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内政坛选举太离谱，长得好看的政客当道，专业能力反而不重要？

岛内官员共有五种产生方式，分别为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和选举。

“特任”针对高级别行政官员，如行政机构正副负责人、厅长、部分独立机构负责人等，这部分官员政治属性比较强，通常跟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共进退，通俗点说就是谁选赢了用谁的人。

“简任”“荐任”“委任”依次适用于高级公职人员、中级公职人员和基层公职人员，级别从低到高共分为十四等，最高为常务副厅长。

这部分官员在岛内属于标准的“事务官”，即理论上必须保持政治中立，任期不受选举和党派转换所影响。

县市长在中国台湾省的制度中不属于“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四种任用体系中的任何一种，其产生方式依据的是选举法规，而不是《公务人员任用法》。

换言之，岛内县市长并不处于公务员体系内，也就没有厅长和县长谁更大一说。

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岛内县市长一般被认为更具实权，哪怕是新竹、宜兰、花莲的县市长，真实地位也要高于普通厅局长。

至于台北、新北、台中、高雄等城市，其市长地位某种意义上仅次于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甚至连行政部门负责人都无法媲美。

为了方便从官场晋升角度做剖析，此处把岛内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定义给修改一下：凡是通过本人选举直接得到的职位为政务官（主官），凡是没有经过选举、被任命来的官为事务官（辅官）。

选举政治中“政务官”的地位一般高于“事务官”。

政务官可以直接拉起一个属于自己的班子，开山立派，而事务官做得再高，也会给人一种“高级打工仔”的感觉，可以被上级随时更换。

在台湾岛内，六都（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市长选举是仅次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焦点战，各方都会积极物色有力人选，如资深民意代表、六都副市长、省厅厅长，甚至行政部门正副负责人。

2018年，民进党大佬、曾长期担任台行政部门负责人的苏贞昌参选新北市长，败给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

2018年，民进党资深民代陈其迈参选高雄市长，败给韩国瑜，后被提名担任台行政部门副负责人；2020年韩被罢免，陈其迈立即放弃行政部门副负责人的岗位再战高雄，成功当选。

2018年，试图连任的民进党籍台中市长林佳龙败给国民党籍卢秀燕，林遂被调到省政府做交通厅厅长、政府秘书长等职。

由上述案例我们也不难体会六都市长的“含权量”。

从晋升逻辑上讲，一个没有打过六都市长选战的政客很难被直接推出来选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政治中的台阶和门槛同样是很严格的。

