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华侨老红军回忆 红军游击队改编到了新四军还真不习惯

适应正规化的训练

叶飞站在了矛盾的焦点。他身份特殊：不是闽东本地人，却学会了流利方言，是闽东干部战士心中的“自己人”；同时又是上级任命的主要领导，被外来干部视为同侪和依靠。

他成了唯一的“黏合剂”和“翻译官”。

他找来闹情绪的闽东老兵，盘腿坐下，用方言慢慢讲：“同志哥，我们现在不是游击队了，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要跟日本鬼子打大仗、硬仗。没有规矩，一千多人就是一团散沙，怎么跟敌人的飞机大炮拼？”

他又与吴琨、刘松青等外来干部谈心：“闽东的同志苦出身，重义气，认感情。管理要严，但方式要讲，要以身作则。你们做好了，他们看在眼里。”

吴琨成了关键人物。这位原红军师长，毫无架子。出操最早，训练最狠，军容最整。刺杀示范，他持木枪第一个上；投弹训练，他胳膊肿了也不停。晚上查铺，给战士掖被角。他的湖南口音很难懂，但他用行动说话。

本地营长沈冠国、教导员戴炳辉（后奉命回闽东牺牲）也积极工作，向战士们解释正规化的必要性。

陈毅的一次讲话，更给了大家定心丸。他表扬六团：“回想在去年冬天，大家不发用费，用树叶当烟抽，用烂棉絮包脚当鞋穿，每天吃两餐，甚至无菜吃，吃光饭……这是我良团（六团代号）的特色，可做本军的模范。”

首长的肯定，抵消了部分委屈。更重要的是，比较产生了动力。附近驻扎着国民党三战区的部队，军容整齐。六团的战士心里憋着一股劲：“我们能不如他们？”

【陈毅的一次讲话，更给了大家定心丸】

叶挺军长频繁检阅部队，项英副军长剃光头、打绑腿、带头出早操。上层以身作则，下面自然跟上。

队列训练后，转入更实用的军事技术训练：刺杀、投弹、射击。吴琨和外来干部经验丰富，示范到位。当闽东战士看到“两个声”们投弹又远又准、拼刺凶狠凌厉时，抵触慢慢变成了佩服。

语言壁垒，在汗水与泥土中逐渐消融。一句生硬的“同志”加上手势，一个分享的旱烟袋，一次训练后的互相捶背……隔阂的冰层下，革命同志的情谊开始流淌。

叶飞后来回忆：“外来干部最大的优点是以身作则……特别是吴琨同志带头做模范，这对闽东干部和战士是最有说服力的。经过做工作，外来干部安心了，本地干部对外来干部的成见也逐渐消失了，正规生活也逐渐习惯了。”

这个过程，痛苦而必要。正如陈毅一年后所指出的，六团“还保持游击时代的残余”。而这“残余”，正在皖南的青弋江畔，被日复一日的号声、脚步声、喊杀声，一点点磨去。

05 淬火成钢

练兵不止于操场。政治教育、文化学习、群众工作同步展开。

战士们开始识字，学唱《新四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明白了，一支人民的军队，不仅要能打仗，还要懂道理，守纪律，爱百姓。

群众工作组走进村庄，帮老乡挑水、扫地、收庄稼。皖南的老百姓最初用好奇而疏远的眼光看着这些南方来的兵，慢慢发现，他们和以前的兵不一样——不抢东西，说话和气，还教孩子唱歌。

“国共合作” 的标语刷在墙上，也刻进了心里。虽然政和城门的刺刀、半夜的枪声提醒着合作的脆弱，但“抗日”这个大目标，像磁石一样将不同出身、不同背景的人们吸附在一起。

枣红马依然跟着叶飞，从闽东山道走到皖南平原。它或许也感觉到了变化：主人的队伍，步伐越来越齐，号令越来越明，那种游击时代的散漫与灵动，正被一种新的、整齐划一的力量所取代。

这不是个性的泯灭，而是力量的整合。闽东山野赋予的坚韧、灵活、善于近战与山地行军的特点，如同淬火前的精铁；延安带来的正规战术、纪律观念、政治工作方法，则是淬火的清泉与捶打的铁砧。

1938年5月，军部移驻云岭。不久，三支队开赴南陵、芜湖、宣城，继而转入铜陵、繁昌、南陵边区，直面日寇。

当六团战士第一次看见长江，听到真正的炮声时，他们已经不再是那支从屏南走出来的、带着浓厚“游击习气”的队伍了。皖南的数月淬火，已将他们锻造成一把更规整、更坚韧、更懂得协同作战的利剑。

剑锋所向，将是即将到来的血火交织的抗日战场。而青弋江畔的汗水、号声，以及那些关于“两个声”的抱怨与磨合，都将成为这把剑上，看不见却无比坚硬的纹路。

一根蔓上的苦瓜”

青弋江边的夜晚，暑气未消。六团团部设在祠堂里，蚊虫绕着油灯飞舞。一场“诉苦会”正在进行——这是政治处主任刘松青的主意，为了化解“两个声”与本地战士的隔阂。

轮到副团长吴琨了。这个个子不高、面庞黝黑的四川汉子站起来，拍拍军装上的土。他说话有口音，但每个字都砸得很实：

“我叫吴琨，四川万县人。家里是雇农，爹娘给地主干活，累死的。两个哥哥，没衣服穿，没饭吃，先后饿死了。”

祠堂里静了下来。闽东战士们大多也是苦出身，但如此直白地听到一位团首长讲自己的悲惨家史，还是第一次。

“我十来岁，就去嘉陵江上当纤夫。”吴琨挽起袖子，小臂上露出道道旧伤疤，那是纤绳勒出的印记，“学撑船，拉纤，江水泡得脚烂。那时想，吃粮当兵，拿上枪，就能报仇。”

