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的儿子许光：因没钱治病想出院，却在临终前为家乡捐款20万

2012年冬天，新县城里的一场小雪下得并不大，路边的老树枝头泛着白。就在这时，一个消息在熟悉许光的人中间悄悄传开——老许住进了武汉的医院。有人低声问：“听说病不轻，他会不会让组织给他安排个好一点的病房？”回答的人摆摆手：“以他的脾气？想都不要想。”

有意思的是，围绕这位老人的议论，几乎都离不开两个词：抠门、公道。抠门的是对自己，一辈子舍不得多花公家一分钱；公道的是对别人，尤其是对老区群众，总想着再多尽一点力。等到一年后人们得知，他在临终前把20万元全部积蓄捐给家乡老人和孩子时，很多人才恍然明白，这样的“抠”和“公道”，其实早在他年轻时就埋下了根。

这一切，还得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说起，从一个名叫“黑伢”的山里娃，说起。

一、战火童年与海军军官：从山洞到甲板

1929年4月，许光出生在河南新县，那时的大别山，早已被战火搅得天翻地覆。他的小名叫“黑伢”，黑瘦，安静，很少多话。两岁多的时候，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失守，红四方面军被迫转战，他的父亲许世友随部队离开大别山，自此同家人失去了联系。

这家人一下就散了。为了不让儿媳独守空房，老人家做了一个当时看来合乎情理的决定——劝儿媳改嫁。小黑伢则被留下来，由奶奶和姑姑带着，在深山里到处躲避搜捕。白天在山林间转移，夜里在山洞中蜷缩，生活的主旋律只有两个字：躲着。

七岁那年，许光进了儿童团。有一次“扫荡”，敌人上山搜索，他和姑姑躲进山洞，连续三天三夜不敢出声。有人在洞口点火，烟熏火燎，差一点把他们活活困死。幸好天降大雨，火星压了下去，两人才侥幸逃生。那时候，他只是个孩子，却已经学会了什么叫咬牙硬撑。

战乱中长大的孩子，大多早熟。许光懂得，姓许这一家在山里人的眼中，是“红军的家眷”，有人敬重，也有人盯着。他不敢惹事，更不敢给奶奶添麻烦。读书的机会几乎没有，能认几个字，都要靠在庙墙、牌匾上自己琢磨。

1948年，许光十九岁。就在这一年，他的人生突然转了个大弯。父亲的老战友王树声，通过多方打听，终于在大别山里找到这个失散多年的孩子，把他带去与父亲团聚。这是他与父亲分别17年后的第一次重逢。

许世友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将领，看着这个高高壮壮的青年，既欣慰又愧疚。父子俩一开口，话题就从过去的苦日子讲到未来的打算。许世友问：“你以后打算干什么？”许光脱口而出：“参军，像您一样报效国家。”话说得干脆，没有犹豫。

就这样，这个没上过几天学的山里娃，被送进山东军区文化速成中学，又先后进入华东军政大学、第一海军学校和大连海军舰艇学院学习。他深知自己基础差，白天上课，晚上补课，别人休息，他还在啃书本。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海军第一批具有本科学历的军官，分配到北海舰队工作，一路干到了舰艇长，先后6次立功。

有意思的是，在部队里，他从不提自己是谁的儿子。战友只知道他姓许、能吃苦，有点“轴”，遇到难活总往前冲。有人后来回忆：“那时候谁都不知道他父亲是许世友，他自己更不提，连家书都躲着写。”

从山洞到甲板，看上去是命运的垂青，仔细一想，却是几十次熬夜、无数次训练换来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他后来面对人生最重要的选择之一时，心里有底，也有分量。

二、“替父尽孝”的抉择：从海军军官到山里参谋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许世友已经身居高位，但有一件事始终压在心头——没能在母亲身边尽孝。他常说：“活着尽忠，死了尽孝。”话说得重，心里自然更重。老母亲年纪大了，身体每况愈下，来部队探望几次，都不习惯大城市的生活，坚持要回老家。

老太太回了新县，年纪却一天比一天大，长途往返越来越吃力。经过反复思量，许世友把许光叫到身边，父子俩进行了一次说不算长，但影响极大的谈话。大意很简单：奶奶年迈，自己身在军中分身乏术，希望许光回家乡，代他在老人身边尽孝，“只要奶奶还在一天，就不能离开一天”。

