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危险婚姻的非凡记述

吉赛尔·佩利科特，2016年。© Joel Saget/AFP via Getty Images/AFP

利维坦按：

如果只是看多米尼克·佩利科特的照片，那真的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邻家大叔的脸庞，带着亲切自然的笑容，丝毫看不出这个人会和震惊法国的大规模迷奸案有什么关联。但的确就是这个人，这个妻子曾经眼中的“好男人”，最终沉迷于自己日渐扭曲的欲望之中，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

2024年的一个下午，吉赛尔·佩利科特（Gisèle Pelicot）的庭审提前结束，她便前往普罗旺斯风景如画的小镇卡庞特拉（Carpentras）的勒克莱尔超市。她要求见见四年前曾与她丈夫多米尼克·佩利科特（Dominique Pelicot）对峙的那位保安——当时，保安发现多米尼克试图用手机偷拍毫无防备的女顾客的裙底。

这位保安非常愤怒。他后来告诉《每日邮报》，他立即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她们经常在那家超市购物，很可能被这个拿着手机的变态盯上了。逮捕多米尼克·佩利科特的警察前往他的住所，没收了他的个人电子设备，并发现了两万多张图片和视频，内容是多米尼克——以及他邀请到家中的其他男人——强奸他被下药的妻子。

吉赛尔·佩利科特想要感谢那位保安，她相信正是他救了自己的命。在丈夫被捕之前，由于将近十年间不断被下药和遭受暴力侵犯，她的身体健康状况持续恶化。她认为，如果当时没有人介入，她最终会被丈夫杀害。

佩利科特在她的新书《生命颂歌》（

A Hymn to Life

2024年9月5日，在法国南部城市阿维尼翁，吉赛尔·佩利科特（左二）与她的儿子们和她的律师斯特凡·巴博诺（Stephane Babonneau）离开阿维尼翁法院。© Lewis Joly/AP Photo

佩利科特在她的叙述中还提到，大约在2010年，其他保安也曾抓到多米尼克偷拍女性裙底。她写道，当时“警方显然并不认为偷拍女性裙底是件很严重的事，因为他只被罚款100欧元，而我对此却一无所知”。当时，偷拍裙底仍然是狗仔摄影师对女明星（其中许多是十几岁的少女）惯用的伎俩，而且似乎可以逍遥法外；“非自愿色情”（nonconsensual pornography）一词直到很久以后才被用来指代这种行为，而这种行为本身直到2018年才在法国被正式定为犯罪。但如果警方当时认真对待多米尼克早期的违法行为，他们是否就能阻止他变成今天这样呢？

我一直纠结于这个问题，因为佩利科特案的核心谜团似乎在于：究竟是什么样的男人才会对妻子做出如此骇人听闻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样的男人”这个问题，如同低音旋律般贯穿了审判的新闻报道、对多米尼克家人的采访、相关书籍，甚至我自己的写作。

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当男人觉得自己可以凌驾于女人之上时，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来。2024年，约有83000名女性被蓄意杀害[1]，其中60%是被她们的伴侣或家庭成员所为——平均每天137人。（相比之下，男性凶杀案中，受害者被伴侣或家庭成员杀害的比例仅为11%。）

多米尼克·佩利科特（照片和法庭速写）被判处20年监禁。© BBC

自多米尼克·佩利科特被捕以来，陆续有新闻披露：一个意大利的Facebook群组中，用户向数万名以男性为主的成员发布女性的私密照片；据报道，一个专门交流如何在性侵前给女性下药的Telegram频道拥有超过7万名成员。最新一批爱泼斯坦档案披露了世界领导人或亿万富翁与一名被定罪的儿童性犯罪者之间的讯息往来，在邮件主题和零碎句子中充斥着那个将女性去人化的词语“pussy”，它被当作派对入场密码、当作兄弟般拉近关系的暗号。

