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园三老是对张中行(1909年1月7日——2006年2月24日)、季羡林、金克木三位北京大学学者的合称,三人与邓广铭并称“未名四老”。
曾经有人采访著名学者张中行,“那么周作人投敌当汉奸也是一种活着,你对周作人如何评价?”张中行答:“人归人,文归文,混在一起不好谈。如果人生中有一个大污点,学问、文章难道都一文不值了?人即使有污点,也不能全盘否定。他做伪官时已五十几岁了,五十岁以前的东西不能一概否定吧!解放以后还翻译了一些东西,也不能说一文不值。我觉得现在印他的书是对的,还是值得看一看,他的学识、文章,现在还是没有人能比得上。”
张中行在北大听过周作人的课,深受影响,对周作人情有独钟。解放以后,周作人作为一个汉奸,门前冷落无人理睬,张中行反而经常去看望自己的老师,这种师生情谊非常人所比。
张中行说周作人是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所谓大事是节操,张中行认为像他这样的人,三尺童子也会知道,是三十六着,走为上计。可是周作人偏偏留下来,很多人的劝告都置若罔闻,有什么力量超过劝告的力量?日本夫人?多年来对留日生活的眷恋?被元旦的一枪(1939年元旦有刺客登门行刺,中一枪,因衣厚未受伤)吓坏了?生活无着?或者还有其他?总之,结果是明确的,终于还是开了门,先则文学院院长,一直到教育总署督办。
张中行晚年回忆,当年曾给周作人写过一封信反对当汉奸:那是盛传他将出山的时候,我不信,却敌不过一而再,再而三,为防万一,遵爱人以德的古训,表示一下我的小忧虑和大希望。记得信里说了这样的意思,是别人可,他决不可。何以不可,没有明说,心里想的是,那将是士林的理想的破灭。他没有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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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璇
“别人可,他决不可”,周作人在中国文坛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张中行说: “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兄弟,一刚劲,一冲淡,平分了天下。”在张中行的眼里,周作人的精神大,能包容下什么,而且写文章举重若轻,神乎技艺,渺乎云烟,探乎学理,是大的哲人才有的气象。
张中行写信给自己的老师周作人劝告不要为日本人服务,可是他自己为了生存最后也不得不去找赵荫棠帮忙,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去北京大学文学院当助教。那个时候北大可是伪北大。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坚决不聘抗战期间未随学校南迁而留在日军占领下的“伪北大”的教员,并直言“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孙郁在《张中行别传》中记述张中行曾经挂名当过汪伪政府职位,“汪伪北平市党部有个人运动到了南方某县长职位,出现空缺,只要填个表格,就能每月领到一袋洋面。一位朋友知道他家境困难,找到他,为了家人能够活下去,他填了。而事实上是什么也没干——这个党部的存在,也只是表明这里有个基层组织而已。”
孙郁和张中行曾探讨过一些关于附逆问题的往事。张中行的回答是,民活主义,只要活就可以,道德次之。西方人在战场上被俘,投降不属于气节问题,因为人活为首义。这是人道的考虑。
“民活主义,只要活就可以,道德次之”,这就是张中行的人生哲学。
张中行曾说:“人与人不一样。皇帝当然最留恋的是他的天下。而我舍不得的是生命,当然如果我有情人,最舍不得的是情人,人的一生中爱情、友情、亲情中我想还是异性之间的男女情感最让人留恋。这是人的自然要求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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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生论》
张中行的思想集中表现在《顺生论》,作者在“后记”里说明,此书是易古人的“率性”为“顺生”,意在阐发自己关于“怎样活才好”的种种人生见解。
张中行发表《有关史实的闲话》,提出“如果不假思索,仍死抱着传统信念,随着欧阳修大骂冯道,说钱牧斋随着崇祯皇帝死是无耻,就实际等于为压榨小民的专制帝王和专制制度唱颂歌,真是太可悲了”。
张中行批评欧阳修,“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受骗(或兼自骗),已经到了心死的程度。不幸是心死而行不死,且撇开动机,结果就成为,为历代的专制魔王作了帮凶,为历代的专制制度作了护身符。但评人又不当抛开动机,所以视忠君为美德,为荣誉,如欧阳修之流,只是可怜,而不是可鄙。”
黄裳在《文汇报》上发表《第三条道路》,指张中行所言与汪精卫的高论“何其相似乃尔”。黄文发表后,张中行给文汇报编辑写了封短信,谢绝继续争鸣的邀请,说,“拙作确有不妥处,如举钱牧斋事即是……年来老境颓唐,丢三落四,以至立论时只顾及原其不殉节,而说得偏激片面。得黄裳先生匡谬,亦当顿首谢也……我回顾往昔,总是发现失误很多而成就很少,人视为失误,正是言必有中,心是不会不安然的。”
2007年,葛剑雄在《随笔》上发表《忆旧之难——并谈一件往事》文,回忆论战当年,柯灵打电话给他说的一番话——“我看了黄裳的文章,感到很奇怪,也很生气。他在文章中写得那么义正词严,却不想想自己的过去。我是了解他底细的,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你们背定不知道,所以今天要告诉你。孤岛时期汉奸办了一本杂志《古今》,受到大家抵制,相约不给它写文章。但黄裳是第一个给它写的,并且写了很多。前几年我在编孤岛文学资料时用了曲笔,我只说‘有人’,但没有点名,这是不应该的。我现在告诉你,这个人就是黄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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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璇
张中行与黄裳的争论在于角度不同,一个是人文角度,一个是政治角度。文人之间的争论最好不要上纲上线,政治批判。张中行与黄裳都有所偏颇。冯道与钱牧斋的变节行为不值得提倡,这与专制没什么关系,这是民族道统问题。正如顾炎武所说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张中行自认为,“如果硬要戴一顶帽子,我想可能是思想家。这一生中我自认为不糊涂。”
张中行的主要思想就是两点,一是怀疑,二是贵生。
张中行出生于光绪三十四年腊月十六(1909年1月7日),去世于2006年2月24日,经历了内战、丧乱、饥馑、地震、流放,对于平民的生存艰难有着深刻的感受。张中行的人生哲学就是当一个顺民而已,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对张中行而言,“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我认为这对人品无甚损伤,因为说真话便死了。甚至需要无耻不要脸才能活,修养到了也可以做。”
张中行的人生和作品告诉人们,其实活着也是一门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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