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年奥运会，唯一的中国运动员被淘汰，赛后痛哭：我对不起张学良

1933年的南京，细雨蒙蒙，国立中央体育场里人声鼎沸。百米决赛的发令枪响过，人群的喧闹突然压低了一截，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追随着最中间跑道上那道身影。终点线上，秒表定格在“10秒7”。有人激动得跳了起来，还有人难以置信地反复确认成绩牌上的数字。就在这样一片喧闹之中，有位年纪不算大的男子站在跑道边，脸上却是复杂的神情——明明又一次创造了全国纪录，他的眼里却没有多少喜悦。

这个人，就是刘长春。一个名字，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大众视野中几乎被遗忘，却在1932年的洛杉矶，曾经孤身代表中国，站到过世界最高水平的百米跑道上。

有意思的是，很多年后谈起中国奥运史，人们习惯从1984年的洛杉矶说起，从第一枚金牌说起。可时间往前推五十二年，还是同一座城市，同样的五环旗，站在起跑器上的，却只有一个来自中国的身影。那一次，他甚至没有同伴可以商量战术，没有团队可以分享压力，真正意义上，是“一个人的奥运会”。

一、中国唯一的身影：从乡间小路跑向世界

1909年，刘长春出生在辽宁一个普通人家。家境不好，读书都比别人晚了几年。10岁那年，他总算背上书包，却多付出了一段不短的路——从家到学校来回十里多地。为了省下那双布鞋，他常常把鞋提在手里，光着脚跑完这段路。

这条泥土路上，尘土飞扬，脚底全是细小的碎石。别人看来辛苦，他自己倒跑出了习惯，跑出了兴趣，甚至跑出了一点“得心应手”的感觉。几年之后，同学们才慢慢意识到，这个总是跑得最早到校的小个子，似乎真的比别人快得多。

13岁那年，中日小学田径对抗赛在东北举行。刘长春站在100米跑道上，第一次面对起跑枪时，还带着一点少年人的紧张。枪响，他冲出去的一瞬间，在场的人心里就有了惊讶：这速度不像个刚玩运动的孩子。那天，他跑出了11秒8的成绩。别说小学比赛，就是拿到不少中学的赛场上，这个成绩都足够惊人。

可生活没有因为一场比赛突然变得宽裕。考上中学后，学费和家里的开支压得他透不过气，不久便不得不辍学进厂打工，在玻璃厂里当学徒。白天在炉火边与玻璃打交道，闲下来，他就跑到空地上来回冲刺。没有教练，没有场地，只靠本能和一点点摸索。

1927年，大连中华青年会春季运动会在当地举行，18岁的刘长春跑出了100米11秒的成绩。这一次，注意到他的，不再是校内老师，而是从沈阳赶来观赛的东北大学体育部负责人孙庆博。孙庆博看他在足球场上来回穿插、速度奇快，当场就认定：“这是块绝好的短跑料子。”

就这样，刘长春获得了进入东北大学体育系预科班的机会。从玻璃厂到大学操场，这一步跨得并不容易，却改变了他的全部人生方向。进入相对专业的训练环境后，他的成绩飙升得有些出人意料。

1929年，东北大学主办第十四届华北运动会，来自中国北方八个省、一百多所学校的两千多名运动员齐聚一堂。19岁的刘长春在百米跑道上一鸣惊人，以10秒8的成绩夺冠。这一成绩传开后，中国体育界都振奋起来，报纸上对他的评价不吝溢美之词。

那一年，时任东北地方实际主政者的张学良，也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得知刘长春的成绩后，他说了一句相当直接的话：“有此短跑奇才，何愁不能与日本并驾齐驱呢。”在当时的语境里，这句话不止是夸奖，背后还有东三省在体育、军备、经济等多方面面对日本压力时的一丝企望。

同年10月，中日德三国田径对抗赛在沈阳举行。张学良亲自邀请日本、德国等国的运动员前来比试，希望让国内选手在高水平对抗中找到差距。那次比赛，刘长春在百米项目上以一肩之差败给德国名将彦·鲁特拉比尔，但战胜了两名日本选手和另一名德国短跑健将。这种在国际对抗中赢来的优势，远比国内比赛的冠军含金量更高。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提升东北大学的田径水平，张学良干脆把德国田径队教练留下来当教练，月薪800两白银，配车配马，待遇在当时相当优厚。有了系统训练，刘长春的实力又前进了一大步。

