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高地 耕读潍坊丨词里春秋

文明高地 耕读潍坊丨词里春秋

鲁网2月22日讯（记者 王玉龙）潍水汤汤，自南而北，流经诸城、安丘、峡山、寒亭、昌邑等地，归于渤海。沿河两岸，青畴如绣，麦浪、栗林、炊烟、鸡犬，似乎不过是一片平常的鲁中风景。然而，这水畔的尘土，却踩过虞舜的足迹；这岸边的村庄，曾闻晏婴的车马；这城中的古台，犹见苏轼的醉墨。潍水无言，却把千百年的功业、智慧、孝行与文心，一一沉淀在泥土里，待后人以一字一词，掘出那沉甸甸的回响。

成语，是汉语的精魄。它不像长河大江般铺陈千里，而是一滴露、一掬泉，凝缩了一个民族的记忆。它不是历史本身，却比史书更贴身地活在人的口舌之间；它不是哲学专著，却在寥寥数字里藏了先人对天地、家国、人伦的全部理解。而当我们以潍坊的四方古今为经纬，重新梳理那些熟稔于口的词语，赫然发现：许多成语的根系，竟深扎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如老树的虬根，在地底交错延展，支撑着汉语的繁枝茂叶。

“克勤克俭”“孝感动天”

最古的当属“克勤克俭”与“孝感动天”。这两枚词语的源头，都指向同一个人——舜。

潍坊诸城诸冯村的历山脚下，至今犹存舜耕之田的传说。那是一片并不肥沃的土地，岗峦起伏，石多土薄。传说中，那位双目失明的父亲瞽叟、刻薄的继母、傲慢的异母弟象，曾无数次将这个孝顺的儿子推向险境。他们要舜修仓，待舜登上仓顶，却抽去梯子，放火焚烧；他们要舜淘井，舜刚下到井中，便有土石滚落。然而舜没有怨，没有逃，没有以怨报怨。他在田垄间耕耘时，象来助耕，鸟来耘草。史册将这一切归于“孝感”，归于天子的祥瑞；但我们若以今人的目光重审，或许更该看见：那是一种近乎神性的宽恕，一种无待于外物的仁德。舜不是因回报而孝，因成圣而让，他在苦难中依然温和，在困顿里仍能耕耘——这或许才是“圣”的真正含义。

后世帝王将相，把这当作治国的寓言；而潍水边的百姓，只把它当作祖辈的真实。于是，“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从诸冯的黄土里生长出来，成为中国人持家的准绳。千年之后，寻常巷陌里的父亲以“克勤克俭”教子，不使其骄逸；寻常人家的门楣上，不写“富贵不断头”，而写“勤俭持家久”。而“孝感动天”也从二十四孝的第一页，走进千家万户的日常伦理——那不是对神迹的向往，是对“以善报恶”这种极难之事的集体敬仰。

舜的诸冯，舜的潍水，是中国人伦秩序的源头之一。如今诸冯村头立着舜庙，庙前老槐虬枝盘曲，庙中香火不曾断绝。庙前，一位白发老妪跪拜良久。她所求的，大约不是功名富贵，不过是儿孙孝顺、家宅平安。那一刻，舜的孝，就已经不是供在史册里的标本，是活在这土地上的呼吸。

“风雨时节，五谷丰登”

相隔千年，潍水之左的营丘，走出了另一位奠基者。

姜太公垂钓渭水、辅周灭商的传奇，已然家喻户晓。那个在渭水之滨以直钩钓鱼的老者，耐心等了八十年，终于等到文王的辇车。但世人多知太公的韬略，少知他的仁心。他的《六韬》——那部被后世奉为兵家经典的著作——在论及“立将”时，却将战争的韬略与农事的丰穰并列，写下了“风雨时节，五谷丰登”八个字。

后世文人用“五谷丰登”作颂圣的套语，写在元旦贺表里，刻在官仓的石碑上。可在太公看来，社稷安宁、仓廪殷实，原非帝王恩赐，而是人力与天道相合的结果。营丘地处潍水下游，沃野平畴，宜于稼穑。太公封齐之初，莱人争营丘，战事频仍。可他没有把这片土地变成战场，而是“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劝农桑、兴教化。那“五谷丰登”四个字，是兵法家的温柔，是齐地农桑千载不衰的注脚。

“千虑一得”“中流砥柱”

战国烽烟中，高密的矮屋下，晏婴安坐如钟。

他身材短小，其貌不扬。出使楚国时，楚王故意不开大门，请他从侧门入；楚王又命人押过一名“齐盗”，当庭羞辱他。晏婴不怒不愠，只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为喻，折服敌国。他辅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节俭力行，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在一片以强兵攻伐为荣的时代，他主张以礼治国、以仁服人。