他投了川军杨森的部队，因为又矮又瘦，差点被拒。一个小连长看他机灵，收他当了勤务兵，后来补为号兵。“号兵是队伍里最自由的人，”吴琨说，“年纪小，活泼，没人难为我。”

这支川军被调到湖北“剿共”。吴琨第一次看见红军——那些衣服比他更破、武器更差的人，作战勇猛，被俘了也不低头。他偷偷接近苏区老百姓，听他们讲打土豪、分田地。

“我心里才开了一点窍，”吴琨的声音低沉下去，“才明白，我投错了营盘，走错了路。”

转折发生在一个被俘的红军身上。吴琨听到连长交代排长：“关起来，明天解上去请赏。”连长还做了个砍头的手势。

“我下决心要救他。”吴琨说得很平静，却让听者屏住呼吸。他弄来一套国民党军装，让那位红军换上，两人混过警戒哨，投奔了红军。

“到了红军，我才知道什么叫‘为自己打仗’。”吴琨环视着祠堂里一张张年轻的脸，“从战士，到班长、排长、连长……是红军教会我，枪杆子要为什么人而握。”

油灯噼啪作响。许多闽东战士低下头，想起自己参加红军的缘由——或许也是为了一口饭，为了不被欺负，为了分到土地。根子里的苦，是相通的。

“同志们，”吴琨最后说，“我说话你们可能听不惯，我训练你们可能觉得太严。但我们都是穷苦人出身，都是‘一根蔓上结的苦瓜’。我们现在穿上这身军装，拿起这支枪，不是为了当官，是为了不让我们的爹娘、兄弟姊妹再受我们受过的苦！”

掌声响起来，开始稀疏，继而热烈。隔阂的冰层，在这一刻，被共同的阶级情感融化了一道裂缝。

02 号兵到师长

吴琨的故事像风一样传遍全团。战士们再看他时，眼神变了。

这个“两个声”，原来不是来“摆官架子”的。他十来岁拉纤，和闽东山里砍柴放排的少年没什么两样；他家破人亡，和许多畲族、汉族战友的遭遇如出一辙；他从白军到红军的转变，更让那些曾经被“抓壮丁”后又投奔红军的战士感到共鸣。

吴琨的带兵方式也极具特色。班教练，他当班长；排教练，他当排长；连教练，他当连长。不是站在一旁指挥，而是亲身示范，摸爬滚打，一身泥水。

刺杀训练，他端着木枪，第一个上：“看我的！突刺——刺！”动作凶狠凌厉，完全看不出曾是文弱的号兵。

投弹场上，他抡圆胳膊，手榴弹划过优美的弧线，远远落在标靶区外。“手腕要甩开！腰腿要用力！”他一遍遍示范，直到每个战士掌握要领。

夜间紧急集合，他第一个打好背包站在操场上。闽东战士最怕这一项——游击战养成的习惯，睡觉时衣服都不脱，枪枕在头下。现在要打绑腿、打包、列队，黑灯瞎火，手忙脚乱。吴琨不骂人，只掐着怀表，等最后一个人入列，然后说：“明天再来。”

“两个声”们也开始变了。他们不再仅仅依靠命令和纪律，而是学着用生硬的普通话夹杂手势，问战士“吃饱没有？”“家里来信没？”晚上查铺，会帮踢被子的战士盖好；战士生病，督促炊事班做病号饭。

政治处主任刘松青（刘飞）——另一个“两个声”，则组织识字班、教唱抗日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谱上闽东山歌的调子，很快传唱开。

叶飞后来回忆：“吴琨同志整天和部队在一起，平易近人，很快就和战士们打成一片。”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战士问寒问暖，关心体贴。于是，不但隔阂消除了，心也贴近了。”

03 “我向吴琨同志学军事”

变化不仅在战士身上，也在指挥员身上。

团长叶飞——这位23岁就领导闽东三年游击战争的年轻将领，坦承自己军事底子薄：“我没有学过军事，没有上过黄埔、抗大，闽东的革命斗争形势逼得我领导军事斗争。”

他对吴琨等来自正规红军的干部，抱有真诚的学习态度。皖南练兵期间，叶飞经常出现在训练场，看吴琨组织战术演练，看参谋人员绘制地形图，看连长们指挥班组协同。

一次连进攻演练后，叶飞拉住吴琨，指着沙盘问：“如果敌军在这个高地有机枪阵地，正面强攻伤亡大，该怎么打？”

吴琨用木棍在沙盘上划出一条迂回路线：“派一个排从侧翼穿插，吸引火力；主力从另一侧快速接近，用手榴弹和刺刀解决。”

“夜间穿插呢？怎么保持联络？”

“用哨音，三长两短。或者绑白毛巾在左臂。”

“遇到敌军巡逻队？”

“潜伏，放过去。除非暴露，不打第一枪。”

这些看似基础的战术问答，对习惯于山地游击“打了就跑”的叶飞来说，是全新的思维体系。游击战强调灵活、突然、分散；正规战则注重协同、节奏、火力配置。

叶飞学得很快。他后来写道：“就我个人来说，向吴琨同志在军事上是学到了不少东西的。”这绝非谦辞。从闽东山区到华东平原，从游击专家到兵团司令，叶飞的军事才能在这场淬火中获得了质的飞跃。

而吴琨，也在这个过程中重新认识了他的团长。这个看似“书生”的年轻人，对战场有着野兽般的直觉，对士兵有着兄长般的情感，更难得的是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两人在指挥部里对着地图争吵战术，在训练场上一起滚成泥人，关系从上下级逐渐变为战友加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