我们也知道，确实有许多好男人、正直的男人。比如那位愤怒的保安。还有在法庭上陪伴吉赛尔·佩利科特的律师们，他们保护她不被镜头围堵骚扰，每天带她去吃午餐，好让她不必看到那些因涉嫌侵犯她而受审的男人们在附近咖啡馆里一起喝啤酒、放声大笑而感到恐惧。但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佩利科特一直以为自己嫁给了这些好男人中的一位。她的丈夫在庭审中声称，自己在四十年里也确实是这样的人，直到他再也无法抗拒自己的欲望。

临床心理学家维罗妮克·瓦利埃（Veronique Valliere）在她2022年的著作《揭下面具：性犯罪者》（

Unmasking the Sexual Offender

因此，读完《生命颂歌》之后，问题不再仅仅是“什么样的男人 会对自己的妻子做出这种事？”吉赛尔·佩利科特曾公开表示，她希望进行公开审判，因为“羞耻必须改变”。但当许多男人无法——或者不愿——感到羞耻时，我们该怎么办？如果如今的恶魔反而能获得更多好处呢？

2026年，佩利科特与记者朱迪思·佩里尼翁的合影。© Laura Stevens for Télérama

《生命颂歌》是一本极为震撼人心的书，它坦诚无比，敢于自我审视，引人入胜，充满力量。这本书由吉赛尔·佩利科特与记者朱迪思·佩里尼翁（Judith Perrignon）合著，故事始于2020年11月2日。

那天，那天，吉赛尔陪同丈夫去警察局接受问询，因为他在超市里做了件“蠢事”被抓了个正着。然而，她却目睹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副警长问她丈夫的为人。“他很善良，很体贴。是个很可爱的人，”她回答说，“所以我们至今还在一起。”

副警长问她和她丈夫是不是换妻爱好者。佩利科特对这个问题感到厌恶。副警长告诉她，她丈夫因强奸和投毒而被捕。他给她看照片，照片上一个穿着吊袜带的女人正被一个陌生男人侵犯。“照片里的人就是你。”

“不，”她反驳道，“那不是我。”副警长说还有更多照片，更多男人，几十个（警方最终确认总共有72人）。佩利科特要了杯水。“我的嘴巴麻木了，”她回忆道，“一名年轻的女心理咨询师走进办公室。我并不需要她。尽管我们身处同一间房，我的心却已飘向远方。我仍沉浸在我的幸福、我们的幸福中。”

她瞬间陷入了深深的震惊之中。她下意识地回家，像“一只守在花园门口等待主人的狗”一样，为已被警方拘留的丈夫洗衣服、晾衣服。佩利科特写道，她和多米尼克在十几岁时相识，她们都来自非常不幸的家庭。吉赛尔9岁时母亲因脑瘤去世（脑瘤的后遗症在她后来的生活中一直困扰着她，导致她开始出现不明原因的昏厥），而她的继母冷漠无情。多米尼克的父亲丹尼斯虐待妻子，并被怀疑虐待他们的养女——一个患有学习障碍的女孩，他们五岁时收养了她。（据吉赛尔的回忆录所述，丹尼斯在丧偶后立即让养女搬到了自己的卧室。）在庭审中，多米尼克作证说，在一次家庭露营旅行中，他曾发现母亲被绑在帐篷里，“被迫为丈夫口交”。吉赛尔写道，她与丈夫的感情建立在共同的苦难和相互的救赎之上：“我们是恋人，也是双胞胎。我们会永远在一起；我们将摆脱苦难，逃离破碎的家庭。我们会彼此治愈。”

爱情最残酷的讽刺之一，就是它会让你变得如此脆弱，容易受到伤害。临床心理学家瓦利埃经常与性侵犯者打交道。在她的书中，她直言不讳地指出：“恋爱关系是性犯罪的最佳途径。它是通往爱、信任、希望和否认事实的必经之路。”面对警方展示的照片，吉赛尔·佩利科特根本无法弥合她心中丈夫的形象与他所作所为之间的鸿沟：那是欺骗、操纵、羞辱；是他故意让她暴露在包括艾滋病毒在内的性传播疾病风险中；让她饱受无法解释的妇科症状的折磨，以及她可能精神崩溃的恐惧。

