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兵的亲诉：苏军进攻关东军时，我看见人间地狱的真实模样

1945年8月9日凌晨，在黑龙江的虎林县，日本兵冈崎哲夫正在虎头要塞的睡袋里蜷缩着，耳边只有哨兵的脚步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鸟叫声！

作为关东军第15国境守备队的士兵，他早已习惯了边境线上漫长的寂静。他并不知道在几个小时之后，他的人生将坠入真正的修罗地狱！

多年后他在书中这样写道：“那一晚的星星格外明亮，我们甚至还在讨论国内寄来的家信。没人知道噩梦已经站在了门口。”

1945年8月8日这天晚上，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不在司令部。他去看艺伎表演去了。

这不是编的。当时关东军高层普遍认为，苏联刚结束欧洲战场，兵力调动至少需要3个月到半年的准备时间。

更何况苏日之间还签订着《中立条约》。有人甚至判断苏联最早也要等到1946年春天才可能动手。

就在山田乙三欣赏歌舞伎的时候，此时的远东边境线上150万苏联红军、2.6万门火炮、55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3800架战机，已经像一张巨大的铁网悄悄收紧了包围圈。

“像瀑布一样的暴雨”！19岁的苏军迫击炮手柯罗金后来回忆，他们团在开往中国东北的闷罐火车上唱了一路的歌。“我们当时以为和日本人的战争应该会很轻松。”

但他没想到，这场“轻松”的战争将永远改变他的一生。

8月9日凌晨零时，莫斯科时间8日下午5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宣布从即日起苏联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几乎是同一时刻，远东的夜空被撕碎了。“瓢泼大雨就像是瀑布落下！”柯罗金回忆道。因为天气恶劣，预先计划的炮火掩护被迫取消，但也正好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被炸得像壁虎一样贴在顶棚上”零点三十分，昏暗的乌苏里江上空突然迸发出一枚枚如流星般的照明弹。紧接着苏军的上千门重型火炮，瞬间发出了晴天霹雳般的巨响。

冈崎哲夫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那一夜：“苏军的炮弹就像雨点一样密集！

身边的一些战友被炸得像壁虎一样贴在要塞的顶棚上，破碎的尸体半天都不掉下来。我自己也在反击中被炸晕在了阵地上。”

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已经是清晨。眼前的景象让他终生难忘：“周围到处都是战友的尸体，还有一些人直接挂在了树上！

还没等我站起身来，苏军的数十架战机又惊现在眼前，原本已经满目疮痍的阵地又再次遭到了蹂躏。”

那一刻，号称“皇军之花”的关东军，在钢铁洪流面前露出了最真实的底色——溃败，像雪崩一样快。

虎头要塞，这个被称为“东方马其诺防线”的巨型地下堡垒，是日本关东军花了6年时间、动用数万中国劳工修建的。

它位于黑龙江虎林县境内，宽达10余公里、纵深达6公里，地下工事全部由钢筋混凝土浇筑，侧墙厚度1.5米，顶部厚达3米。

但此时驻守在这里的，只有1387名日军。精锐部队早已被抽调到太平洋战场，剩下的多是新兵、预备役和开拓团农民。许多士兵还在使用日俄战争时期的老式步枪，弹药匮乏，补给困难。

而他们面对的，是刚从欧洲战场凯旋的苏联钢铁洪流。“他们的惨叫，至今还在我耳边”

8月10日，天气转晴。苏军在轰炸机的配合下，以坦克和步兵发动猛烈攻击。

冈崎哲夫所在的炮兵阵地很快被摧毁。他在书中写道：“阵亡者一天天增多，地下要塞的出入口、交通壕，尸体扔得到处都是。

那些尸体缠着一圈圈绷带，有的头发被血凝固在一起像一团沥青，腹部被血涂得漆黑，凡是肌肉丰满的地方都长满了蛆虫，恶臭与绿头苍蝇一起在尸体上浮动着。”

更可怕的是苏军的攻坚手段。凡是苏军占领的山头，士兵们都会利用山顶的通气孔，向地下坑道内浇灌汽油，然后点火燃烧。火焰像毒蛇一样钻进每一个角落，把躲在深处的日军活活烧死。

“那些被烈火灼烧的战友，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空气中弥漫着皮肉烧焦的臭味，那种味道至今难忘。”