1930年杭州举行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刘长春包揽了100米、200米、400米三项冠军。杭州方面甚至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道路，叫“长春路”。那时的刘长春，已是全国短跑领域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百米10秒6、200米21秒6的成绩，在亚洲排名第一，放到世界上也能挤进前十。

然而，正当他在跑道上风头正劲时，一场国家命运的剧变，迅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二、民族与赛场：拒当“伪满国民”的奥运选手

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关东军在沈阳柳条湖附近制造事变，第二天，日军开始大举进攻。史称“九一八事变”。短短时间内，东三省陆续沦陷，东北被拉入“伪满洲国”的阴影之下。对普通人来说，身份和国籍的变化是极其残酷的事，被迫成为“伪满国民”的现实，让很多人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刘长春也不例外。某天，小衙门那边传话，让他“过去说几句话”。对方口气不算粗暴，但谈话的内容，却让他感到背脊发凉。一些人询问他未来打算，言语间暗藏劝说与威胁。他意识到，只要继续留在原地，迟早要在“伪满洲国”的名义下出现在赛场上。

没多久，他下决心离开，辗转借钱，从天津赶往北平，离开了日本人重点监视的区域。可是，势力范围之内，一个人的名字并不难查。日本人很快找上刘家，在家中施压，希望通过家人做工作。

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临近，日本方面看准时机，想借“伪满洲国”之名派选手参赛，以此在国际舞台上制造“既成事实”。对他们而言，拥有中国顶尖短跑选手刘长春，是绝佳机会。因此，两次上门找到刘家，对刘父软硬兼施。

据当时的说法，只要刘长春愿意回到大连，代表“满洲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就可以在“教育部”“体育部”中担任高位。这种条件，在很多人看来不可思议，但在实权掌握者眼里，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刘父表面上答应会写信给儿子，暗地里却选择带着全家搬离，尽可能躲开这场政治纠葛。日本人随后干出了一件极其恶劣的事：在未与本人确认的情况下，直接宣布刘长春与中长跑选手于希渭，将代表“伪满洲国”出战奥运，并把消息登上报纸。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尤其是流亡在关内的东北学生和各地爱国人士愤怒不已。这个名字在报纸上出现得太多了，人们熟悉他的成绩，也清楚他曾在赛场高举中国旗帜的经历。此时，却被硬生生与“伪满洲国”捆绑在一起，自然无法接受。

刘长春本人同样愤慨。他选择在《大公报》上公开发表声明，那句话后来被无数次引用：“我乃中华民族黄帝子孙，绝不代表伪满出席奥运会……”寥寥数语，却在当时的语境中起到了极强的象征作用。体育赛场之外，民族认同和国家立场，被他如此清晰地划出界线。

这份声明刊出后，无数人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位运动员的态度，有人拿着报纸在茶馆大声朗读，有人把那几行字剪下来收起。对很多正在战乱和屈辱中挣扎的中国人来说，这种“说不”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精神支撑。

7月1日，张学良在北平公开宣布：刘长春将代表中国，远征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由于国民政府方面在经费上支持有限，这次远征的费用绝大部分由张学良个人出资，捐款八千银元。这个数字，在当时足以维持不少部队数月开支，可见其分量。

不难想象，当时的选择并非轻松。一边是以个人名义出面承担全部费用，一边是可能遭到各方质疑：在国难频仍的年代，把大笔钱用在体育赛事上，多少会引发争论。可在张学良看来，国家需要在战场上抗争，也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一个属于自己的身影。

出发前，经商议，决定刘长春先秘密从东北辗转到上海，会合前往美国。中长跑选手于希渭因日本方面监视过紧，加上交通困难，最终没能及时赶到，只能遗憾缺席。就这样，中国原本计划的两个参赛选手，到最后只剩下刘长春一人。

抵达上海后，他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训练场边挤满了赶来看他练习的人，现场甚至有人形容那场面“丝毫不逊色于明星登台”。媒体记者也陆续赶来采访，对他的期望和鼓励写满在报纸上。