她的三个孩子，尤其是女儿卡洛琳（Caroline），反应截然不同。听到父亲被捕的消息时，卡洛琳放声尖叫——那是一种“极度痛苦的嘶吼，如同受伤野兽的嚎叫”。第二天，她开始疯狂破坏父亲的物品，摔碎盘子，并撕毁了挂在走廊里的一幅裸体画，结果发现画的背面用铅笔写着“强迫（coercion）”一词。看到孩子们立即全盘否定父亲、否定整个童年，佩利科特感到非常不安。她写道：“对他们而言，所有的记忆无疑都变成了无法忍受的谎言。但对我来说，却并非如此。”

整个庭审过程中，多米尼克始终保持着高高在上的自信态度。© BBC

佩利科特的坦诚令人叹为观止，也正因如此，《生命颂歌》作为一部社会学文献才更具启发性。尽管她一开始就自信地断言丈夫是个“超级棒的男人”（un super mec），但她的叙述揭示出的复杂程度远超她对多米尼克的解读。

从一开始，这对夫妇的关系就存在着问题。多米尼克在性方面总是强迫吉赛尔去做她不想做的事，包括口交和肛交，她都拒绝了。而她直到三十多岁出轨时才体验到第一次性高潮，因为性生活一直以来都只是为了取悦她的丈夫。多米尼克开始沉迷于色情片，要求她模仿他喜欢的某些行为，并在她拒绝时嘲讽她是个保守的人。在性爱过程中，他会骂她是“婊子”。当遭到抗拒时，他往往会变得“咄咄逼人”。有一天，他儿子的伴侣撞见多米尼克在办公桌后自慰，而多米尼克对此似乎毫无愧色，以至于你禁不住怀疑这是否是他精心策划的。（事实上，他曾架设了秘密摄像头偷拍两个儿媳洗澡，并将照片发布到了网上。）他的邮箱账号名是“Fétiche45”（恋物45）。

他屡次失业，欠下巨额债务，而作为家中主要经济支柱的吉赛尔不得不承担偿还责任。2013年，她发现衣服上有漂白剂，却完全不记得是怎么弄上去的；她开玩笑地问多米尼克是不是给她下了药，多米尼克听后竟然勃然大怒，由此不难看出，他是一个专横跋扈、自恋的骗子，似乎以惩罚妻子、让她难堪为乐。吉赛尔竟然从未看清这一切，这甚至连她自己都感到困惑。“除了真相被揭开的痛苦，以及身体被当作‘麻袋’对待的羞耻，”她写道，“还有一种‘一无所知’的羞耻感——在别人眼中，也在我自己眼里，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白痴。”

吉赛尔·佩利科特在法庭外被众多祝福者簇拥着。© Getty Images

自审判以来，多位当事人出版了书籍，阐述各自视角的事件真相（据传多米尼克·佩利科也在狱中撰写书籍）。女儿卡洛琳写下了《我再也不会叫他爸爸了》，在书中她将家族史描述为“关于恐怖与生存的编年史”。多米尼克曾在卡洛琳睡觉时偷拍带有性暗示的照片，却始终否认对其有过虐待。卡洛琳被“自己也曾被父亲下药并侵犯”的直觉所折磨，她只能选择愤怒反击：宣泄对“玷污”了家庭的多米尼克的恨；对纠缠不休的“八卦媒体”的厌恶；以及对母亲的不解——她无法理解母亲的那种冷静和坚韧，母亲也拒绝承认卡洛琳可能也是受害者。“也许她的怀疑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我保护，但这同样伤害了我，”卡洛琳写道。她那原始的愤怒与母亲非凡的坚强显得格格不入，然而两者皆可被理解。吉赛尔写道：“如果我展露出全部的痛苦，彻彻底底的痛苦，我会被它淹没。我别无选择，只能让自己坚强起来。”

