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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欢是在凌晨四点零三分发现丈夫的手机亮了的。
那道光从枕头缝隙里漏出来,像一根针,扎在这个三十六岁女人好不容易攒起来的一点睡意上。她没动。十五年的婚姻教会她一件事:有些秘密,知道了就得处理;不处理,就得装作不知道。而凌晨四点,她既没有处理的能力,也没有装作不知道的力气。
身边这个男人翻身的时候,她闭上眼。呼吸均匀,像一台调试得当的机器。这个男人——沈默——结婚前不叫这个名字,叫沈建国。何欢嫌土,逼着他改的。现在想想,名字能改,命改不了。沈默还是沈建国,骨子里是县城机械厂宿舍区长大的孩子,精于计算,善于沉默,所有的温柔都藏在账本后面,每一分付出都要看见回报。
第二天早上,何欢送完孩子,在菜市场门口站了二十分钟。
她看着那些芹菜,水灵灵的,一把三块。卖菜的女人穿着褪色的红棉袄,手指皴裂,找钱的时候数了三遍。何欢突然羡慕她。这个女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亲密关系中的情感疏离”,她只知道今天芹菜卖不完,儿子下个月的补习费就凑不齐。
“大姐,来一把?”女人抬头,笑得露出有点歪的牙。
何欢买了一把。三块钱,买到一个笑,值。
她今年三十六岁。三十六岁是什么概念呢?是脸上的胶原蛋白开始不讲道理地流失,是单位体检报告上的箭头越来越多,是发现自己对很多事的愤怒正在变成一种绵长的、像风湿病一样的疲惫。她在一家出版社做校对,每天看那些错别字、病句,看得多了,觉得人生也像一本书,总有几页印坏了。
沈默最近加班越来越多。西装越来越贵。香水从古龙水换成了另一种,何欢闻不出来是什么牌子,但她闻得出来那不是超市货架上随便拿的。他的手机换了密码。他洗澡的时间从十分钟变成了二十分钟。他看她的眼神,从“你是我老婆”变成了“你是我认识的人”。
何欢什么都明白。但她什么都没说。
不是因为懦弱。是因为——怎么说呢——是因为换一个人,就一定会更好吗?她见过离婚的闺蜜,四十岁开始在相亲市场上被挑挑拣拣,那些男人上来就问:有房吗?孩子跟谁?还能生吗?
算了。何欢想。芹菜三块钱一把,离婚的成本,她算不清。
四月十七号,何欢接到医院的电话。
沈默的母亲查出来胃癌,中期。电话里沈默的声音很平,就像在说今天开会取消了。但何欢听出来了,那个平是假的,是用力压下去的。
接下来的日子,沈默开始往医院跑。周末去,平时也去。加班少了,香水没了,手机密码解开了,洗完澡直接上床,头发都不吹。有一天晚上,何欢半夜醒来,发现沈默没睡,坐在客厅里,开着灯,手里捏着一张老照片——他妈年轻时候的,扎着两条辫子,站在县城汽车站门口。
沈默没哭。沈家的人都这样,眼泪往肚子里流,脸上永远是那副“我没事”的表情。但何欢看见他的手在抖,照片的边缘被捏出了褶皱。
那一刻,何欢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像一扇很久没开的窗,被风吹开一条缝。
她想走过去,把手放在他肩膀上。但脚钉在地上。
十五年了。她忘了怎么安慰他。他忘了怎么被她安慰。
周三下午,何欢去银行取钱。
婆婆的医疗费是个无底洞。沈默不说,但她从银行卡余额里看得见。那天她去柜台取两万,柜员是个年轻女孩,戴着粉色眼镜框,一边办业务一边跟同事聊天,说昨天相亲遇见一个奇葩,上来就问能不能接受婚后和公婆同住。
何欢没听进去。她盯着自己的手。这双手,二十岁的时候弹过吉他,三十岁的时候抱过孩子,现在三十五岁,握着两张存折——一张是定期,一张是活期。定期的那张是留给儿子上大学的,不能动。活期那张,剩下的钱,大概够婆婆再住两周院。
从银行出来,她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
天是灰的,不冷,但也不暖。身边走过很多人,有拎着菜的,有牵着孩子的,有戴着耳机面无表情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自己的烦,自己的秘密。
何欢忽然想起小时候,她妈带她去县城最大的百货大楼。大楼里有一部电梯,那种老式的,有铁栅栏门的那种。她妈从来不坐,说头晕。后来何欢才知道,不是头晕,是怕。怕什么?怕电梯门一关,就不知道会被带到哪里去。
她现在就站在那部电梯门口。门开着。里面站着沈默,站着婆婆的病,站着房贷和补习费,站着所有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的事。
但她还是走进去了。因为她没别的地方可去。
五月的第三个周末,何欢去医院送汤。
婆婆住在肿瘤科,走廊里永远有一股消毒水和剩饭混在一起的味道。何欢推开病房门,看见沈默趴在他妈床边睡着了。
姿势很别扭,像一只蜷起来的虾。头发乱着,衬衫皱得不成样子。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打在他后脑勺上,有几根白头发,何欢以前没见过。
婆婆醒着,看见何欢,张了张嘴,没出声。
何欢走过去,把汤放在床头柜上。柜子上有一碗没吃完的粥,已经凉了。旁边是一个橘子,剥了一半。
“妈。”何欢叫了一声。
婆婆点点头。这个一辈子要强的女人,县城纺织厂的车间主任,退休金两千三,硬是攒出一套首付的钱给儿子娶媳妇。现在躺在病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睛还是亮的。