7月8日启程前一晚，上海体育界在东亚饭店为他举行大规模欢送会，据说参加者多达两千人。各界人士为他准备了燕尾服、皮鞋等出席正式场合的行头，还为他订好“威尔逊号”邮轮的船票——仅一张票价，就在四百多美元以上。

就在临行前，时任外交界要员的王正廷郑重将一面国旗交给刘长春，说的话并不复杂，却带着明显期盼：“这一次派你参加世界运动大会，是第一次，意义极大。希望你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尽全力，让我国国旗出现在世界面前。”

刘长春接过这面旗，当众宣誓：“此次出席世界运动大会，受到全国民众期待，责任重大，必尽最大努力。”在热烈的掌声中，邮轮缓缓离开码头。就这样，中国第一次以现代意义上的方式踏上奥运之路，而这条路上，只有他一个运动员。

三、洛杉矶的跑道：22天海上颠簸后的预赛淘汰

从上海到洛杉矶，远不止地图上一条直线那么简单。22天的海上航程，海风、波浪、日夜颠簸，几乎打乱了他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一切训练节奏。刘长春在船上仍尽量保持训练：在甲板上找一块相对平整的区域，做起跑练习和力量练习；就地跑短距离冲刺，尽量维持状态。可身体没那么听话了，晕船反应时不时袭来，吃不好，睡不安稳，体力恢复远远不及陆地。

7月29日，邮轮终于抵达美国洛杉矶。刚一靠岸，百余名当地华侨便自发来到码头迎接，把这个远道而来的年轻人簇拥到唐人街。那天的唐人街几乎人满为患，街道口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争着看这位“从国内来的选手”，有人带着孩子，有人临时请假，热闹背后藏着一种共同的心愿：希望这个年轻人能在世界面前跑出一点中国的气势。

7月30日下午2点30分，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正式开幕。各国代表团列队入场，一支仅有六个人的小队显得格外“单薄”。其中三人是从当地赶来帮忙壮声势的华侨。没有他们，中国队伍在场上将只剩三人身影，在浩浩荡荡的各国代表团之间，几乎要被人忽略。

刘长春报名参加100米、200米和400米比赛。100米是他的强项，却也是世界高手云集的项目。7月31日，男子百米预赛开始，他站在起跑线前，左右两侧都是身材高大、肌肉线条分明的欧美选手。虽然身材并不出众，但他站得笔直，一点没显得退缩。

枪声响起，前60米，刘长春凭借多年来磨练出的起跑反应和中程速度，一度冲在前列。看台上的华侨激动地拍打栏杆，大声喊他的名字。可惜，后40米体力出现明显下降，终究还是被四名选手反超，没能进入下一轮。

赛后，有裁判特意走过来对他说，他前半程跑得非常好，起跑和加速段足以与世界高手并肩。遗憾的是，体力和调整状态的劣势，在最后阶段暴露无遗。刘长春听了，只是点头，他很清楚，自己在国内的最好成绩足以跑出更高水平，只是现实条件与准备时间太差，让他无力追回差距。

8月2日，200米预赛，他再次站上跑道。这一次，前170米，他牢牢占据第二名位置，跑姿稳定，节奏也不算乱。然而到了最后30米，他又一次被超越。两天后的400米预赛，因为长时间训练不当加上旅途劳顿，双腿严重肿胀，只能被迫退赛。

从纯成绩层面看，这次奥运之旅无疑是“预赛即止”。但在当时主办方看来，这名来自远东国家的年轻选手，依旧值得尊敬。在奥运冠军聚餐时，主办方特意邀请了刘长春到场。当有人向全场介绍他是“来自中国、唯一参加本届奥运会的中国选手”时，现场响起一阵持续掌声。原因也很简单，顾拜旦那句被写在入口上方的话，人人都看得到：“参加比获胜更为重要。”

8月21日，刘长春回到国内。这趟“一个人的奥运会”，在很多人印象里似乎只留下“成绩一般”的印象，但了解内情的人都清楚，能在那样的政治和现实环境下出现在起跑线上，本身就是一种勇气。

