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朝切入历史视角，探讨古人如何帮助寡妇，揭示古代政府养老救助政策的发展演变！

公元一零五零年前后，北宋仁宗在位已近二十年，朝局相对平稳，江南粮仓丰盈。就在这一年，时任杭州知州的范仲淹，在苏州老家买下大片田产，悄悄做了一件在当时颇“反常”的事——不是为子孙置办家业，而是立下义庄，用来专门接济族中贫弱老幼。有人劝他：“留些好田给儿孙也是应当的。”范仲淹淡淡一句：“使后人知有宗族，不知有富贵。”这一句话，道出了宋人对“养老”“助寡”的另一层理解：不仅是亲情，更是一种制度，一种责任。

沿着这条线索往回看，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养老”从来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善心，而是在礼制、法律、宗族与国家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一点点长成一个制度的。到了宋朝，这个制度才算真正“长成人”，既有国家的明文法令，又有民间的自发组织，还有对“孤、寡、老、弱”的专门照拂。

要看宋人的助寡与养老，就得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古人眼里的“老”，到底从哪一岁算起，又是靠谁来养的？

一、从“礼制养老”到“制度养老”：古代助寡观念的铺垫

在宋朝之前，养老更多还停留在“礼”的层面。《礼记》中记得很清楚：“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意思很直白，各个朝代对老人都有专门的宴饮礼，王公贵族会设“养老宴”，请高龄者入殿，赐食赐酒。

在这些早期传统里，养老属于礼仪的一部分，重在“表示敬意”。国君通过对老人的优待来树立“尊老”的风气，顺带显示一下“德化天下”的气派。说得好听，但影响面其实有限，多是礼贤下士、优待有功老臣。

周代开始，养老有了更清楚的分层。六十称老，可以“指使人”；七十“致事”，也就是退休；八十、九十则称“耄”“耋”，属于需要特别照顾的高龄。周王朝会给一些年迈有德的士大夫发粮、赐田，算是早期“退休金”。不过，这一套礼制主要围绕贵族层面展开，平头百姓能得到的，还是不多。

对于普通人，养老靠什么？就四个字：养儿防老。儿子成年，要尽赡养之责，这是礼，也是天经地义的“纲常”。如果儿子不养，按儒家标准，那几乎是“人伦崩坏”的大事。

不过，随着时代往前走，这套“只靠孝子”的模式开始露出明显短板。战乱、贫困、疾病，随便一项就能让一个家庭断了养老的根。孤寡老人、无依儿童，在史书中有很多凄凉的记录。到了唐宋之际，人口大幅增加，市镇兴起，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仅凭家族自觉，已经难以完全兜住这些人群。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助寡”这个问题，开始从道德层面扩展到制度层面：不能只靠劝善，还得靠制度和钱粮，靠官府和宗族一起承担。

二、宋代国家如何“出手”：从法律到钱粮的养老网络

说到养老制度化，就绕不开宋朝。北宋建立于九六〇年，到了真宗、仁宗年间，国家财政虽有压力，但总体比较稳定，经济相当活跃，城市繁荣，商税可观。这种环境，是搞“社会福利”的基础条件。

有意思的是，宋人并不是突然才想到尊老的，而是在继承前代礼制的基础上，把它做细、做实，尤其注重用法律条文来固定。

宋代出现过一类专门的“老年人保护措施”，史料中有《王杖诏令册》之类的记载，提到八十岁以上老人，可以得到朝廷赐物：每月大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这些数字在今天看有点抽象，但在当时，已经足以让一个老人生活有相当保障。八十岁在古代可不常见，这样的赐予不仅是体恤，更是昭示：国家认可你活到高龄，也愿意为你掏钱。

更关键的是，宋朝将“养老责任”明确压在家庭头上，用法律撑着孝道，而不是仅靠教化。养儿防老在宋代不再只是民间说法，而是实打实的法律要求。成年子女不赡养老人，轻则舆论谴责，重则入罪，甚至有弃市之刑的规定，这在律例中都能找到影子。