这是摆在许光面前的一道难题。一边，是在海军已经干了13年，业务熟、前景好的军旅生涯；另一边，是回到大别山，在小县城当一名普通干部，守在老人的炕头边。一个是“前程似锦”，一个是“衣锦还乡”，却要在孝与忠之间做个权衡。

试想一下，那时的他不过三十来岁，正是干劲最足的时候。有人劝他：“部队里机会多，海军发展也快，再干几年，说不定就要提拔。”但许光心里清楚，自己这个儿子，如果不回去，父亲对母亲的愧疚，只会多一层。他没有纠缠太久，最终选择服从父亲的安排。

离开部队那天，许世友在青岛为他摆了一桌菜。临别时，他端起酒杯，眼圈有些红，对儿子说：“黑伢，你是我的好儿子，奶奶今后就交给你了。”父子俩对饮这一杯酒，一个继续奔走军旅前线，一个转身走向沉默的山乡。

从海滨城市青岛回到新县，许光身份发生了变化：从海军作战指挥员，变成县人武部参谋。工作环境、生活条件、发展空间，一下拉开了不小的差距。不过，这种落差并没有让他抱怨。白天在岗位上认真干活，晚上赶回乡下照顾奶奶。

当时县城和乡下的距离不算远，却足以让平凡的奔波变成辛苦的日常。为了缩短时间，他咬咬牙买了一辆自行车，雨雪天也赶路。奶奶想吃什么，他就想办法从县城买回去，自己动手做。只要有空，就回乡下同奶奶一起住，一边伺候老人起居，一边给奶奶念许世友的来信。

半年后，94岁的老人安详离世。丧事办完，许光带着孩子，到南京去看父亲。当时许世友已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见面后问得很直接：“你想不想回海军？”回去并不难，原部队也有这个意向。许光却沉默了许久，缓缓摇头——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明确地拒绝了父亲的安排。

他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既然回到家乡，既然已经脱下海军军装，就干脆扎根下来，为老区做点实事。后来，他的女儿许道江回忆，说父亲其实有三次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回海军、当军分区领导、被调到机关工作，他都谢绝了。在他的观念里，党员的价值不在头上戴几颗星，而在脚下站在哪里。

从1965年到1977年，十二年间，他在新县先后为奶奶、母亲、伯父和两位伯母养老送终，还照料膝下无子的伯父后事。这种日复一日的陪伴和承担，不带任何光环，却磨出了他做事的一贯态度：有交代，就要有交账。

至于“许世友的儿子”这个身份，他自己刻意淡化，从不拿出来给自己添光。当地群众记住的是一个不张扬、肯吃苦的干部，而不是某位大将的后人。

三、扎根大别山：修路、架线、防汛一线的“轴”干部

许光回到大别山后，自己有一句话时常挂在嘴边：“不能在军营里施展抱负，就要在家乡有所作为。”这话说得不响，却像一根线，串起了他后来的几十年。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新县接到任务，要筹建159微波站。这是当地通信建设中的一件大事，选址在山上，地形险，交通差，机械设备根本上不去。许光被安排负责筹建工作。山上没路，他就带头和工人一起，用肩挑、背扛，把一件件设备运上去。连续施工三百多天，他始终和普通职工一道劳动，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工棚。

那时条件艰苦，很多人都记得一个细节：他在山坡上挥镐挖地基时，汗水顺着脸往下淌，衣服湿透，却从不往后退。有人劝他稍微歇一会儿，他摆摆手说：“等站建起来，老区通信方便了，再歇也不迟。”这种干劲，在当年的干部中并不稀罕，但坚持几十年不变，就有点特别了。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新县决定铺设35千伏高压线路，把电从山外引进县城。对于当时的老区人来说，这条线路意味着灯光、意味着工厂、也意味着生活的改变。许光又一次站在前面，一头挑着任务，一头带着民兵。

那段时间，他和民兵同吃同住，白天扛着水泥电杆往山上抬，晚上蹲在路边商量第二天的施工安排。山路崎岖，电杆沉重，很多年轻人抬得肩膀青一块紫一块，他也不例外。线路终于从山外拉进县城，那一晚，许多老百姓站在街头，看着灯泡亮起，嘴里不停念叨：“亮了，亮了。”有人回忆说，当时见到许光，忍不住对他竖起大拇指，他只是笑笑：“是大家拼出来的。”

新县原常务副县长韩文定提到他，总要说一句：“许光为家乡建设四处奔走，多次上地区、省里争取项目，为县里的基础设施打下了底子。”这种奔波，并不仅仅是开会或写报告，有时还得往返在机关与乡镇之间，挨个村去看情况。