解读这一段经历时，有一点不得不说：在1930年代，以中国的社会状况和体育基础，指望一位短跑选手在奥运会拿牌，本身就不现实。没有系统训练，没有科学方法，甚至连往返路费都需要私人承担，面对欧洲、北美那些经过多年专业训练、配备完备团队的选手，中国选手要站上领奖台，几乎是奢谈。也正是这种落差，让刘长春此后的心理负担变得格外沉重。

四、“我对不起张学良”：狼狈回国后的自责与余生的沉默

回国之后的1933年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刘长春在南京又以10秒7刷新男子百米全国纪录，成绩已经逼近1932年奥运会第五名的水平。这从侧面说明，如果有充足的备战条件，他的竞技表现很可能与世界顶尖差距更小。

然而长期缺乏科学训练，身体开始出现损耗，左腿伤病逐渐严重。尽管如此，1936年德国柏林奥运会，中国终于组建起一支相对完整的代表队，人数达到66人。相比四年前只身出征的情形，这次至少在形式上不再是“孤军奋战”。

刘长春仍然入选，登上前往欧洲的船。但这一次，伤病和整体竞技状态的下滑，让他的成绩远不如巅峰时期理想。更令人心寒的是，随行的一些国民党官员对奥运本身并不上心，在赛程间隙忙着游玩观光，对运动员的训练、生活和后续安排关照有限。比赛结束后，代表团归国路费都成问题，许多选手一度滞留国外，只能各自想办法谋生。

就在这一年的欧洲，发生了一幕让人难以忘记的相遇。张学良当时正在欧洲考察军事，在罗马偶然看见一位衣着寒酸、神情落魄的中国人，一打听才知道，对方竟是当年他亲自送去参加奥运会、寄予厚望的刘长春。多年未见，昔日赛场上的风光运动员，竟然沦落到此地流落。

面对张学良时，刘长春再也压不住心里的苦涩，眼泪一下就下来了。他哽咽着说：“想起您当年那么殷切地送我们出国，还有给我的八千银元，我本该不负众望，在奥运会上替国争光。如今弄成这副模样，真是对不起您……”

这句话，是出自一个运动员的自责，也是对自己理想破灭的一种痛感。张学良听完后，并没有苛责，只是缓缓地安慰道，大意是：各国强手准备多年才参加一次奥运会，而中国山河破碎，运动员辗转奔波，连路费都无法保证，在这种条件下又如何谈夺魁？“在那样恶劣的情况下，你能跑进11秒，已经很了不起。”

张学良这番话，不仅仅是在安慰刘长春，也是对当时中国体育整体处境的一个清醒判断。国家积弱，百业凋敝，竞技体育注定难以独善其身。

在张学良和当地华侨的帮助下，刘长春总算攒够了回国的路费。离开欧洲前，他在新加坡短暂停留，翻看当地华文报纸时，看到一幅刺眼的漫画：奥运五环下，一群扎着辫子、穿着长袍、面容枯槁的中国人，抬着一个大鸭蛋艰难前行。旁边配着那四个令无数中国人难堪的字眼——“东亚病夫”。

这种直白的讥讽，在当时的国际舆论场并不少见。对见过赛道、见过世界运动水平的刘长春来说，这一幕无疑是扎心的。试想一下，一个刚刚在世界赛场上用尽全力的人，却在异国他乡的报纸上看到自己的民族被如此形象化地嘲笑，这种屈辱感，估计很难用几句简单的话概括。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刘长春腿部拉伤，因医疗条件有限，这次伤病一直没能彻底恢复，他不得不在痛苦与不甘中结束自己的竞赛生涯。此后的十年，战火不断，社会秩序混乱，他从曾经的奥运选手，逐渐跌入社会底层，为了维持家计，在饭店打杂、做杂工是常态，还曾被日本宪兵抓去关押。

解放后，局面逐步稳定，体育事业被重新重视。刘长春终于回到熟悉的跑道，不过身份已经从“运动员”变成了“教师”“教练”。他先在东北师范大学体育系任教，后来调入大连工学院（即后来的大连理工大学），继续从事田径教学工作。

1958年，新中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他被安排担任田径裁判。这次全运会上，他曾经保持了25年的男子百米全国纪录被年轻选手打破，新的时代正在跑步向前。站在场边的他，看着电子计时牌上的数字，虽有一丝失落，却更多是某种释然——记录终究是要被后人打破的，否则体育也失去了意义。

