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生嫌教材400元贵，美国学生：没钱别上课，挂科也比付钱强

2017年《中国青年报》做过一篇正常报道，讨论国内教材价格偏高，希望能将教材价格调到合理范围。报道对2001名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的调查显示，86.8%的受访者觉得高校正版教材贵，21.5%的受访者觉得非常贵。

学生统一订购正版教材，每学期花费约400元人民币，平心而论确实不便宜，但这个世界是比烂的，咱们看看美国学生的处境就知道了。

2024年美国教育界一篇报道指出，大量美国大学生选课时，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先看教材价格，再决定要不要上这门课，而不是反过来。报道里引用了一名学生的原话：

“我不是不想学这门课，是我付不起。”

对中国人来说，一本教材通常就几十元，上百元的基本都是丛书，但美国第三方平台bestcolleges汇总的数据显示，美国大学生每年在教材和课程材料上的平均支出在1000~1200美元之间，折合人民币快上万了，而且这是多年持续的区间，不是个别年份的异常。

当教材贵到能左右一个人选课、学习甚至毕业，它就不再是单纯的消费问题，而是每门课都要面对的现实取舍。也就是说，在美国上大学，真正的第一课往往不是教授讲的，而是学生自己撞上的。

俄亥俄州一名社会学专业学生在采访中提到，他大二时放弃了一门计划修读的必修课，只因为教材清单上有两本新书和一个在线平台，总价超过400美元。

当时他的助学金已经用完，而那门课并非当学期唯一的必修课，他表示，要是选了那门课，其他必修课的教材就完全买不起，最后只能把课程拖到下一年，盼着出版社换版本、价格能低一点。

2022年，美国学生公共利益研究组织发布的一项覆盖多所高校的调查结果很直接：超过65%的大学生因为教材价格过高，干脆不购买指定教材，不是想办法省钱，而是直接放弃。

其中相当一部分学生明确表示，这个选择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成绩，甚至导致挂科或退课。这意味着，教材成本不再是学习后的负担，而是学习前的筛选机制。

更极端的情况出现在社区大学和第一代大学生群体中。对这些学生来说，教材费用没法靠家庭支持，只能从生活费里硬挤。

多所高校的联合调查显示，超过15%的学生为了买教材，减少餐饮开支、延长打工时间，甚至推迟支付房租，这已经严重影响了教育的质量和效率。当然，美国本身文盲率就有21%，他们似乎也不在乎这种教育效率的下降。

美国大学教材的一大特点是涨价飞快，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其价格涨幅远超通胀率，甚至超过了学费，被称为教育领域最稳定、最不受约束的涨价项目。但美国官方却将其归为“附加成本”“个人选择”，不计入学费涨幅，也很少纳入教育改革核心议题。

这就形成了诡异的割裂：制度层面教材看似可有可无，可对学生来说，却是绕不开的刚性支出。在美国，学习能否持续，全看能否支付这些零散费用，而教材正是最易被忽视的关键一环。

比价格高更坑的是，美国学生早已不是在买书，越来越多课程中，教材只是附带品，真正必需的是出版社的激活码。它和在线作业平台绑定出售，无法拆分，Pearson MyLab、McGraw Hill Connect等平台，在美国学生中家喻户晓，作业、测验甚至考试都要在上面完成。

课纲首页明确标注“需激活码”，这不是建议，而是上课的“门禁”，且一人一码，无法合用、无法盗版。加州一名护理专业学生算过，一学期四门课，三门需不同平台，教材支出近900美元，且平台权限仅能使用一学期。

2023年秋季，德州一所大学的心理学课遭学生集体吐槽，指定的在线系统加电子书，一学期使用权要289美元，不能买二手书、不能只买书，不激活账号就无法提交作业、获得成绩。

即便找到教材PDF或纸质版，没有激活码也没用，评分内容全在平台上，这也导致美国大学二手书市场迅速萎缩。更关键的是，这些平台已和学校教务系统深度绑定，自动同步成绩，学生根本无法绕开，只能被迫付费。

美国教授借助教材在线平台，无需额外操作就能布置作业、批改试卷、统计成绩，而学生即便买到带未激活码的二手书，也可能因激活码与前主人姓名绑定无法使用。对美国学生而言，“买不起教材”，实则是买不起完成课程的资格。