还有一些人被一氧化碳毒死，燃烧产生的浓烟灌满坑道，躲在深处的人无声无息地死去，尸体保持着蜷缩的姿势，脸上凝固着临死前的痛苦。

在绝望中，日军动用了他们的“王牌”。虎头要塞配备着当时亚洲最大的火炮：

一门40公分口径的榴弹炮，是日本在1920年以后生产的舰炮改装而成，还有一门24公分口径的加农列车炮，炮身长12.8米，重35吨，射程可达50公里。

8月12日，日军用这门巨炮瞄准了西伯利亚铁路上的伊曼大桥。一米多长的巨大炮弹呼啸而出，一炮就炸断了那座桥。

但这并不能扭转败局。苏军的坦克和步兵仍然像潮水一样涌来。日军的炮阵地一个个被摧毁，人员伤亡越来越大。到了8月13日，苏军已经占领了猛虎山，开始近距离炮轰日军阵地。

数百名日本开拓团的男女老幼，为了免遭战火，也纷纷躲进了要塞。但他们不知道这座浩大的地下工事，最终将成为他们的集体坟墓。

8月15日正午。冈崎哲夫正在坑道深处躲避炮击。突然他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外面的炮声停了。“苏军的炮火突然停止，阵地上传来他们欢呼雀跃的声音。我们面面相觑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几名士兵冒险爬出坑道，偷偷打开收音机。收音机里传来一个疲惫而沙哑的声音，那是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

“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广播里的声音断断续续，但所有人都听懂了：日本，投降了。

但下一秒，大木正大尉一把抢过收音机，狠狠砸在地上。他的眼睛通红像一头困兽一样吼道：

“这是苏联人的劝降手段！我们目前与关东军司令部的通讯设施已经被炸毁，这时却突然传来天皇的‘玉音’，

这肯定是苏联人的诡计！日本怎么可能会无条件投降？全员玉碎，战斗到底！”

冈崎后来写道：“其实那一刻，很多人心里已经明白那是真的。但没有人敢说出来。在那种环境里说‘投降’两个字，比冲出去送死更需要勇气。”

8月17日，苏军派来5名日籍工作人员，举着白旗来到阵地前。他们是虎头镇上的居民，被苏军带来劝降。

他们带来了关东军司令部停止抵抗的命令，也带来了天皇投降的消息。但日军指挥官根本不信。

一名日军中尉接过劝降文书，用红铅笔在上面划了一个大大的“X”。然后，他抽出军刀当着所有人的面，一刀砍死了一名前来劝降的人。

冈崎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个人的头滚落在地上，眼睛还睁着。那一刻我就知道我们都活不成了。”

杀死军使，彻底激怒了苏联人。8月19日，愤怒的苏军发起了最大规模的进攻，重型火炮、喀秋莎火箭炮、轰炸机齐上阵。数万苏军在炮火掩护下向日军阵地发起猛烈冲锋。

当苏军占领山体表面后，他们采取了最彻底的攻坚手段：那就是从每一个通气孔、每一个进出口，向要塞内灌入汽油，然后投下炸药。

数秒钟后，伴随着一声声巨响，地下坑道瞬间化为一片火海。

“那些躲在深处的开拓团百姓，那些伤员，那些还在顽抗的士兵，全部死在了高温和浓烟里。

他们的惨叫从通气孔里传出来，像一群被困在地狱里的鬼魂。”

8月27日，战斗终于结束。1387名守备虎头要塞的日军士兵，除了53人逃离阵地活了下来，其余全部被歼灭。

冈崎哲夫是那53人之一。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走出要塞时的场景：

“战争结束了。我从废墟中爬出来，看到要塞到处都是烧焦发黑的尸体，漂白了的尸骸，没有肌肉仅剩一幅皮囊的死尸，涂满黑色的肌肉块。

有的尸体还保持着临死前的姿势，有的手还握着手榴弹，有的头埋在土里。那种景象比任何佛经里描述的地狱都要可怕。”

