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广州起义为何3天就失败了？答案只有一个，周公一句话点透

1927年12月11日凌晨，广州城内枪声大作。

我党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发动了又一次武装起义，即广州起义。

工人赤卫队和G命士兵组成的起义军一度占领了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市区，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

然而，那场起义仅仅维持了三天，就在中外势力的联合作用下失败了。

5700多名组织成员和G命群众惨遭杀害，鲜血染红了珠江畔。

关于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有说敌我力量悬殊，有说准备不够充分，有说起义目的过于宽泛。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那场起义如此迅速夭折？多年后，周公一句话道破天机。

起义失败的原因争论

1927年，是我国G命史上最黑暗的一年。

先是老蒋发动了“4.12”反G命政B，接着汪精卫实行了“7.15”分共，国共合作彻底破裂，无数组织成员和G命群众倒在血泊中。

为了挽救G命，我党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在取得一定成果周，又于12月11日在广州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武装起义。

凌晨3时许，教导团、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共5000余人，分数路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袭。

起义军迅速占领公安局、邮政局、火车站等重要据点，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号。

然而，胜利的喜悦转瞬即逝。

粤桂军阀立即停止内战，联合反扑；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出动军舰和陆战队支援；广州城内的机器工会等反动武装也趁机袭击起义军。

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虽浴血奋战，但到12月13日，广州即告失陷。起义领导人张太雷英勇牺牲，叶挺、叶剑英等被迫撤退。

广州起义失败后，党内对失败原因展开了激烈争论。

1928年1月，我组织派李立三前往香港处理善后事宜。

李立三采取“惩办主义”，一味指责广东省委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并大批处分了起义领导人。

可那种简单粗暴的结论，显然难以服众。

事实上，起义失败有着复杂的客观和主观因素：

客观上看，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

起义军仅5000余人，而老蒋在广东的兵力超过十万；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干涉，军舰炮击广州市区。

还有广州工人运动内部组织林立，机器工会与广东总工会长期对立，难以形成统一力量。

主观上看，准备工作极不充分。

起义总指挥叶挺在行动前夜才获知详细计划，叶剑英因身份未明被排除在核心决策之外。

还有起义后未能控制兵工厂，反而遭工贼冒领武器反击；没有制定失败情况下的撤退预案，导致损失惨重。

但这些分析都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

后来直到周公出面后，才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真正的症结所在。

1928年1月中旬，我组织继续派周公前往香港，重新处理广州起义的善后事宜。

那是周公最后一次去香港，他的任务是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实事求是地总结教训。

周公在深入调查后发现，失败的原因不是表面的那么简单，而是有着严重的方向性的错误，其愤然指出：“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不在叶挺，而是一个德国人。”

一个德国人对起义的影响

那个德国人是谁？

一般人不注意，他正是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海因茨·诺伊曼（有的文献译为纽曼）。

诺伊曼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严格执行“城市中心论”，坚持照搬俄国十月G命的经验。

在起义筹备和进行过程中，诺伊曼犯下了一系列致命错误：

1、盲目乐观，误判形势。

他认为“广州工人阶级已经具备夺取政权的条件”，断言“只要广州起义成功，全国G命将迅速燎原”，完全无视敌我力量悬殊的客观现实。

2、拒绝正确建议，强令冒险进攻。

当时起义总指挥叶挺已经认识到了敌我力量的悬殊，他主张趁敌人主力尚未回师前，立即将部队撤向海陆丰农村，与农民运动结合。

可以说那一主张完全正确，却遭到了诺伊曼的坚决反对。

诺伊曼强令起义军“进攻再进攻”，不准撤退，导致起义军在城市中与敌人硬拼，消耗殆尽。

3、越权指挥，架空军事主官。

诺伊曼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凌驾于当时广东省委和军事指挥员之上，直接干预作战部署，造成指挥体系混乱。

正因如此，周公在了解到核心原因后，沉痛地说道：“我们被洋顾问的本本主义害惨了。”

多年后，1944年，周公在延安时期进一步反思道：“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是导致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过，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在我国G命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

它是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尝试，建立了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公开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

更重要的是，它以血的教训证明：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只会给G命带来灾难。

从广州到井冈山，从城市到农村，我组织高层在失败中探索，在鲜血中前行，最终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G命道路。

广州起义的教训，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为什么马克思Z义必须中国化，为什么必须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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