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说房子值500万，除夕夜电梯告诉我我才是业主 方敏周建国

“业主方敏女士，新年好。”
电梯门开了。
屏幕上是物业的春节祝福，红底金字，一行一行往上滚。
“翡翠湾7栋2单元1801室业主方敏女士，恭祝您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我愣在原地。
业主。
方敏。
我叫方敏。
但这房子，不是一直都是我婆婆的吗？
楼上传来声音——
“方敏！菜都凉了！你在底下磨蹭什么呢！”
我抬头。
十八楼的声音从楼道里一路砸下来。
我没动。
电梯屏幕还亮着。
“业主方敏女士。”
除夕夜。
年三十的晚上，全城都在放烟花。
我站在电梯里，看着那行字，手指发凉。
业主方敏。
不是钱桂芬。
不是周建国。
是方敏。
我。
电梯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传感器捕捉到有人，一直不走。
“方敏！你到底在不在下面！上来！”
婆婆的声音又砸下来了。
我按了18楼。
电梯往上走。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搞错了吧。物业系统搞错了。
这房子是婆婆的。
2016年搬进来的时候，婆婆说的：“这房子我掏钱买的，五百万，我这辈子攒的钱全搁这儿了。你们住着，要感恩。”
八年了。
我在这个房子里做了八年的饭，拖了八年的地，洗了八年的碗。
每个月交三千块“房租”给婆婆。
她收钱的时候理直气壮：“住我的房子，意思意思不过分吧？”
我没觉得过分。
我一直觉得，住人家的房子，就是矮一头。
电梯到了。
门开了。
婆婆站在门口。
围裙没系，手插在腰上。
“让你下去拿个快递，半个小时。年夜饭你不吃了？”
我看着她。
她六十三岁。烫了小卷发，穿了件新的暗红色外套，大年三十嘛，要体面。
她?ū1看起来像这个家的主人。
八年了，她一直是这个家的主人。
“妈，”我张了张嘴，“物业系统上——”
“什么物业系统？先吃饭！建民他们在桌上等着呢。快！”
她转身走了。
那个“业主方敏”被她的声音盖过去了。
我站在门口，手里拎着快递。
里面传来热闹的声音。小叔子周建民一家三口来过年，桂芬高兴，一大早就催我去买菜。
鱼是我杀的。
排骨是我炖的。
年糕是我蒸的。
十二个菜。
一个人做的。
我换了拖鞋进门。
十二个菜摆了满满一桌，红的绿的，热气腾腾。
小叔子媳妇赵丽坐在沙发上嗑瓜子。
小叔子在看春晚。
我老公周建国在给他妈倒饮料。
没有一个人在厨房。
“快坐下，凉了就不好吃了，”婆婆招呼小叔子一家，“来来来，建民，尝尝这个排骨，炖了三个小时呢。”
炖了三个小时。
是我炖的三个小时。
但这句话里没有“我”。
“嫂子手艺真好，”赵丽嗑着瓜子说了一句。
婆婆接话：“她闲着也是闲着，做个饭还不是应该的？住我的房子，让她干点活怎么了？”
赵丽笑了笑，没接。
我坐下来。
筷子拿起来，又放下。
业主方敏。
那几个字在我脑子里转。
婆婆在给建民夹鱼，给赵丽的孩子倒果汁，嘴上说着“多吃多吃”。
我老公坐在我旁边，低头吃饭，什么都没说。
他从来什么都不说。
我结婚八年，从来没听他在他妈面前帮我说过一句话。
不是因为不爱。
是因为没必要。
在他看来，他妈说的都对。
他妈的房子，他妈的规矩。
我看了一眼客厅墙上的全家福。去年春节拍的，我站在最右边，靠着门框。裁掉刚好。
一个念头冒出来——
如果物业没搞错呢？
如果这个房子真的是我的呢？
那我这八年——
“方敏，愣什么呢？帮我盛碗汤。”
婆婆的声音把我拽回来。
我站起来。
走进厨房。
汤锅还在灶上。
我拿起汤勺。
手在抖。
不是因为烫。

想说清楚这八年，其实用不着什么大事。
全是小事。
小到说出来别人会觉得我“太敏感了”。
搬进来那天，婆婆就定了规矩。
“这房子五百万买的，我这辈子的积蓄。你们住着，但有些事得说清楚。”
我以为她要说房产分配。
她拿出一张A4纸。
上面写着：
每月交房租3000元；
不许钉钉子挂画；
不许换窗帘；
不许养宠物；
家里来客人要提前报备；
空调温度不能超过26度。
我当时笑了。
我以为她在开玩笑。
周建国拉了一下我的袖子。
他说：“我妈的房子，就听她的吧。”
从那天起，我在这个家就不是“主人”。
我是“住客”。
第一年，我想在卧室墙上挂一幅画。
婆婆进来看了一眼：“钉子打进去，墙就毁了。这墙一平方多少钱你知道吗？”
我把画收起来了。
第三年，厨房的橱柜门坏了，关不严，油烟往外跑。
我自己掏钱换了一套新橱柜。一万二。
婆婆第二天跟邻居说：“我刚花了一万多把厨房重新装了，这房子我可没少投钱。”
我在旁边站着。
没吭声。
第五年，小叔子周建民结婚，带着媳妇赵丽来住了两个月。
两个月。
四个人的饭我做。四个人的碗我洗。四个人的衣服我不洗——但我得收。
赵丽不交房租。
我问过一次。
婆婆说：“建民是我亲儿子，住自己妈的房子还要交钱？你跟他能一样吗？”
我跟他不一样。
我是外人。
外人住这个房子，每月三千，做饭洗碗拖地，不能钉钉子，不能换窗帘，不能开超过26度的空调。
亲儿子住这个房子，吃现成的，住现成的，一分不掏，理所当然。
八年，我交了多少房租？
我没算过。
不敢算。
算了就会发现自己有多蠢。
有一次，我在拖地。
婆婆在沙发上看电视。
我拖到她脚边，她抬了一下脚，没看我，继续看电视。
我绕过去，继续拖。
地板很亮。
我能看到自己映在里面的影子。
弯着腰。
拎着拖把。
像个保姆。
拖完了。我把拖把洗干净，放回阳台。
换了双拖鞋。
继续擦厨房台面。
那天晚上，周建国回来了。
我跟他说：“今天拖了三个小时的地，你妈一句话都没说。”
他说：“她不说就是没意见，你想多了。”
我没再说。
还有一件事。
去年十月，我的一箱书——大学时候的课本，毕业证，还有我爸生前给我写的几封信——被婆婆从储藏间清了出来。
扔了。
我回来的时候，垃圾已经被收走了。
“储藏间太乱了，”婆婆说，“我的房子，东西该扔就扔。你那一箱破烂占了一个角，碍事。”
我爸的信。
他去世五年了。
那些信是他生病住院的时候写的。一共七封，一周一封。最后一封没写完。
全扔了。
我蹲在储藏间门口。
没哭。
我已经不怎么会哭了。
周建国说：“你再买个箱子放别处吧。我妈就那脾气。”
放别处。
我在自己住了八年的房子里，找不到一个放自己东西的地方。
因为这不是我的房子。
这是婆婆的房子。
她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