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媒体特约评论员、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认为,一个健康的教育体系,应该让大多数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眼里有光,而不是只有分数。应试教育每多存在一天,孩子的梦想就被迫推迟一天;而当推迟变成常态,代价最终一定会在经济和社会层面集中显现。现在,是时候正视这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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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清辉 多家媒体特约评论员、著名经济学家
作为一名长期观察中国教育与经济结构问题的经济学家,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应试教育早已不是简单的教学方式问题,而是一种正在系统性透支国家创新潜力、压缩家庭幸福空间、扭曲人才结构的深层制度性顽疾。如果任其延续,中国孩子的梦想就会被一再推迟,社会的活力也会被一点点消磨。
客观地说,应试教育在特定历史阶段确实发挥过作用。在教育资源高度不均、选拔机制相对粗放的年代,统一考试提供了一种看似公平、成本可控的人才筛选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但问题在于,时代已经变了,而我们的教育评价逻辑却没有同步进化。当经济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当产业从模仿追赶迈向原创竞争,继续用单一分数去定义人才,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路径依赖。
从微观层面看,应试教育最直接的代价,是对孩子成长空间的持续挤压。大量学生在最具创造力的年龄,被迫陷入机械刷题、重复训练和排名焦虑之中。想象力、好奇心、表达欲,本应是青少年最宝贵的能力,却在高压竞争中被视为“无用项”。很多家长表面上是在为孩子“铺路”,实际上却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一场对孩子多维潜能的系统性削减。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广泛发生的现实。
从家庭经济角度看,应试体系还在不断制造新的教育内卷成本。培训、补课、竞赛、择校,构成了一条越来越昂贵的教育支出链条。中产家庭被迫持续加码教育投入,低收入家庭则在起跑线上就承受心理落差。教育本应是社会流动的阶梯,却在某些环节上演变为新的分层放大器。长期来看,这不仅影响消费结构,更可能削弱社会整体的风险承担能力和生育意愿,其宏观外溢效应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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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试教育削弱社会整体的风险承担能力和生育意愿
更值得警惕的是,应试导向正在对人才供给结构产生滞后而深远的影响。企业越来越需要的是复合型、创造型、解决问题型人才,而教育体系却仍在大规模生产“高分标准件”。很多用人单位反映,新人考试能力很强,但独立思考、跨界协作和实际落地能力明显不足。如果教育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错位持续扩大,最终买单的将是整个经济的创新效率。
当然,我并不主张简单否定考试本身。任何大规模教育体系都需要基本的评价工具,问题不在“有没有考试”,而在“是不是只剩考试”。如果分数几乎决定一切,如果升学路径高度单一,如果学校和家庭都被绑在同一条赛道上,那么再精细的改革口号,也很难真正松动结构性压力。
真正的出路,在于逐步重构评价体系的权重结构,让多元能力有真实含金量,让不同类型的人才都能看到上升通道,同时把教育资源更多投向启发式学习、项目式学习和真实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只有当“会思考”和“会创造”在制度上变得同样重要,家庭和学校的行为才会发生根本转向。
我始终认为,一个健康的教育体系,应该让大多数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眼里有光,而不是只有分数。应试教育每多存在一天,孩子的梦想就被迫推迟一天;而当推迟变成常态,代价最终一定会在经济和社会层面集中显现。现在,是时候正视这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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