1987年7月，新县遭遇大雨，山洪暴发，防汛压力骤增。县防汛指挥部紧急通知，让许光连夜赶到郭家河。他当时已经身有疾病，但顾不上多想，冒雨上车往山里走。路被洪水冲坏，吉普车一个趔趄，栽进两米多深的坑里，车内几人都受了伤，他更是当场昏迷。

后来回忆这一幕，韩文定眼圈发红：“他昏迷了三天三夜，脸上缝了二十多针，门牙磕掉了。结果刚一醒过来，就嚷着要到水库去和民兵一起堵决口。”身上的伤还没好，他已经站在堤坝上指挥抢险，身边人看了都摇头：“这人真轴。”可也正是这种“轴”，让他在关键时刻从来不躲、不避。

值得一提的是，在二十多年担任县人武部副部长期间，他几乎走遍了新县的山村。下乡时他为自己定了“三不”规矩：不喝酒、不抽烟、不吃肉。表面看，是节约开支，实则是刻意与群众保持平等的距离——既不让人觉得他来占便宜，也不给别人造成负担。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烟瘾其实不小，但在公事场合，从不抽公家的烟。有一次，一位湖北来的村支书看见他抽着最便宜的“散花”烟，笑着打趣：“你一个县干部，抽的烟还不如我一个农民好。”他只是笑笑，把烟掐灭，没搭话。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抠”，他轻描淡写一句：“公家的东西，心里要有杆秤。”

电话普及以后，县里给他家装了固定电话。按当时的规定，单位可以报销话费。许光却一再叮嘱家人：只接电话，不打电话，私事一律不许用公家线路。家里人想多说两句，都要找投币电话。许道江回忆，父亲常说：“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能花。”听起来絮叨，却贯穿他的一生。

对自己省，对别人却不吝啬。1957年，他从部队回乡探亲时，得知田铺乡河铺村有个叫朱慈柱的妇女，一个人拉扯五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艰苦，便主动伸出援手，资助了她整整九年，直到这家生活有所好转。他曾对人说：“父亲让我回来，不只是给奶奶尽孝，也是让我们对老区人民尽孝。”话里有一种朴素的传承感。

1982年，他五十三岁，职位是新县人武部副部长，已经到达副团职军官的最高服役年限。河南省军区准备提拔他到信阳军分区担任领导，以延长服役。按常理说，这对个人和家庭都是好事。然而，他却主动提出愿意转业，把机会让给更需要的人。几个月后，他转业到新县人大工作，继续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上忙碌。

县里条件改善后，原本打算把一处宽敞的院落分给他住。没过两年，新县人大要盖家属楼，却迟迟征不到地。许光得知情况，二话不说，带着家人搬出去租房，把原来的院子交给单位使用。家人提起实际困难，他摆摆手：“房子小点也够住。”有人提醒他可以按政策抵价交换，他却把单位的难处一条条列出来，说组织更需要那块地方。

到了1992年，他办理退休手续时，有同事提醒，只要能证明自己在解放前参加工作，就有资格办理离休，待遇高出不少。他明明有许多战友可以盖章作证，却坚持按退休手续办，说：“国家有政策，就按政策办。比起那些牺牲的老红军后代，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

从修路架线到防汛抢险，从拒绝提拔到主动让房，从节省一支烟、一通电话，到毫不犹豫掏出自己的工资照顾困难群众，这些看似杂乱的小事，串起来其实就构成了他一生的轨迹：不求出名，但求心安。

四、家风与遗嘱：不为自己多要一分，却为老区留下20万

讲许光，不得不说他始终坚守的一条承诺——绝不利用父亲的影响为自己谋取任何私利。这句话，他在许世友生前说过，在许世友去世后仍然遵守得非常严格。

老将军的一位老部下，后来成为武汉军区的领导。出于对老首长的敬重，他曾打算把许光调到武汉，让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更好一点。消息传到新县，有人悄悄替许光高兴，觉得这是难得的机会。结果，许光断然谢绝，理由很简单：“当初答应过父亲，不能借他的名头为自己谋利。”

这套原则，他也同样用在儿女身上。大儿子许道昆高中毕业后想当兵，正赶上许世友的老部队在招新兵，只要打个招呼，路子非常好走。但许光硬是把儿子送去乡下当知青，让他和普通青年一样排队报名、等待审批。第二年，他才把儿子送到济南军区，当了一名普通侦察兵。