“他刚睡着。”婆婆说,声音轻得像纸,“三天没怎么睡了。”
何欢看着沈默的后脑勺,没说话。
“欢欢,”婆婆忽然叫她,叫的是很多年没叫过的小名,“我对不住你。”
何欢愣住了。
“我这个儿子,”婆婆看着沈默,眼里有一种何欢看不懂的东西,“从小就不会心疼人。他爸走得早,我一个人拉扯他,只顾着教他争气,教他出息,没教过他……怎么对一个人好。”
病房里很静。走廊里有护士推车经过的声音,轱辘轱辘的,远了。
“我知道他……”婆婆没说下去,喘了口气,“我都知道。但欢欢,他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从小就这样,不会的,就躲。躲不过,就硬扛。”
何欢低头看着地上,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一道一道的,像栅栏。
“我这病,不知道还能撑多久。”婆婆说,“我就一个心愿——你们俩,好好的。”
何欢没说话。她抬起头,看着窗外的天。天很蓝,蓝得像假的。
沈默醒了。他抬头,看见何欢,愣了一下。那一瞬间的表情,何欢从来没在他脸上见过——像是一个走丢了很久的小孩,忽然看见认识的人。
但也只是一瞬间。下一秒,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脖子,说:“来了?”
何欢说:“嗯。”
他们把那张存折用完了。
婆婆出院那天,沈默瘦了十几斤。何欢去办手续,看见账单上那个数字,手抖了一下。出来的时候,沈默站在门口等他妈,两只手插在兜里,肩膀塌着,像是被什么东西压弯了。
何欢走过去,站在他旁边。两个人谁都没说话。头顶上是一棵槐树,开花了,香得有点过分。
六月,婆婆回县城休养。沈默又开始加班。但何欢注意到,他加完班会给她发一条微信:晚点回,你先睡。
以前是不发的。
七月的某个晚上,孩子睡了,何欢在阳台上收衣服。沈默走过来,站在她旁边。
“我妈说,”他开口,有点慢,“你给她炖了半个月的汤。”
何欢没说话,叠着一件儿子的T恤。
“她让我谢谢你。”沈默说。
何欢还是没说话。
“还有,”沈默顿了一下,“我。”
何欢抬起头看他。路灯的光从下面打上来,把他脸上的皱纹照得清清楚楚。这个男人老了。她也老了。他们一起老的。
“不用。”何欢说。
沈默站了一会儿,忽然伸手,把她手里的衣服拿过去,叠好,放在旁边的椅子上。然后他转身,走进屋里。
何欢看着他的背影。那个背影在阳台门口顿了一下,没有回头,但也没走。
“何欢。”他叫她的名字。
“嗯?”
“对不起。”
就三个字。声音很低,低得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
何欢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另一件没叠完的衣服。风吹过来,带着夏天晚上特有的那种潮乎乎的热。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他们刚结婚那会儿,有一回吵架,吵得很凶,她把一个杯子摔在地上,碎了一地。沈默蹲下去捡,划破了手,血流了很多。她吓坏了,跑过去想看看,沈默推开她,说“没事”。
那时候她以为这个“没事”的意思是“我不需要你”。
现在她忽然有点明白了,那个“没事”可能还有另一层意思——我不知道怎么让你进来。
八月底,婆婆走了。
葬礼那天,下了点小雨。沈默一直没哭,站在灵堂前,像个木头人。何欢站在他旁边,看着他侧脸绷紧的线条,忽然想起病房里那个蜷着睡觉的后脑勺。
晚上回家,沈默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何欢给他倒了杯水,他没喝。何欢在厨房收拾了一会儿,出来的时候,发现他低着头,肩膀在抖。
没有声音。只是抖。
何欢走过去,坐在他旁边。她想说点什么,但说什么都不对。最后她只是把手放在他手背上。
那只手很凉。皮肤下面是骨头,骨头下面是血。和她一样。
沈默没动。但他的手翻过来,握住了她的手。
窗外雨停了。路灯照进来,照在地板上,一小块昏黄的光。
何欢看着那块光,心里忽然想起一句话——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儿看到的,可能是哪本书里——那句话是:活着就是在一个又一个没法选择的时刻里,做一点自己能做的事。
她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但此刻,她坐在这里,手被另一个人握着。
窗外的路灯亮着。明天还要早起,送孩子上学,买菜,上班。日子和以前一样。日子和以前不一样。
何欢忽然想起菜市场那个卖芹菜的女人。她不知道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她的烦心事,不知道她在凌晨四点会不会也醒着。但她记得那个笑。有点歪的牙,笑得很用力。
活着比什么都快乐。活着比什么都艰辛。
这两句话,何欢以前觉得是矛盾的。现在她觉得,可能就是一个意思。就像她和沈默,坐在一起,谁都没说话。像窗外那盏路灯,亮着,照着没人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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