为了让“孝”不至于变成一根压死人的绳子，宋政府还设计了几道缓冲机制。

一是“侍丁制”。家中有高龄父母的人，在服役和赋税上可以得到减免。比如，家里有八十岁老人，朝廷可以免除一个成年男子的力役，同时减一些税。这样一来，赡养父母就不再完全是“私人负担”，而是部分由国家分担。对于农户来说，一个壮劳力能留在家里，价值远比几串铜钱大得多。

二是“权留养亲制”。宋律中规定，哪怕是有罪之人，只要家中有需要赡养的老亲，官府可以允许他暂时回家照顾父母，等尽到赡养老人的责任之后，再回来接受处罚。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儒家式妥协：法不可废，孝也不可废，两头都要照顾。

三是“宗族赡养法”。对于没有子嗣的老人，国家要求本族亲属承担起赡养责任。换句话说，没有儿子，不代表可以任由老人自生自灭，该出力的亲族还是得出力。这一条与宗法制度紧密相连，让家族结构在社会保障中继续发挥作用。

这些制度加在一起，就织成了一张比较细的养老网：家中有儿子的，由儿子为主、国家减负；无子嗣的，由宗族补位；家庭和宗族都兜不住的，还有别的安排。宋朝并没有“全民养老保险”那样的现代概念，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一套设计已经显得相当精细。

三、从范氏义庄到孤老收养：民间与朝廷的两条“助寡”路径

宋人的养老与助寡，并不全靠官府拨款。很多时候，民间的力量更灵活、更贴地气，其中以“义庄”的出现最具代表性。

一、民间义庄：范仲淹给宋人做的“样板”

公元一零五零年前后，范仲淹在苏州祖籍地买下千顷良田，划出专门收入，设立“范氏义庄”。这座义庄的目的非常明确：专门为范氏宗族中贫困者、老弱者提供长期的物质保障。

义庄有详细的章程。比如，宗族中有人因灾病、意外陷入困窘，可以向义庄申请粮米救济；年老无力耕种的族人，每月能得到口粮，每年还能领到衣料；生病有药钱，丧葬有补贴。可以说，从吃穿到生死，都在考虑之内。

有一条规定颇有意味：不仅本姓族人可受济，某些困顿的外戚、姻亲，经过诸房合议，也可以得到援助。这一点，打破了传统宗法的狭窄边界，把“族内福利”略微向外延展了半步。

不可否认，范氏义庄救济的对象终究有限，多是本宗本族之人，外姓贫民并不能直接受惠。不过，影响力并不止于此。北宋后期，江南富族纷纷效仿，吴越、两浙一带陆续出现各家义庄。富户以族为单位，设田立约，专供族中鳏寡孤独和贫弱子弟生活。久而久之，义庄在不少地区成了比官府更有温度的“民间保障体系”。

二、官办救济：孤老与幼童的“最后避风港”

有些地方，既没有能力强的宗族，也没有大户设立义庄，那些孤身老人、孤儿寡妇，怎么办？这里就要说到官府出面设立的收养机构。

在南朝梁时，已有“孤独园”之类的机构，《梁书》中提到“又於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意思是说，为无依无靠的老人与幼儿设专门收容所，供养终身。到了宋代，这类机构在各地有不同称呼，但性质相似，都是由地方官府出面，接受朝廷钱粮或地方余利，专门安置无人赡养的孤老弱幼。

宋政府在救济方面还有其他形态，比如冬天施粥、荒年设“养济院”等，优先照顾的对象就是鳏寡孤独者。地方官如果能把这些事办好，往往能在奏报中写上“恤老怜孤”，为自己的政绩添上一笔。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官办救济的力量很有限，不可能覆盖所有贫困者，更谈不上让所有老人都“安享晚年”。但它起码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即便是无儿无女、无族无亲的孤老，理论上也不该被社会完全抛弃，国家会作为最后一道屏障。

四、家族自治与经济基础：宋代助寡制度的现实土壤

宋代的助寡和养老，之所以能在制度上推进，与这个王朝独特的政治与经济结构有很大关系。

一、皇权谨慎、地方自治与家族力量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对“武人专权”一直有戒心，“杯酒释兵权”是人人熟悉的故事。往后几代，宋廷持续裁减地方兵权，加强中央集权，禁军多集中京师，地方军力普遍偏弱。