这个自称教育发达的国家，已将学习拆成付费关卡，看似现代化的教学系统，对学生而言只有“不付费就无学习路径”。教材早已脱离学习资源属性，沦为大学、教授与第三方机构的盈利工具，其根源在于三方的“省事默契”。

教授青睐平台，是因为能大幅减少工作量，且出版社会提供免费教材、平台权限和教学资料，他们无需关心价格；学校乐于接受平台，因其能实现作业追踪、成绩量化，还能将教材费剥离学费，规避涨价舆情，无需承担定价责任；出版社推行平台化，是为了破解纸质教材二手流通、盗版的难题，通过一次性激活码、限时使用，锁定每学期的新消费者，维系生存与盈利。

教授、学校、出版社三方形成稳定分工：教授有选择权却不承担成本，学校有管理权却不担定价责任，出版社掌握收费入口，唯有学生既无选择权也无法弃权。这就是教材平台虽遭多年抱怨，仍能持续扩张的原因——它顺着各方理性选择自然生长，而非强制推进。

教材问题的核心，并非个人道德问题，而是契合美国大学体系的工具，最弱势的始终是学生。为改变困境，美国学生发起了持续至少20年的反抗，却多是徒劳。

最常见的是“拖延”，靠同学截图、图书馆藏书硬撑，却被课程第一周的平台作业压缩了空间；其次是“共享”激活码，风险极高，一旦被检测到，账号封禁、成绩作废；还有“绕开系统”申请线下提交作业，因增加教授工作量、不适应大规模课程，基本走不通。

最终，学生只能妥协，靠多打工、刷信用卡等方式付费，面对的是一套资本化的教育分工机器。

学生反抗无果后，部分高校推出改革，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学院就是典型。

该校2018年启动“教材廉价购买计划”，通过鼓励使用开放教育资源、谈判低价教材、协调采购等方式，截至2024年累计为学生节省240万美元，提升了学生满意度，被当作成功样板反复引用，看似破解了教材乱象。

但仔细看运作细节，会发现几个关键限制：

第一，改革高度依赖个别教师自愿参与，没有强制要求所有课程取消商业教材，愿意改的可以改，不愿意的，学校没有制度工具要求他们改变；

第二，改革集中在基础课和通识课，这些课程标准化程度高、内容变化慢，适合用开放教材，但专业核心课程（尤其是理工、医学、工程等领域），教材会重新回到平台化体系——因为这些课程的作业、题库、自动批改系统，本身就深度依赖出版社平台，习惯了流水线作业的教授，很难回到手动批改的日子；

第三，即便改革成功的课程，平台也没有真正消失，很多课程只是把教材换成免费或低价版本，作业和测验仍通过在线系统完成，只不过费用由学校或项目补贴，而非学生直接支付。

这就像美国的很多问题一样，问题被转移了，而不是被解决了。只要课程评估依然依赖平台，只要成绩体系仍嵌在这些系统里，教材是否免费，本质上只是决定谁来付钱，而不是要不要付钱。一旦项目经费结束、行政支持减弱、教师轮换，这些改革很容易被逆转。

这类案例往往只能存在于少数学校、少数课程、少数年份，能当宣传材料，却很难扩散成普遍模式。当美国教育系统反复展示这些成功经验时，学生私下都清楚：问题不是没人尝试改变，而是改变被严格限制在不触碰核心利益的范围。

教材可以暂时免费，但平台不行；资源可以开放，但评分系统不行；个别课程可以例外，但全州、全国的系统绝不能变——毕竟百万漕工衣食所系。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改革只能帮学生省点钱：一旦拿掉平台、激活码、在线作业这些东西，学校就要面对一个不愿回答的问题：

如果不靠商业系统管理教学，教育本身该怎么运转？谁来承担成本？谁来负责效率？谁来接受不可量化的结果？

自从步入信息时代，美国的大学已经忘记了传承数百年的传统教育办法，更不愿意回归以人为本的教育模式，接受由此带来的麻烦。

所以，当有人调侃美国学生连教材都买不起时，真正该问的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已经默许：只要某个环节能市场化，它就只是另一个潜在消费市场。

教材大战不是偶然乱象，而是一种稳定、理性的结果。它提醒我们的不是美国教育有多糟，而是当资本的无形逻辑被允许无差别进入每一个公共领域时，连学习这种本不该被反复计费的事情，也会被一点点拆解、标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