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聋哑挑夫，一生从没立过战功，为何建国后被授予军衔？

1949年9月的北平城里，秋意初起。西山方向云气压得很低，城里却格外安静。新中国筹建的关键会议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很多人盯着大局，也有人不时提起一些“老红军的名单”。名单里，有一位名字非常普通，却总让人多看两眼——熊世皮。因为在他的名字后面，常常会被人顺手加上两个字：“哑巴”。

有意思的是，在很多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记忆里，一提到这位“哑巴同志”，浮现出来的并不是枪林弹雨，而是一口黑乎乎的铁锅，一副磨得发亮的扁担，还有那个永远走在队伍最后，却把好东西都往前面塞的背影。

这就牵出一个看上去有些“反常识”的问题：这样一位不会喊口号、不会立战功的聋哑挑夫，为什么会在1955年授衔时，被授予少尉军衔，成为我军第一位聋哑军官？

答案，要从1935年的夹金山说起，也要从建国后高层对他一再的惦念说起。

一、从“可疑人物”到红军挑夫

1935年6月，中央红军正在为翻越夹金山做准备。这个时间点很关键，中央红军刚刚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又强渡大渡河，正向川西高原挺进。要想穿过这道“雪山门槛”，找到可靠的向导，是过关的第一步。

然而情况并不乐观。地方反动势力长期散布“红军吃人”“红军抢孩子”的谣言，不少当地百姓宁愿躲进山沟，也不肯多说一句话。红军侦察分队在夹金山一带找了三天，问路碰壁，找向导也毫无进展。

就是在这样一种微妙的气氛里，一个衣着破旧、神情躲闪的男人，出现在红军侦察兵视野中。他走走停停，似乎在观察，又似乎在躲避。等战士们把他围住，才发现这人不说话，用手比划半天，别人也听不懂，只知道他耳朵不灵、嘴也发不出声。

在那个敌情紧张的节骨眼上，这样的“怪人”，很容易被当成嫌疑对象。熊世皮，就这样被侦察分队带回了部队。

两天时间里，红军通过多方打听，再加上细致的观察，逐渐弄清了他的底细：这是当地一个穷苦农民，从小耳聋，说话含混，几乎和外界隔绝，根本谈不上什么“特务背景”。查明情况后，部队按照纪律，把人放了。

按理说，事情到这就该结束了。结果出人意料。

被放回去的熊世皮，并没有急着躲开，反倒跟在队伍附近打转。几名战士看他实在古怪，又把他叫到一边。熊世皮急得满头大汗，嘴里发出模糊的声音，双手不断比划，指着红军的旗子，又拍着自己的胸口，意思再清楚不过——他想跟着走。

在场的战士互相看了一眼，有人忍不住笑出来，又有点心酸。这个连普通话都听不懂的聋哑人，明知道跟着红军意味着翻雪山、过草地，照样死活不肯离开。最后，只能把他的意愿层层上报。

那时红军内部，对出身贫苦的劳动人民一直有一种自然的信任感。很快，批复下来：可以接收，编入中央警备团，从事后勤杂务。于是，这个被人叫了半辈子“哑巴”的农民，有了名副其实的新身份——红军炊事员兼挑夫。

谁都没想到，这个身份，会伴随他走完长征，也会在几十年后，变成一枚少尉军衔。

二、雪山草地上的无声身影

对于很多红军战士来说，长征是一段血与火交织的记忆；对熊世皮来说，更像是一场异常漫长的体力极限考验。

参加红军没多久，队伍就迎来了翻雪山、过草地的艰难阶段。中央警备团担负着警卫首长、保管重要文件和物资的任务，队伍虽不算最大，却责任极重。后勤分队的每一口锅、每一袋粮食，都关系到整个团的战士能不能吃上一口热饭，能不能坚持下去。

在这种条件下，一个聋哑挑夫能做到什么？不少人当初并没有太高期待。现实却超出了多数人的想象。

长征期间，熊世皮背着二十多斤的铁锅，肩上还挑着上百斤的粮食和杂物。高原空气稀薄，很多年轻战士走几步就喘得厉害，他却咬住牙，一步一步往前挪。路上遇到有战士落在后面，他会停下来，把别人肩上的东西接过来一半，自己嘴里含着干粮，挥挥手让对方赶紧跟上。

有战士后来回忆，说他那时候“像头倔驴”，只要扁担还在肩上，就不肯停。到了宿营地，别人一屁股坐地上喘气，他先把锅架好，找柴火，烧水，准备简单的饭菜。很多年轻战士饿得头晕眼花，等一碗热乎乎的粮食递到手里，抬头一看，就是那个不会说话、衣襟被汗浸透的“哑巴同志”。

有一回，过草地时，一名班长不慎陷进沼泽。周围战士知道这种地形的危险，谁都清楚多一人下去，多一个人可能出不来。班长大喊“谁都不要下”，声音里带着绝望。

就在这时，一个背影抢先冲了过去。熊世皮毫不犹豫，把扁担往地上一摔，踩着浮草往前探。战友们只能一边拽着他身后的绳子，一边拼命拉那位班长。折腾了半天，两个人都被拖上来，浑身泥浆，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那名班长后来提起此事，很长时间都说不出完整的话，只会拍拍胸口，冲着别人比划：“要不是他，人就没了。”