就在虎头激战的同时，另一处要塞也在进行着同样惨烈的抵抗。

东宁要塞群，位于黑龙江东宁县境内，北起绥阳镇阎王殿，南至甘河子，正面宽110多公里，纵深50多公里，是侵华日军在中苏边境修筑的17处军事筑垒中最大的一处。

为了修建这座“东方马其诺防线”，日军从1934年6月起，强征了17万到20万中国劳工和大批战俘。

他们被蒙着眼睛带来这里，在刺刀的威逼下日复一日地劳作。累死的、饿死的、被打死的，尸体被直接扔进山沟。等到工程完工剩下的人被集体屠杀灭口。

在东宁县老城子沟村，有一座占地2万平方米的劳工坟，至少埋葬了4000多名劳工的尸骨。

今天，在东宁要塞博物馆里，陈列着3具中国劳工的尸骸。其中一具双腿被齐齐锯断。

那是当年试图逃跑的劳工被抓回来后，日军当众把他们活活锯断双腿，杀害示众。

1945年8月9日零时，部署在东宁对面的苏军第39军冒雨越境，打响了远东战役的第一枪。东宁要塞的日军依托地下工事拼死抵抗。

驻防胜洪山阵地的东宁重炮兵联队，在8月17日这天，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由于对战事彻底绝望，联队长渡边馨大佐下令：全体自爆，与阵地共存亡。

士兵们围坐在一起准备拉响炸药。就在这时上级79师团派来的传令兵拼命赶到，带来了停止自杀的命令。但已经晚了。

在325名参与自杀的日军中，已有包括渡边馨在内的192人完成了“玉碎”。

日本作家伊藤桂一在记载这段战史时，将该章节命名为“荒野中飘香的勇魂，东宁重炮兵联队在胜洪山阵地上的彻底抗战。”

这所谓的“勇魂”，实际上是一群被军国主义洗脑的年轻人，在绝望中走向集体毁灭的悲剧。

8月15日之后，东宁要塞的战斗仍在继续。

驻守胜哄山阵地的日本关东军132旅团第783大队，因为通讯设施全部被毁，根本不知道外面已经投降。他们继续抵抗，让苏军久攻不下。

苏军主力部队继续向东北腹地推进，同时留下重兵包围要塞，一个火力点一个火力点地清除。

8月26日，苏军把一名已经投降的日本关东军军官：第3军后勤参谋河野贞夫中佐押到阵前。

他拿着天皇投降诏书的副本，向要塞内的日军喊话。一开始，里面的人还不信。

但当他们听出那是熟人的声音，当诏书上的内容与他们8月15日隐约听到的“玉音”相吻合时，抵抗的意志终于崩溃了。

1945年8月30日，胜哄山要塞的901名日军，拖着150具尸体，打着白旗从地下工事中走出，向苏军缴械投降。

此时距离日本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仅剩3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战，在东宁要塞画上了句号。

冈崎哲夫被俘后，被押送到西伯利亚的战俘营，在那里他度过了几年苦役生活。

零下40度的严寒，吃不饱的黑面包，没日没夜的劳动，这些经历让他开始反思那场战争的意义。

他在书中写道：“在西伯利亚的寒冬里，我有足够多的时间去想那些事。

我们为什么会被派到那个地方？我们到底在为什么而战？那些死去的战友，他们真的“光荣”吗？”

回到日本后，冈崎没有像很多旧军人那样选择沉默。他拿起了笔，把那段惨痛的经历写了下来，出版了《日苏虎头决战秘录》。

在书中他不仅描述了战争的残酷，还大量揭露了日军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虐杀劳工、虐待俘虏、强征慰安妇……！

这些文字，在当时的日本是需要巨大勇气的。有人质问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你这是给日本抹黑！”

冈崎在书中回答：“因为如果不正视这些历史，不承认这些罪行，日本就永远无法真正获得和平。

那些在虎头要塞死去的战友，那些被我们杀害的中国劳工，他们的冤魂不会因为我们的沉默就安息。”在回忆录的第一页上他写道：

“谨以此书献给：长眠于虎头的日、中、苏三国兄弟们：愿世界永保和平。”

同样的反思，也发生在苏军老兵身上。

89岁的柯罗金，一只眼睛已经失明，耳背得厉害，腿几乎不能动。他蜷缩在沙发上，需要女儿搀扶才能下床。

1945年那场战斗，给他带来了一枚“勇气”勋章和一张残疾军人证明。​

他的女儿塔基亚娜说：“那次战斗使父亲的视力、听力严重受损，他的膝盖也无法长时间站立。

他战后无法进行体力劳动，而且因为打仗也耽误了学业，一辈子命运就这样被改变了。”

但柯罗金并不认同女儿的说法。

“战士上战场杀敌是本分，这是一个士兵的使命，伤亡并不奇怪。而且我是在消灭法西斯时受伤的，我感到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