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定均之子皮效农，被领导从班长调去当炊事员，皮定均怎么看

1952年初春，福州的雨下得细密，闽江边雾气蒙蒙。仓山一带的街巷里，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孩子背着书包跑向学校，有的还在路上争论各自父亲的“官有多大”。这一幕，在当时的军区大院并不少见，孩子们的世界里，军衔、职务被说得比算术题还熟。可有意思的是，同样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皮效农，却被父亲皮定均，硬生生往另一条路上拽了一把。

一位出身鄂豫皖根据地的大将，身经百战，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成了孩子口中的“和尚”。这事听上去有些戏谑，其背后折射出的，却是另一种家风、一种态度，也为后来“班长”变“炊事员”的那次调动，埋下了伏笔。

一、儿子眼里的“和尚爸爸”

1955年，新中国刚刚实行军衔制不久，军区子弟的生活也跟着起了变化。福州市仓山小学里，不少军人子弟开始打量彼此的家庭背景，谁家父亲胸前星多，谁家进出有警卫，成了孩子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课堂间隙，一些孩子脱口而出：“我爸爸是师长。”还有人得意洋洋：“我爸爸在中南海，比你们的爸爸更受毛主席重视。”话说得直白，听在耳里却不难理解，在那个年纪，所谓“面子”，往往就系在父辈官职上。

这些风声很快传到了皮定均耳中。他当时已是军中名将，却极少在家庭里提及自己的军功。一天晚上，他把几个儿子叫到一起，在家里专门开了个小小的“家庭会”。

“如果别人问你爸爸是啥官，你们怎么回答？”话音很平淡，却带着股不容含糊的严肃。

儿子们心里都知道，父亲十四岁就参加红军，从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一路打到川陕根据地；再从万里长征走到抗日、解放战争、中原突围、淮海战役，再到朝鲜战场。对外是战功赫赫，对内却几乎绝口不提。皮效农记得，父亲在子女面前常说的一句话只有：“我像你们这么大时，做了多少事啊。”说完就不再多讲。

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孩子，对父亲的军衔，反倒不甚了然。面对问题，皮效农脱口而出：“我就说你是个和尚。”在他的印象里，和尚既不掌兵权，也不管人事，电影里的和尚，多是被生活逼得没路走的人。他这样说，一半是调侃，一半是真不当回事。

屋里顿时安静下来。皮定均只是摇摇头，没急着反驳，继续等另一个答案。大儿子接过话，说干脆就说父亲个子太高，孩子们看不到肩上的杠和星。这个说法听上去机灵，却依旧没“对路”。

“你们就说不知道，不就行了吗？”皮定均最后这样收了口。

看似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却把分寸划得很清楚：既不鼓励拿“官大官小”去炫耀，也不愿培养孩子所谓的“圆滑聪明”，干脆一句“不知道”，挡住了所有比较与攀附。这种态度，让孩子们明白了一点——家中长辈的功名，不是拿来在同学间当筹码用的。

从那之后，在学校的走廊、操场，别的孩子你一句我一句比父亲的职务时，皮家的几个孩子嘴很紧，要么岔开话题，要么干脆就回一句“不知道”。不得不说，在那种氛围中，这样的回答显得有点“古怪”，但时间久了，反倒成了他们一以贯之的习惯。

这段小插曲，从侧面说明了一点：在皮定均眼里，军衔是组织的，是国家的，不是家里孩子炫耀的资本。这一点，对一个将门子弟的成长影响极深。后来的很多事情，看上去各不相干，其实都绕不开这个“起点”。

二、“老八子”进城，旧部情分不打折

说到他家的家风，有一件事很值得细细琢磨。那是1973年，兰州的春风刚刮起来的时候，皮定均已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就在这个阶段，他的老部下段修德，千里迢迢从河北赶到了兰州。