如果说草地考验的是勇气和体力，那么雪山更像一项残酷的生死筛选。夹金山、梦笔山一线，不少战士在冰雪中滑落山崖，再也没有回来。雪面光滑，草鞋打滑，跌下去就是万丈深渊。

熊世皮从小在山里摸爬滚打，对这种地形有本能的警惕。他发现不少战士脚下打滑，脸色变得很难看，干脆把自己的想法比划给大家看——先用布条、草绳把草鞋缠紧，再把草鞋边缘编出粗糙的网状，让鞋底能更牢地“抓住”冰面。

手语说不清，他就用行动示范。有人照着做，试了一趟，果然稳当许多。做法立刻推广开来。伤亡统计自然没有进行到这么细致，但不少老红军后来都提起过这件小事，认为这种看似不起眼的改动，实实在在救了一批人的命。

值得一提的是，熊世皮从未参与正面作战。他没有拿枪冲锋的记录，也没有单独击毙敌人、缴获武器的战功档案。可在后勤线上，他几乎什么活都抢着干：挑担、打水、烧火、洗锅、分粮，一天下来，别人累得趴下，他还在火堆旁收拾锅碗。

有战士私下感叹：“他要是会说话，早就立了大功。”这话并不夸张。只不过在那个年代，大家更习惯把这样的付出，看作是一种“天经地义”的集体奉献，很少有人把功劳往个人头上去算。

正是因为这份朴素而顽强的坚持，熊世皮给战友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就连中央首长，也注意到了这个总是光着脚跑前跑后、沉默寡言的后勤兵。

有一次，朱德来到部队，看见他在井边挑水，一双脚满是裂口，连草鞋都没有。朱德停下来，愣了一下，随即转向身边干部，语气里透着自责：“怎么能让同志光着脚干活？他虽然不会说话，不上前线打仗，可是在后勤上的功劳，不能忽视。”

这句话很直白，却点到一个根本的观念——红军不是单纯靠英雄冲锋取胜的队伍，而是一支靠全体官兵共同支撑起来的队伍。没有枪林弹雨中的战士，也不行；没有默默扛锅挑担的人，同样不行。

三、一枚少尉军衔的背后

长征结束后，红军队伍经历西北会师、改编整训、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漫长阶段。无数人换了番号，有的牺牲，有的转业。熊世皮始终留在队伍里，在不断变化的组织结构中，他的岗位大体没变——还是在后勤、警卫系统里，一直干到新中国成立。

1949年以后，他被正式编入中央警卫部队。随着年龄增长，炊事、挑担这类重体力工作逐渐交给年轻人，他转去做一些相对轻一点的事务，比如协助管理物资、打扫、维持秩序。有病号需要帮忙，他就默默上前；机关院里种地、收菜，他照样起早贪黑，不声不响。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部队组织体检。医生发现他身上积劳成疾，留下不少问题。那时候，很多老红军身上都有旧伤旧病，可对于这个既聋又哑、又体弱的老人，领导层尤其上心。

公安师师长刘辉山得知情况后，专门打招呼，让卫生部门安排他去山东休养一段时间，环境清静，空气也好。按理说，休养是好事，很多年纪大的干部都盼着这样的机会。结果没想到，熊世皮在山东待了没几个月，就坚持要回到原单位。

他不会讲理由，只会着急地比划，指指自己，又指指部队大门，嘴里发出含混的声音。最后，负责人只好把意见往上报。经批准，他如愿回到部队，被安排在师部果园做管理员。

果园这种岗位，看上去平平无奇，却很适合他的情况：环境固定，劳动量适中，又能离部队很近。他每天照看果树，修枝、浇水、施肥，一丝不苟。有战士开玩笑说：“哑巴师傅照看果树跟照看锅一样仔细。”

1955年，全军实行军衔制，是一次极具标志意义的大事。那一年，对授衔对象的考察相当严格，既看资历，又看战功，同时还要统筹岗位、贡献等多方面因素。在这种背景下，一名没有战斗立功记录的聋哑后勤兵，出现在授衔名单上，不得不说有些特殊。

在公安师的一次师部会议上，师长刘辉山点名谈到了熊世皮。他很直接：“哑巴同志虽然没有在战场上消灭敌人，但他是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多年任劳任怨，对革命有贡献。我个人认为，组织应该考虑给他授衔。”

政委也表示赞同。会后，相关材料逐级上报。经过研究，组织上作出一个看似不太起眼，却很有意味的决定：授予熊世皮少尉军衔。

这一决定，在全军范围内非常少见。授衔对象中，多数是有明确战功、技术特长或指挥经历的军官。像这样以长期后勤工作、长征经历、组织认可为依据的聋哑干部，被授予军衔，几乎可以用“罕见”来形容。

