，换算成现代单位，人均粮食产量超过710斤。

这个数字直到1983年改革开放后才被重新超越。

长安城是真正的国际大都市，波斯、大食、高丽、日本的商人、学者、使节云集于此。

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声从未间断，洛阳、扬州、广州的港口停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

但盛世之下，几个致命的问题正在悄然扩大。

第一个问题来自土地。

唐朝前期实行 “均田制” ，每个成年男子可以从国家手里领到100亩土地。

这套制度撑起了贞观之治，也撑起了开元盛世。

但问题在于，国家手里的土地是有限的，而人口却在不断增长。

从贞观初年的不到200万户，到天宝年间已经飙到了900多万户，翻了四五倍。

可耕地面积摆在那里，能开垦的荒地早在高宗时期就基本开完了。

第二个是土地兼并。

那些王公贵族、高级官僚本身就享有大量的赏田，他们利用 “请射” 、 “典贴” 等合法手段，

以及放高利贷、强买强卖等非法方式，不断蚕食普通百姓的土地。

有些权贵的田产加起来超过上万亩。

唐朝尊崇佛教，全国有四万多座寺院，僧尼三十余万。

出家人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于是大量百姓 “带田投靠” ，将自家田地挂靠在寺院名下逃避赋税。

武则天时期，一些大寺院坐拥良田数千亩甚至上万亩，成为脱离国家掌控的经济实体。

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均田制已经完全是个空壳子了。

大量失地农民沦为佃户、流民甚至乞丐。

史书记载，关东地区的农民，十之八九都失去了土地。

农民失去土地，不仅意味着经济基础的崩溃，更动摇了唐朝军事制度的根基。

因为唐朝的府兵，正是从这些自耕农中征发的。

军事改革的致命后果

土地制度的崩溃，直接引发了军事制度的崩塌。

唐朝前期实行 “府兵制” ，全国设置了600多个折冲府。

府兵平时就是农民，在自家地里种田，农闲的时候集中训练。

打仗了自备干粮、马匹和武器上战场，不打仗就回家该干嘛干嘛。

国家基本不花什么钱就拥有了一支几十万人的武装力量。

但府兵制有个前提：农民得有地。

连地都没有的人，拿什么装备自己？谁还愿意去当这个兵？

天宝八年（749年） ，朝廷终于顶不住了。

折冲府已经征不到兵了，正式废除府兵制，改用 “募兵制”，也就是花钱雇职业军人来打仗。

这一改，整套体系就彻底变了味。

国家养几十万职业军人要花巨额军费，中央财政根本撑不住，只能把军权和财权一并下放给地方的节度使。

节度使在自己的辖区里既管兵、又管钱、还管人事任免，说是“地方官”，实际权力跟独立诸侯没什么区别。

天宝年间，全国十大节度使手下的兵力加起来将近50万，驻守边疆的重兵集团一个比一个强悍。

其中最厉害的就是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一个人手里就捏着将近20万精兵。

中央禁军反而只有不到10万人，而且常年不打仗、疏于训练，战斗力跟边军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外重内轻、尾大不掉的格局就此形成。

安史之乱：盛世终结的丧钟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范阳城头鼓声震天。

安禄山率15万大军从幽州起兵南下，号称 “奉密诏讨伐杨国忠” 。

河北郡县望风而降，一个月之内叛军就打到了洛阳。

此时的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与杨贵妃泡温泉。

面对河北军报，他起初不愿相信，认为是嫉妒者造谣。

直到奏报如雪片般飞来，他才从温柔乡中惊醒。

但一切都太晚了。

安禄山的大军如入无人之境。

756年正月，他在洛阳称帝，国号 “大燕” 。

六月，潼关失守，长安门户洞开。

唐玄宗仓皇西逃。

行至马嵬坡，护驾禁军饥困交加，对祸乱朝纲的杨国忠早已不满。

禁军首领陈玄礼率众诛杀杨国忠，逼唐玄宗赐死了杨贵妃。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白居易在《长歌行》中记录了这个历史时刻。

安史之乱足足打了八年，从755年打到763年才勉强平定。

中原地区被来回拉锯了无数遍，城市残破、田地荒芜、百姓死伤流散不计其数。

战前天宝年间全国登记的在籍人口约5300万，战后乾元年间账面上只剩下不到1700万。

这并非意味着三千多万人全部死亡，而是大量人口在战乱中脱离了朝廷的户籍管控，

他们或逃入深山，或投靠地主豪门成为隐匿人口，或变成流民，国家再也无法将他们登记在册。

但死亡人数依然惊人。

根据现代学者换算，安史之乱导致约3600万人死亡，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18%。

这个比例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财政体系的全面崩塌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中央控制力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北方黄河流域70%以上的耕地因战火和水利损毁被弃，粮食产量骤降，米价暴涨至每石万钱，战前仅数百钱。

而且各藩镇开始截留税收，根本不上缴中央。

河北三镇更是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节度使职位甚至可以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完全不受中央干涉。

建中元年（780年） ，宰相杨炎推行了 “两税法” ：

不再按人头收税，改按每户实际拥有的资产和土地面积来征收，分夏秋两季缴纳。

这个方案很务实，既然土地已经集中到了少数人手里，兼并已经是既成事实，那就按照实际情况来收。

实际上就是默认了土地占有不均的现状，国家不再干预土地分配，使得兼并彻底失去限制。

它在短期内也的确改善了中央财政状况。

但两税法也意味唐朝正式放弃了 “耕者有其田” 的理想。

从此以后，土地可以完全自由的买卖流转，有钱的买田置地越来越富，没钱的卖了地就彻底沦为佃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为了填补财政窟窿，唐朝政府开始疯狂征税。

