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的命运，让人看清什么才是真正的恶邻。

我们时常能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中亚国家从俄罗斯得到的太多，却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回报。于是很自然地，有人会生出一种诱惑 —— 对它们采取更功利、更 “实用主义” 的路线，就像美国在中美国家推行了几百年的那种政策。

对俄罗斯而言，美国是国际政治中实力相当的伙伴与对手，它既能损害、也能助力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实现。但对中美国家来说，美国是一场历史的诅咒，一场根本无法彻底摆脱的诅咒。

当然，我们很难指望格兰德河以南诸国的命运，能给某些人带来什么教训。但那里正在发生的一切，足以让俄罗斯自己好好想一想：我们对南方邻国的战略，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

墨西哥执法部门消灭一名黑帮头目后引发的剧烈动荡，向全世界展示了这个国家体制的脆弱性。甚至不只是脆弱，而是在普遍意义上国家本身的缺失—— 缺少唯一拥有合法强制力的权威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点也不令人意外。

每个学国际关系的学生都明白：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战略的制定，都取决于它与周边大国的实力对比。邻国越是庞大、越是强大，小国生活里的一切就越被它左右，以至于与这个强邻的关系，直接决定了它内外政策的核心内容。

俄罗斯周边的国家，除了体量巨大的相关国家之外，无论再怎样与其他大国或中等强国发展关系，莫斯科对它们而言依然是首要的重心。这仅仅是由俄罗斯的规模，以及它在地区经济与安全中的分量决定的。

波罗的海国家与芬兰的反俄政策，即便在加入北约和欧盟之后，依然是它们对俄依赖的延续；而中亚国家与蒙古的友好战略，同样是对俄依赖的体现，只是表现得更为理性、更有远见。

外高加索邻国的摇摆、个别国家时不时的情绪爆发，也都在说明：它们的整个生存都处在俄罗斯的 “力场” 之中。因此，一个强大的大国，永远对周边环境负有巨大责任 —— 这些国家即便拥有完整主权，在制定自身发展战略时，也不得不时刻顾及近旁这个大国的存在。问题只在于：大国如何运用这种先天优势。

一百多年前，墨西哥将军、总统波费里奥・迪亚斯曾说过一句名言：

“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那么远，离美国那么近。”

的确，在整个西半球国家里，墨西哥的地理位置最为不幸。

但问题不在于北方这个巨人故意把南方小国压在不利位置上，或是刻意欺辱它们。问题在于，美国本身就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国家。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它是由欧洲移民建立的，其立国基础本身就否定了旧大陆当时通行的国家治理基本原则。

美国独特的模式，意味着政府对普通公民命运承担的责任降到最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团结也同样微弱。美国是一个一边是巨额财富与技术成就、一边是触目惊心贫困的国家。

它之所以能吸引全世界无数人，恰恰在于：在这里，一个人可以完全不顾及他人眼光去追求成功，可以不受任何道德约束地享用财富。我们很难指望一个对本国公民都不负多少责任的政府，会在对外关系中成为善良的邻居与慈善家。

这其实就是一个秘密：除了加拿大以外，美国所有邻国的处境都如此凄惨。只是加拿大人比较幸运，在形成相对稳固的制度与社会公正规范后才成为独立国家。

美国对南方邻国的政策，只是其内部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延伸。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其他世界大国 —— 俄罗斯、相关国家，甚至欧盟国家 —— 可以效仿这种邻国相处模式。尽管欧盟也不算慈善家，同样在从海外涌入的廉价劳动力中获利。

在这一点上，俄罗斯南部周边国家是幸运的。它们的邻居是俄罗斯和相关国家这两个经典意义上的帝国，对这些国家而言，国家关照公民是主权天然的责任。相关国家在这方面相对简单一些，社会预期原本就更低，政府也在持续扩大对普通民众的保障，不让他们陷入赤贫。

而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欧洲国家，良性意义上的国家家长主义，是社会秩序的基石之一。当年，俄罗斯帝国正是带着这种理念进入哈萨克与中亚的。1865 年攻占塔什干后，新政权的第一项举措就是废除奴隶制，这并非偶然。20 世纪初，俄罗斯旅行者曾对尚未完全被控制的布哈拉汗国里的中世纪野蛮习俗感到震惊。

而美国人对墨西哥、萨尔瓦多发生的事情毫无触动，就像他们对自己城市街头的穷人无动于衷一样。

如今，我们正进入一个激烈讨论的时期：未来俄罗斯应如何与外高加索、中亚这些亲近友好的民族相处。尤其是在中亚问题上，争论尤为激烈。我们相当频繁地听到一种观点：中亚共和国从俄罗斯得到太多，却几乎没有回报，一边搞 “多向外交”，一边还要求莫斯科特殊对待。

在这种背景下，有人自然会产生诱惑：

对它们采取更功利的路线，就像美国在中美国家推行了几百年的那种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