不得不说，这枚少尉军衔本身的军阶并不算高，但它传递出来的信号却很清晰：革命队伍不会忘记那些默默扛锅挑担、没有“光鲜战报”的人。制度设计空间有限，情理之中的照顾，有时候就体现在这样一个选择上。

授衔之后，熊世皮正式成为“我军第一位聋哑军官”。他本人未必完全明白“军衔制”的全部含义，只是知道从那以后，大家称呼里会加上“同志”“军官”，遇到他时，年轻战士会更自觉地敬礼。

此后十几年，他依旧留在中央警卫部队。生活节奏慢慢平稳了下来，工作性质偏向管理和服务，有时是果园，有时是机关院里的简单事务。有人说他“变懒”了，其实不过是年纪在那摆着，身体条件也支撑不了过去那种强度。可只要还能动，他就习惯性地在院子里转，一看到有人扛不动东西，就赶紧上去搭把手。

这些细节看上去零碎，却恰好构成一种朴素的延续：红军年代那种不争、不抢、抢着干活的劲头，并没有因为授了衔、换了制服就消失。

四、“哑巴同志在哪里？”

时间往后推，来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新中国已经走过二十多个年头，国内外形势都非常复杂。高层事务压得很紧，但有些名字，却始终藏在某些老一辈革命者的心里。

1971年前后，周恩来在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谈话时，突然提起一个问题：“哑巴同志现在在哪里？身体怎么样？”这一问，听上去朴素，却让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

吴忠随即回去了解情况，把熊世皮的住处、身体状况、日常待遇，都一一梳理清楚，再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完，点了点头，特意交代：这样无亲无故、为革命付出很多的老同志，组织一定要好好照顾；部队要经常去看他，检查身体，看看还缺什么。

从具体工作层面看，这不过是对一位老干部待遇的再强调。但从时间跨度来看，这件事很耐人寻味。距离长征已过去三十多年，距离1955年授衔也有十六年，周恩来还能在繁忙政务中记起一位聋哑后勤老兵，并专门口头叮嘱，可见当年的印象有多深。

不久之后，熊世皮的身体状况开始急转直下。1972年，他突发心脏病，师领导高度重视，立即把他送到师部医院，安排专门的医护小组轮流照看。领导干部多次去病房看望，虽然无法和他进行复杂对话，但站在床前，拍拍他的手臂，点点头，他就能明白大概意思。

因为熊世皮平日里喜欢看电影、电视，部队专门把师部里唯一的一台彩色电视机，送到他住处。那时彩电并不普及，更别提在基层单位集中使用。给他用一台，多少带着一点“破例”的意味。

不久，他的老领导、时任北京卫戍区政治部副主任杜泽洲，还代表组织送给他一台电冰箱。在当年的普通家庭，这种家电是相当稀罕的物件。对于一位无儿无女、独自生活的老兵来说，这样的安排，显然已经超过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照顾。

如果从纯粹的制度角度看，这些“特殊照顾”并不容易量化。但放在整个老红军群体里看，就会更容易理解：很多在战争岁月中付出巨大、甚至没有留下完整档案的老战士，需要有人记得，需要有人具体落实关怀。熊世皮不过是其中一个典型。

在他的观念中，“家”的概念十分单一。部队就是家，院子就是家，天天见面的战友和干部，就是家里人。没有子女，没有近亲，却没有被遗忘。这种情况在普通社会中确实少见，但在那个时代的军队里，却并非孤例。

1981年5月，按照组织安排，他以副师级干部待遇正式离休。那一年，他已经年逾八十。离休手续办理得比较周全，生活待遇、医疗安排，都有明确落实。对一位从红军时期一路走来的聋哑老兵来说，这样的结局，算得上比较完整。

两年后，熊世皮因病去世，享年九十二岁。更引人注目的是，他的骨灰最后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一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极为明确的肯定——他被视作为革命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享受相应规格的安葬礼遇。

试着想象一下，如果1935年那场误会没有发生，如果他没有在夹金山脚下被红军侦察兵“抓”回去，他的命运大概就是在偏僻山村里沉默终老。以当年的医疗条件，一个先天聋哑、体力长期透支的农民，很难活到九十多岁，更谈不上军衔、八宝山、果园管理员这些角色。

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一生，也折射出我党我军在相当长时间里，对老红军、老同志的态度。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全国范围内曾经展开过寻找失联老红军的工作，目的是让那些因历史原因“失去联系”的人，重新被组织找到，确认身份，落实待遇。对很多人来说，这种“迟到的认领”，不仅是一纸材料，更是一种心理上的回归。

熊世皮的故事，之所以在很长时间里被人一再提起，并不在于他有多少传奇的战斗场面，而在于他所代表的那种群体：没有耀眼勋章，没有豪言壮语，却在漫长岁月里，一直扛着扁担往前走。他在长征路上挑的，表面是铁锅和口粮，实际上也扛着一支队伍最基础、也最容易被忽略的生存线。

周恩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那句看似随口的问话——“哑巴同志现在在哪里？”——其背后是一个清晰的价值判断：历史不会只记住冲锋的身影，也不会忽视那些埋头干活、不善言辞的人。

这一点，在熊世皮身上，体现得格外安静，却相当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