此后二十多年里，他在大连一直默默工作。操场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位沉默的中年或老年男子，手里拿着秒表，面对一批批年轻学生。一旦有少年跑出好成绩，他会在记分本上认真做下记录，脸上浮现短暂的笑意，轻声夸奖几句，很快又恢复成略显寡言的一副样子。

学生们对他的过去只知一些大概，知道他曾是“老一辈运动员”，知道他去过“外国比赛”，却并不了解1932年那段孤军远征的具体细节。对他们来说，这位老教师只是认真苛刻、总盯着起跑动作和摆臂节奏不放的“刘老师”。

值得注意的是，他连在家里也极少提及自己的往事。妻子、子女对他的运动员经历，多是在闲聊碎片中拼凑出来的。刘家有四子两女，没有一人走上职业体育道路，却几乎全部考上大学，算得上读书人家庭。三儿子刘鸿亮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在同时代家庭中，已是相当耀眼的成就。

不过，刘家人对体育的兴趣依旧很浓郁。每逢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取得好成绩，刘长春都会在电视机前激动落泪，嘴里反复念叨：“国运兴，体育兴。”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其实透出一个老运动员很朴素的判断：没有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体育上的突破也很难长久。

1979年11月，中国在国际奥委会恢复合法席位，刘长春受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常委等职务。对于他来说，这不只是一个职务，更像是一种迟来的承认：那个孤身远赴洛杉矶的身影，总算被重新放回到国家体育史的坐标上。

1982年底，他坐在家中，听到有关第五届全运会将在1983年于上海举行的消息，又听人说，1984年中国将正式组团参加在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两座城市，一前一后，串联起他人生最特殊的阶段。他看着窗外，不经意地对家人说了一句：“你们说，我能去看看吗？”话说得很轻，只提“想去上海看看全运会”，并没有直言再去洛杉矶，但家人都明白，那一趟1932年起航的旅程，他心中从未真正画上句号。

遗憾的是，时间没有给他更多机会。1983年3月中旬的一天清晨，他像往常一样外出慢跑时，突然觉得身体不适，被紧急送往医院。3月25日，刘长春在病床上安静离世，享年73岁。

后来，人们才知道，他的名字已经被写进了1984年中国奥运会代表团的名单中，本来预备以某种方式参与那一届洛杉矶奥运——与52年前的那届形成呼应。只不过，这一次，他无法再亲自启程。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射击选手许海峰在男子自选手枪慢射项目上，以566环夺得金牌，为中国代表团拿到历史上第一枚奥运会金牌。那一刻，中国国旗在奥运赛场缓缓升起，是无数人期待多年的画面。若从时间线往回追溯，这面旗帜与1932年那面交到刘长春手中的国旗之间，不知不觉，已经跨过半个世纪。

刘长春生前提过四个心愿：想出版一本关于短跑技术的书；希望中国能在奥运会上获得很多金牌；希望有一天中国能在自己土地上举办奥运会；希望自己能现场观摩一届奥运会。1984年，他的著作《短跑技术》出版；此后几十年，中国在奥运会上的奖牌数逐步提高；2001年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2008年奥运圣火在北京传递时，他的儿子刘鸿亮以火炬手身份跑完一段路，专门提到“这一棒，是替父亲传下去的”。

至于“亲眼观摩一届奥运会”这个心愿，他本人没能实现，但他用一生的经历，参与了中国体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漫长过程。若把时间拉长来看，从1932年那个孤零零的身影，到后来整支队伍走入开幕式会场，这中间所经历的一切，有苦，有耻辱，也有难以言表的坚持。

刘长春在柏林对张学良说自己“对不起”，说到底，是把当年那一张远征船票看得过重，把自己肩头的期望扛得过高。他看到的是成绩，是名次，是没能为国家在世界赛场上争得一席之地。而从历史的视角再回看，他在最困难的年代，拒绝为“伪满洲国”出场，以“黄帝子孙”自居，坚持要披着中国国旗站上起跑线，这一整段经历，本身已是那一代中国人精神状态的一个缩影。

赛场上的成绩，可以写在记分牌上，也会被后来人超越；而在1930年代那样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一个人站在跑道上，对着世界说“我代表中国”，这一点，实在难以用数值简单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