在文官系统上，宋朝实行“重文轻武”，官僚体系庞大，且普遍采取异地任职制度，防止地方官与本地豪强勾连。这套安排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副作用也很明显：中央力量下沉有限，基层治理不得不更多依赖地方自然形成的结构——比如家族与乡里组织。

在这种环境下，家族不像在某些朝代那样只是宗祠祭祖的象征，而是实打实的“基层自治核心”。族长、族老负责调解纠纷、惩戒族人、照顾鳏寡孤独。政府也默认甚至鼓励这种家族自治，因为这减轻了官府的治理压力。

宋代助寡政策能推得动，正是因为“国家法令”与“宗族实操”形成了一种互动：上面通过律例、诏令强调孝道与赡养责任，下面则用宗族义庄、族规家法来落实。从这个意义上看，助寡养老既是法律问题，又是乡规民约的问题。

二、财政结构与经济发展：养老的“钱袋子”从哪来

宋朝的财政结构与前代也有明显不同。除了传统的田租、丁税外，商税、手工业税和各种专卖收入占比不断上升，尤其是盐、茶、酒等项目，为国库贡献颇多。北宋中后期，朝廷设立“三司”统一管理户部、度支、盐铁三项财权，实际是把全国的经济命脉握在一起集中调配。

城市繁荣、商业活跃，让宋朝整体财富水平比许多前代要高不少。正因为有相对充裕的财政空间，朝廷才敢在八十岁老人赐粮赐酒、设养济机构上有所动作。虽然投入不算巨大，却体现出一个观念：照顾一部分老弱群体，是国家可以负担、也应该负担的事。

从另一面看，这些投入也有现实考量。宋代很重视社会稳定，尤其忌惮民变。鳏寡孤独若大量流离失所，容易在灾荒时成为社会隐患。通过有限救济，让这些人起码不至于饿死街头，是一种成本不算高、效果却很实在的稳定措施。

有意思的是，在这种经济环境下，民间大族才有可能拿出足够的田产设立义庄。没有相对宽松的经济条件，范仲淹那样一次捐出千顷田地，很难想象。

五、制度与人心：宋代助寡措施留下了什么

回过头集中看一下宋代的助寡与养老，大概可以梳理出几条比较明显的特点。

一是“孝”被写进了制度。孝道在先秦就有，但更多停留在伦理教化层面。到了宋代，赡养老人不仅是道德要求，也是实打实的法律责任。不尽赡养义务，可能面临刑罚。这种把道德上升为国家律法的做法，既有儒家色彩，也有治国现实考虑。对当时社会来说，这种强制性规定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

二是养老从“个人家务”变成了“社会事务”。在周、汉时代，养老基本还是家庭内的事，国家偶有赏赐，多为象征意义。宋人则在法律、财政、行政等多个层面介入，把养老问题看成与社会稳定、伦理秩序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家庭、宗族、国家三者各有分工，互相补位。

三是慈善形态更加多元。官方有赐杖赐粮、义仓、养济机构；民间有义庄、社仓等。不同身份、不同处境的老人，可以通过不同渠道获得支持，哪怕不能完全无忧，也不至于彻底被抛出社会关怀之外。

四是“助寡”与“养老”紧密相连。古代所说的“孤寡”，往往包括孤儿、寡妇、鳏夫、无子之老人。宋代的许多制度，既考虑老人，也兼顾幼弱，形成某种意义上的“族内与地域内的最低保障”。

当然，宋人的养老与助寡，只能在当时的条件下去评价。大量贫民仍然只能依靠儿孙，很多地区并无义庄或官办养济所可依。老有所养，并不是人人都能实现的现实，而更多是一种社会理想的努力方向。

哪怕如此，从夏商周的礼制，到宋朝的法规、义庄和官办救济，一条脉络还是清楚的：养老从君王宴饮的礼节，逐步转化成覆盖更广人群的制度安排；“助寡”从个人的慈悲善行，慢慢嵌入国家与宗族的权责体系。宋朝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一些，也给后世留下不少可供参考的做法与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