那么如果一位台湾青年想要从政，应怎样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呢？

通常来说有两条路径：其一是参加公务员考试，走事务官晋升路线；其二是加入某个政党，走政务官选举路线。

事务官是指处理具体专业性事务的公务员，往往在一个系统内长期工作，不受执政党变化的影响，且一般不能牵涉或加入党派。

政务官则需要参加某一政党并争取提名，然后不停地打选战，沿着县市议员、省议员（民意代表）、县市长的道路一直往上选。

达到某一层级后，路径1、2将发生交汇互通。

事务官早期可以依托扎实的履历步步累进，但达到一定高度后，就会强烈依赖政务官的提携和认可。

就省一级来说，民进党当局除了可以任命全部的省政府部门负责人外，一些副职、省属企业、顾问和机要人员也大都能够安排本党或亲绿无党籍人士担任。

县市政府与省政府类似，新市长当选后会提名一个自己的执政班子，有本党人士，有亲信幕僚，有外部专业人士，有原先副职中选拔的，也有极个别上届留任的。

放眼岛内，高级事务官很难做到真正中立，国民党和民进党分别有自己偏爱的专业官员，早些年勉强有人能做到两边通吃，但现阶段已十分困难。

不仅如此，在一些关键的双重管理岗位上，省市两级还会抢夺人事提名权，彼此掐架。

2024年5月20日，台北市警察局长张荣兴升任警政署长，对于空缺的局长一职，台北市长蒋万安希望推台湾警察专科学校校长方仰宁接任。

岂料民进党籍内政部门负责人刘世芳（警政署长隶属内政部门管辖）在跟蒋万安简单电话沟通后，直接委派警政署副署长李西河调任台北市警察局长，导致蒋大为不满。

根据岛内法律：拟调整之地方警察首长人选，先行协调地方政府首长同意后，再由内政部门发布派免令及办理相关派免事宜。

换言之，“地方政府首长同意”只是一种协商传统，实际“派免令”握在省政府手里。

而人事权归谁，谁对他（台北市警察局长）的影响力自然就更大一些，这正是蒋万安不满的地方。

接下来聊政务官。

“晋升”这个用语放在政务官身上虽不太合适，但不得不说，他们该走的台阶相对于事务官一个都不少，同样得步步累进。

事务官的基本功主要是其自身专业能力，而政务官则需要亲近选民、演讲、上节目、打知名度、展现自身“战斗力”等等。

对于一名初出茅庐的岛内政治人物，通常需要从县市议员选起，比如：台北市议员、高雄市议员，只有当积累起相当的政治能量后，才能去选省一级的民意代表。

中国台湾地区共有22个县市、910名县市议员，而全省层面的民意代表只有113席，这一过程中，大量选举口的政治人物都被卡在了县市层面。

像《少康战情室》等一些比较有名的岛内政论节目，通常只会邀请民意代表或前民意代表出席，县市议员必须非常具有话题性、人望非常高或者县市议长/召集人等，才能露脸。

选举政治不怕被人看不起，也不怕被人骂/告/诽谤，最怕的是被人看不到，被遗忘。

2024年1月揭晓的台立法机构最新一届民意代表中，最年轻者为民进党籍黄捷，1993年出生。

黄捷大学毕业后考上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研究所，就读没多久，因目标从政而休学。

她先是成为一名记者，后加入时代力量担任立法机构党团助理，继而回老家凤山区参选第三届高雄市议员，并成功当选。

高雄市议员任内，每当市长韩国瑜在议会回答“高雄要发财”“高雄发大财”时，黄捷就会翻白眼表示不满，凭借出众的容貌与特殊表现，她被民进党支持者封为“翻白眼女神”，声势大涨。

民进党最年轻的民代是个美女，国民党则是个帅哥——没办法，选民往往喜欢以貌取人，颜值即正义。

牛煦庭父亲是新党政治人物，两度参选桃园县议员失利，牛煦庭在七岁时已担任父亲的助选员，开始了解政治。

高中毕业后他进入政治大学外交系读书，又就读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硕士学位。

2016年开始担任国民党桃园市党部执行秘书、发言人，2018年当选市议员，2024年当选省民意代表。

跟牛煦庭履历类似的还有另一位国民党民代——徐巧芯。

徐巧芯在岛内知名度很高，她2015年担任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办公室发言人，“换柱事件”后改任朱立伦竞选办公室发言人。

2016至2018年担任马办发言人，期间还担任过郝龙斌竞选国民党主席办公室发言人。凭借一次次露脸，徐巧芯的知名度逐步打开，2018年当选台北市议员，2024年当选省民意代表。

这些年轻、形象好、口才好的政治人物阅历与知识水平其实很有限，为了补齐短板，他们也会在两岸关系、国际政治等热门领域集中学习补课，避免贻笑大方。

岛内的民意代表有两种，即“区域民意代表”和“不分区民意代表”。

前者的产生方式跟县市长类似，要在本区域内打选战，当选人拥有独立民意基础；后者则是吃政党票的，类似于政党奖赏给你的，本身并没有民意基础。

通常来讲，有志于晋升的青年政务官都会去选区域民意代表，而不分区民意代表则是给一些资历足够的大佬（如韩国瑜）和有功之臣（如谢龙介，常年战斗在敌穴台南）。

近些年来，选区域民意代表已经成为岛内政治人物晋升绕不过去的坎。

以现任六都市长为例，除50后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和桃园市长张善政外，三位60后市长卢秀燕、黄伟哲、陈其迈，以及70后市长蒋万安，均有区域民意代表的经历。

放眼岛内，区域民意代表的真实影响力不亚于副市长，经常出现过副市长/副县长去选区域民意代表的情况。

经历过多次选战考验、有相当知名度的资深区域民意代表，其仕途前景往往十分看好，可以选县市长或直接担任省厅部门主要负责人。

相较于在野的国民党，民进党民意代表拥有的晋升空间更为宽广。

以台湾现任内政部门负责人刘世芳为例，1959年出生的她曾任三届高雄市民意代表，2023年原本已登记要继续竞选连任，后以“健康因素”退出初选，并全力支持年轻的候选人李柏毅（1977年生，新潮流系，前陈菊办公室主任）。

2024年1月，李柏毅以49%：46%的得票率险胜国民党籍候选人李眉蓁，刘世芳的让贤和助选立下大功，4月份被赖清德任命为内政部门负责人。

早些年间，选举政治人物以政策导向型和妥协型为主，强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注重各方利益的平衡。

近些年随着政治极化现象泛滥，个人魅力型和民粹型政治人物日渐增多，能否调动选民情绪成为选举的胜负手。

为了赢得选票，政治人物不得不迎合民意和政治正确，有时甚至需要牺牲个人理念进行长期伪装，经年累月下来，造成了“外部形象”与“真实自我”的矛盾。

常言道“从政是一种修炼”，选举政治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