二儿子想参军，也没例外。退伍之后，两兄弟都回到家乡工作，没有任何特殊照顾，没有哪个岗位是靠“关系”换来的。有人好奇地问他：“你这么做，孩子会不会心里不平衡？”他只说一句：“我早就把高干子弟的帽子摘掉了，他们也不能戴。”

女儿许道江在北京工作，那个年代回一趟家并不容易。从北京到新县，要坐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有时连车票都买不到。许光在县人大担任副主任，有公车可以使用，但他多次强调，不能让单位的车接送女儿。父女见面时，他总是反复叮嘱：“生活低标准，工作高标准，给党争光，不要抹黑。”听得多了，孩子们也清楚，这是原则，不是客气话。

等到父母年纪大了，女儿觉得老人住在只有六十平米、墙皮泛黄的老屋里太辛苦，就向县里争取了一些补贴，又自己贴钱，准备给他们买一套带小院的大房子。许光知道后，当场发火：“买房子可以，但别打着我的旗号。我不住这样的房子。”

最后，老人还是守着那间旧屋过完了晚年。屋子不大，家具简单：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军旅皮箱，七十年代的木柜，八十年代的简易木床，一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机，一把生了锈的电风扇。外人走进来，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将门之后”的家。可在许光看来，这样才踏实。

转到生命的最后一年。2012年，许光被确诊为肺癌。起初，子女不敢把实情告诉他，只说病要好好治，需要住院。他一听就皱眉，不愿意去医院，觉得既费钱又麻烦。子女轮番做工作，总算把他劝到了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住院后，他提出五点要求：不享受特殊补助，不住条件好的病房，不使用进口药，不做过度治疗，不给子女添麻烦。医生和家属都有些为难，但也知道劝他改口几乎不可能。

后来，他还是从医生口中得知了病情的严重性。得知自己是肺癌后，他的反应让人既心酸又敬佩：“我要回新县，我家是普通家庭，没有那么多钱。”这话说得直白，背后却是一贯的态度——不想因为自己的病，让国家多承担一分负担。

2012年8月，王树声的女儿王宇宏专程去医院探望他。许光见到老战友的后代，心情格外好，两人聊起往事，话题却很快转到老区的发展、家乡的变化上。他关心的不是自己还能活多久，而是新县的路修得怎么样，老百姓的日子有没有宽裕一些。

就在这段时间，他做出了一个看似突然，又十分符合他性格的决定——把自己全部积蓄20万元，作为遗产留给家乡，用于老区的老人和儿童福利事业。这笔钱，并不是哪一笔大收入得来的，而是一点一滴攒出来的工资、稿费和补贴，是几十年省吃俭用抠下来的“余粮”。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已经病重，为什么不留一些钱给自己治病，或者改善一下家人的生活？从他一生的选择来看，这个答案并不难理解。在他心里，有个秤，总是把“个人”摆在后面，把“集体”和“老区”摆在前面。对于自己，他惯常的想法是：能省就省；对于老区，他常常觉得：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

2013年1月6日，许光在新县去世，享年84岁。因为他一直低调，生前多次拒绝媒体采访，他的很多事迹，还是在离世之后才被更多人知道。消息慢慢传开，老县城里年纪大的人，提起他时往往会加上一句：“是个实在人。”

许道江在回顾父亲一生时，说过一段很有分量的话：从1948年到1965年，父亲和爷爷相处了整整17年，耳濡目染之下，许世友那套严于律己、忠诚朴素的作风深深刻在他心里。后来，不论是在海军舰艇上守卫海疆，还是在大别山基层服务老区，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那种红色传统——不喧哗，不追逐虚名，却把一辈子都放在为国家、为人民的责任上。

许光临终前的那份遗嘱，没有华丽的词句，只是一笔清晰的数字和一个清楚的去向。二十万元，对照他简陋的家，对照那台九英寸黑白电视和生锈的电风扇，显得格外醒目。钱不算多，但足以说明，他从青年到暮年，始终没有偏离自己早年立下的那条规矩：不给自己“添光”，愿意替老区“添火”。

对新县的很多老人和孩子来说，捐款是一串抽象的数字；对熟悉他的人来说，这则是一个人一生行事风格的自然收束。早年的“黑伢”，在战火中倔强地活下来了；海军军官许光，在甲板上干出了成绩，又主动回到山乡；老年的他，坚持不占公家便宜，最后把积蓄全部留给老区。前后串起来，逻辑简单，却极为清晰。说到底，他只是把自己看得很轻，把该承担的责任看得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