这样的智者，却终身保持着一种谦卑。他向齐景公进谏，不直斥君过，而以“社稷之臣”自许；他评价自己，不说“我多智”，只说“婴闻之：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那“千虑一得”四个字，不是谦辞，而是对权力者最深沉的反省，是智者对自己的清醒认知。千百年后，当人们随口说出“千虑一得”时，未必知道那位矮小的夷维人，早在春秋的暮色里，为“智慧”这个词脱去了血统的冠冕。

更动人的是“中流砥柱”。晏子用鼋衔左骖的比喻，说的是渡河之险、砥柱之固。但他自己，何尝不是齐国的砥柱？三家分晋之前，齐国内乱不止，崔杼弑庄公，庆封专权。晏婴立于朝堂，不附权臣，不避刀斧，每临大事，必以社稷为念。他的身影矮小，却在历史湍流中屹立不倒。

高密故城今已不存，唯有晏子墓尚在。其位于胶河社区晏王庙村北，原封土高8米，碑石简朴，墓东还曾有晏王庙。站在墓前，想起司马迁那句感慨：“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太史公的倾慕，不只因为晏婴的智谋，更因他身处浊流而身不染、位极人臣而心不失。

“椿萱并茂”“礼是郑学”

汉家的烟云，笼罩着安丘与高密两座城。

安丘牟融，官至太尉，位极人臣。他一生都在帝王左右，经纶国政，却于暮年送友人南行时，写下这样温煦的诗句：“知君此去情偏切，堂上椿萱雪满头。”椿为父，萱为母，满头霜雪，是光阴的赠予，也是人子最温存的注视。

“椿萱并茂”从此成为祝祷父母安康的常语。它没有“万寿无疆”那样堂皇，也不像“长命百岁”那样直露。它是含蓄的、内敛的，是游子灯下写信时的欲说还休，是除夕宴上举杯时的喉间微哽。这四字比任何金石碑铭都更持久地活在春联与寿宴上，活在寻常百姓的牵念里。

而峡山脚下的郑玄，走的是一条更寂寞的路。

汉末天下大乱，黄巾起，董卓乱，诸侯割据。北海高密亦不免兵燹。郑玄年过七十，仍不废著述。他遍注群经，《周礼》《仪礼》《礼记》《毛诗》《论语》——在他之前，经学有今古文之争，各守门户，水火不容；在他之后，破碎的经籍被缀合为一座思想的殿堂。唐人尊其学为“礼是郑学”，这四个字背后，是一位北海大儒在乱世中为文明续命的孤勇。

他的注疏，至今仍沉在十三经的字里行间。读《诗经·豳风》，见“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郑玄的笺注是：“此皆农功毕，入室思妇之事。”他一生不仕，晚年还被袁绍强征为官，半路病发，可他注经时，心里念着的不是朝廷，是农人、织妇、寻常百姓。他的学问，如古井深水，不起波澜，却滋养千年。

今峡山区有郑公祠，祠前松柏萧萧。守祠的老人，也是郑氏的后裔子孙。问他读过郑玄的注吗，他摇头笑：“读不懂，那太深了。”停一停，又说：“可我们知道，老祖宗给天下读书人指了路。”

“丰功懿德”“一时之秀”

魏晋南北朝，天下板荡，潍水却依然输送着人物。

寿光城南，公孙氏一族累世为官。公孙度西汉中期官至侍御史，其子公孙渊承父风，史笔留其“丰功懿德”。那是一个动辄族诛的时代，能在史册上留下这四字赞语，已属不易。

平寿唐瑾，以六部尚书之才，被周文帝宇文泰推为“一时之秀”。六尚书同朝，皆一时俊杰，而唐瑾列名其中。这些词语如今已不常用，甚至有的在成语词典里也寻不着踪迹。但在彼时，它们是朝廷诏令中的褒美，是同僚宴饮时的推重。词语的命运，恰如世运，有盛有衰；可那被赞颂的人，毕竟在历史的暗夜中发过光。

还有寿光的仓颉墓。那位传说中造字的史官，长眠在这片土地上。“鬼哭粟飞”四个字，记的是苍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的异象。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写下这四字，感慨的是文字的力量。仓颉是神话人物，而寿光的仓圣公园、每年春日的“祭仓”大典，却是真实的。稚童诵《千字文》，老儒读祝文，有人献爵，有人奏乐。那一刻，我们纪念的，或许不是那个半人半神的史官，而是那场从无到有的创造。文字使文明不朽，而潍水边的人，还在年年岁岁地记得。

“超然物外”