盐税从开元年间的每斗10文钱，涨到了110文，后来又涨到了370文。

许多老百姓根本吃不起盐，只能 “淡食” 。

茶税、酒税、间架税（房产税）、除陌钱（交易税） ……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

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日益松弛，一个恶性循环开始了：

朝廷越没钱，就越需要加税。

越是加税，百姓就越活不下去。

百姓活不下去，要么逃亡成为流民，要么干脆造反。

而那些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则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宦官专权：皇权的改变

如果说藩镇割据是唐朝的 “外患” ，那么宦官专权就是 “内忧” 。

唐朝中后期，宦官势力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巅峰。

他们不仅干预朝政，甚至掌握了皇帝的废立大权。

从唐顺宗以后，除敬宗是太子继位，宪、穆、文、武、宣、懿、僖、昭八个皇帝都是宦官拥立的。

皇帝成了宦官手中的傀儡。

宦官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权力？

关键在于兵权。

唐德宗时期，宦官窦文场、霍仙鸣被任命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统率神策军。

从此，由宦官统率神策军成为固定制度。

神策军是唐朝最精锐的禁军，兵力达20万人。

掌握了神策军，就等于掌握了长安城的命脉，进而得以操纵皇帝废立。

大宦官仇士良曾对其他宦官传授经验：

“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少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意思就是：不能让皇帝闲着，要让他沉迷享乐，这样大权就掌握在我们手里了。

牛李党争：官僚集团的内耗

就在宦官掏空皇权的同时，本应支撑国家的文官集团，也陷入了残酷的内斗。

这就是持续了四十多年的 “牛李党争” 。

牛党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多是通过科举入仕的寒门子弟。

他们主张扩大科举录取名额，让更多寒门子弟进入官场，对藩镇采取安抚政策，避免战争。

李党以李德裕为首，多是出身名门望族的世家子弟。

他们更强调公卿子弟的仕进特权，对科举中的 “浮薄” 风气持批评态度，

对藩镇采取强硬打压政策，维护中央集权。

两党的斗争完全不顾国家利益。

只要是对手支持的，自己就反对，只要是对手反对的，自己就支持。

唐文宗曾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最典型的例子是维州事件。

李德裕在西川节度使任上，成功收复了被吐蕃占领的维州城。

这本是大功一件，但牛僧孺却以 “与吐蕃结盟在先，不可背信” 为由，要求将维州城还给吐蕃。

唐文宗对此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两派互相拆台。

党争导致大量有才能的官员要么被贬到偏远地区，要么被迫依附某一派。

诗人李商隐因为娶了李党成员的女儿，又和牛党成员交好，被两派视为 “墙头草” ，

终生不得重用，最后潦倒而死。

黄巢起义：最后的致命一击

当朝廷内部还在为权力争斗不休时，底层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

乾符元年（874年） ，关东大旱，百姓 “饿殍遍野” 。

但朝廷不仅不赈灾，反而加重盐税。

黄巢出身盐商家庭，虽家境富裕，但唐朝后期对盐业的管控日益严酷，私盐贩子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

加之他四次科举落榜，仕途无望，最终被推向了造反的道路。

最后一次离开长安时，他对着满城菊花说：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不是诗，是战书。

875年，黄巢在山东起兵。

他采用流动作战的方式，避实击虚，转战大半个中国。

从山东到河南，从江西到浙江，从福建到广东，再从湖南到湖北，最后杀回陕西。

起义军像一把游走的剔刀，专门针对门阀士族。

攻入长安后，黄巢依据唐朝官方 《氏族志》 和士族私藏的族谱，对 “五姓七望” 等世家大族进行了系统性清洗。

“凡五姓七望者，虽襁褓必戮” ，连婴儿都不放过。

同时没收士族全部财产， “宫室皆赤脚而行” 。

史书记载： “纵击杀八万人，血流于路可涉。”

唐宗室留长安者几无遗类。

美国历史学家谭凯教授通过对三万二千块唐代墓志的大数据分析，

发现黄巢起义之后，河洛关中地区门阀家族的墓志数量出现90%的断崖式下跌。

这意味着这些延续数百年的世家大族，已经被 “注销殆尽，灰飞烟灭” 。

公元907年，节度使朱温逼迫唐哀帝退位，建立后梁。

唐朝正式灭亡。

从618年建国到907年灭亡，大唐享国289年。

其中前137年是上升期，后152年是衰落期。

纵观唐朝衰亡，每一个致命伤口，都源于最初为了解决问题而推行的制度，最终却滋生出更难解的新问题。

大唐崩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深层次的原因，是制度失去了弹性。

唐朝前期的成功，得益于一套精密的制度设计：

均田制保证农民有地种，租庸调制保证国家有税收，府兵制保证国防有兵力。

三者相互支撑，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但随着时间推移，这套制度逐渐僵化。

人口增长导致土地不够分，土地兼并导致农民破产，农民破产导致兵源枯竭，兵源枯竭导致军事改革，军事改革导致藩镇坐大……

每一个问题出现时，唐朝政府都采取了临时性的应对措施。

但这些措施往往治标不治本，甚至引发新的问题。

当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量变引起质变，整个系统就崩溃了。

这就是大唐盛世崩溃的真相：不是外敌入侵，不是天灾人祸，而是一场制度性的、系统性的崩塌。

一个曾经照亮整个世界的王朝，最终在自身制度的困局中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