在另一本关于佩利科特案的著作《与男人共处》（

Living With Men

但加西亚本人也陷入了矛盾之中：一方面她想表达一种原始的愤怒，另一方面她又在对“强奸的文化脚手架”进行冷峻的剖析——正是这些社会体系，让多米尼克能够轻易在方圆40英里内找到几十个愿意强奸他妻子的男人[2]。这些被告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在于一种文化，正如加西亚所言，“在这种文化里，唯一有分量的关系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关系。”

许多被告出庭时表现出的不是羞耻，而是对吉赛尔·佩利科特强烈的愤怒——吉赛尔写道，他们简直“怒火中烧”——这表明他们根本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加西亚辩称，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他们产生这种感觉并非由于心理畸形。他们真的可能只是你身边那些普通的“邻家男人”。

并非所有事情都如此令人沮丧。加西亚认为，如果不是因为#MeToo运动，吉赛尔·佩利科特可能不会有足够的勇气要求公开审判。而多米尼克·佩利科之所以暴露，也直接得益于活动家们长期奔走推动的法国法律变革。在某种程度上，吉赛尔长期以来的婚姻奉献（她在《生命颂歌》中写道：“我们生活的主轴就是那个我们已嫁或希望遇到的男人”）与玛农·加西亚的怀疑（“我们能与男人共处吗？如果可以，代价是什么？”）之间的代际鸿沟，揭示了女性已愈发不愿以卑微或危险的地位作为换取爱情的代价。

多米尼克庭审期间的画像。© Reuters

但许多人也注意到，如今谁在为这些新闻感到崩溃，而谁又无动于衷。艺术家克洛伊·怀斯（Chloe Wise）最近发帖称：“我觉得很有趣，男人似乎并没有对爱泼斯坦案卷表现出应有的不安或愤怒。”她指出，她认识的所有女性都“失眠”、“情绪崩溃”、“深受困扰”且“留下永久创伤”，而“每个男人的反应都是：‘哦，是的，看起来挺糟的，但我还没仔细了解过。’”

观察最近的新闻周期，你很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太多人来说，一种默许甚至纵容剥削的文化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想想Meta新款智能眼镜，它让未经许可偷拍他人变得轻而易举；或者是Grok生成的大量女性和儿童的性暗示图像。又或者是像OnlyFans这样的成人内容网站和聊天机器人平台，如何让用户（主要是男性）习惯于那种完全谄媚、顺从的亲密关系。保罗·福特（Paul Ford）去年在《连线》（Wired）杂志中强调，生成式AI的定义性特征之一就是它“完全不知羞耻”[3]。他写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其创造者思想的恰当投射，因为这些创造者同样不知羞耻：“他们坚持要我们围绕他们重塑文明，并许诺一切都会好起来。但如果他们自己都做不到，又该如何教会电脑规矩行事呢？”

“羞耻感必须改变，”吉赛尔·佩利科特依然坚持这一观点。她认为，她的故事“唤醒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暴力、我们勉强掩饰的卑劣、我们沉睡的创伤、我们的沉默和我们的模棱两可。它是依然构建着我们这个世界的统治欲与掠夺行为的肮脏倒影”。她的感悟是，爱可以成为这种痛苦的解药，而她对爱的信念非同寻常，甚至超乎常人。

参考文献：

[1]www.unwomen.org/en/news-stories/press-release/2025/11/every-day-137-women-and-girls-are-killed-by-intimate-partners-or-family-members

[2]www.nytimes.com/2024/10/18/world/europe/gisele-pelicot-rape-trial-mazan-france.html

[3]www.wired.com/story/generative-ai-totally-shameless/

文/Sophie Gilbert

译/tamiya2

校对/tim

原文/www.theatlantic.com/books/2026/02/gisele-pelicot-hymn-to-life-memoir/686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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