直到北宋，苏轼来了。

熙宁七年，苏轼知密州。时年三十八岁，正当盛年，却因与新党政见不合，自求外放。他来密州那一年，蝗旱相仍，盗贼满野，他在《上韩丞相论灾伤书》里如实写道：“民之饥者，往往相枕藉死。”他没有粉饰太平，没有报喜不报忧。他开仓赈济，捕蝗劝农，在给友人信中自嘲：“某在此，岁亦丰稔，但公私皆乏，未免仰食于官。”

就是在这样的困顿里，他修葺城北旧台。弟弟苏辙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意，命名“超然”。苏轼登台四望，作《超然台记》，写下了那传世之语：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不必怪奇玮丽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超然物外”四字，从他笔下流入士大夫的精神谱系。那不是逃离，不是在困境中闭上眼睛；那是在风雨交加时，仍能从寻常事物中寻得内心自由。密州的苦日子没有磨折他，反而逼出了他最通达的人生态度。他后来贬黄州、惠州、儋州，愈贬愈远，却愈活愈开阔，这“超然”二字，正是起点。

超然台毁于金兵铁骑，后诸城重新兴建。碑前有中年男子带幼子诵读《超然台记》。孩子念得磕磕绊绊，父亲一句一句教。阳光照在石碑上，刻字漫漶，但声音清晰。九百多年了，苏轼登台那天的风声，仿佛还在碑前徘徊。

“难得糊涂”

又五百年，郑板桥来了。

乾隆十一年，这位扬州八怪之一的老画师，出任潍县知县。那年他五十四岁，已过知天命之年。他在潍县七年，留下的政绩百姓记了三百年：修城、济困、捐资设学、开仓赈灾。他在《潍县竹枝词》里如实写潍民之苦：“绕郭良田万顷赊，大都归并富豪家。”他不讳言贫富悬殊，不粉饰太平。

他那“难得糊涂”四个字，被后人刻成匾、写成帖，挂在无数中堂与办公室。有人解作圆滑，有人视作智慧，有人以之自嘲，有人借以劝世。可板桥自己分明说过：“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那是一个饱阅世态的老人，对世间糊涂的清醒。他不是教人浑浑噩噩，是教人不必事事精明、处处算计，适可而止。他画竹，题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糊涂吗？不，他比谁都清醒。只是他选择了放一着、退一步，选择了把聪明藏在憨直里，把锋芒敛入竹枝间。潍县的百姓，记得的是他修城、济困、不取民一钱。

我常想，为什么这些词语，偏偏生长在这片土地上？

潍水不是大江，没有三峡之险、洞庭之阔；潍坊不是帝都，不曾有九重宫阙、十二楼台。这里只有黄土、麦田、村落、古城。但这里的人，耕读传家，敬天法祖。从舜的时代起，就懂得在困苦中守持仁德；从太公的时代起，就明白稼穑是社稷之本；从晏婴的时代起，就知道智慧不必以威严为衣；从郑玄的时代起，就坚信文明要在乱世中薪传；从苏轼、板桥的时代起，就学会了在困顿中寻找超然，在浊世里选择退让。

他们把治国的道理写进经籍，把孝悌的法则演为故事，把处世的智慧凝作词语。词语一旦生成，便脱离了作者，汇入汉语的长河。它们流经盛唐的宫阙，流经两宋的市井，流经明清的村塾，流经民国的报章，流到我们的唇齿之间。我们未必知道这些词语与潍水的关联，但那关联依然存在，像地下的暗河，不为人见，却时时涌出清泉。

文化从来不只是高堂讲章、博物馆橱窗。它更活在长辈训诲时的郑重，活在书家落款时的凝神，活在游子思乡时的默念，活在每一个不经意的言说里。

潍水仍在流。

春来水暖，鸥鹭来集；夏雨涨河，浊浪翻涌；秋去水落，芦花如雪；冬冰覆岸，寂然无声。河边的麦子，收了一茬又一茬；城里的巷陌，拆了旧砖又起新楼。舜庙的老槐枯了又发新枝，郑公祠的松柏越来越粗，超然台碑前的字迹又淡了几分。

可只要还有人说起“椿萱并茂”为父母贺寿，还有人写下“超然物外”以自勉，还有人记得“闻过则喜”是美德、 “难得糊涂”是智慧——那么，舜的孝、晏子的智、郑玄的学、苏轼的达、板桥的仁，就都还活着。

词语不死，潍水长流。

而我们，也是这长流中的一滴。我们说话、写字、念旧、寄望，便是在续写那部从未完稿的“潍水遗风”。千年后的后人，若也翻开尘编旧牒，读到我们此刻的词语，会不会也像我们遥望虞舜、晏婴、郑玄、东坡、板桥一样，看见这片土地上的风骨与温情？

会的。因为潍水还在流，成语还在说。

这就是潍水给汉语的遗产，也是汉语给潍水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