段修德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不熟悉，但在皮定均的部队里，他的外号“老八子”却远近闻名。因为右手先天只有两个手指，看上去像个“八”字，战友们便这么叫他。1938年起，他一直在部队里当军马饲养员，一干就是十年。

在那十年间，他养过一匹小青骡子。战场上，这匹骡子载着皮定均南征北战，翻山越岭。为了让这头牲口有劲儿，段修德常常自己少吃几口，把干粮省下来喂它。那时候，马棚里的灯光昏黄，人和牲口都在战火与疲惫之间挣扎，但人与兽之间那种默契，倒让人印象更深。

解放后，部队改编，老八子退伍回乡，小青骡子留在了部队。人和骡子一前一后告别，战场上的一段情谊就这样被时代冲淡。可在皮定均家中墙上，始终挂着1944年拍的一张照片：老八子牵着小青骡子，站在硝烟未散的空地上，神情憨厚。这张照片，随着几次搬家反复挪位置，却从未被撤下来。

到了1973年，当年牵骡子的饲养员，已是满脸皱纹的农村老汉。他拎着简单的行李，头上搭着发黄的白毛巾，身上的衣服显得肥大，又沾了些泥点。皮效农回忆，第一眼看到他，脑海里就蹦出一个字——“土”。一路奔波的疲惫，加上天气燥热，身上还带着一股汗味，很扎鼻子。

站在门口的旧部，心里其实有顾虑。他清楚，自己如今只是地方上一名普通农民，而昔日首长早已是军区司令。他犹豫着要不要进门，怕打搅了人家的清静。就在这时，皮定均下班回来了。

“老八子，好久不见了。”话一出口，陌生和隔阂瞬间没了踪影。

十年同生共死的情谊，并没有因为军衔的变化、地域的距离而褪色。老八子原本拘谨的神情顿时松弛了许多，脸上挂着有点笨拙却极真诚的笑，坐在屋里，反而像回到了自己的连队。

吃饭时，皮定均不停地询问他的情况，种地辛不辛苦，家里有没有困难，身体怎么样。筷子一次次把菜夹到老八子碗里，语气既亲切又自然，看不出一点客套。饭后，他当即决定让段修德住在自己家里，并专门叮嘱妻子张烽，好好收拾房间，让老战友住得踏实。

夜里，屋外的风有点凉，屋里却因为多了一位老兵，多了一层说不清的暖意。段修德看着还在办公室里忙文件的皮定均，小声对张烽说：“首长还是老样子，没有变。”这句话里，有感激，有安心，也有一种久别重逢后才敢确认的踏实感。

老八子在家里住了几天，小刘警卫员发现，这位来自农村的老人对城市生活有些局促，连马桶都不会用，闹出不少笑话。一些细节看在年轻人眼里，难免觉得好笑。皮效农也跟着聊了几句，拿这位老兵当个“谈资”。

不久，皮定均知道了。他把小刘和儿子叫过来，语气不重，却极为认真：“不能叫他老八子，要叫段叔叔。他刚从农村来，有很多事不懂，你们不能笑话他。”

这番话不长，却透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在他心里，战友不是供人“打趣”的对象，旧部的尊严不能让下一代轻易践踏。段修德这些年在乡下干的是粗活，生活条件与城市差得很远，但他当年在战场上牵骡子、喂战马时付出的那份辛苦，与任何一颗军功章，都不该被轻视。

在兰州住了一个多月，段修德到军区医院做了详细检查，身体情况大致摸清楚了。临走前，皮定均亲自给河北当地县政府写了一封证明信，说明老八子的革命经历与部队表现，嘱咐地方在工作安排上尽量照顾。同时让张烽为他买了一床新被子，让这位老兵在回乡后能睡得暖和些。

后来，段修德被安排到县园艺场工作，成了一名普通工人。这个结局不算“显赫”，却很实在。值得一提的是，从这一件事，也能看出皮定均处理“关系”“照顾”的尺度：不借职权为旧部谋所谓的“高位厚利”，却竭尽所能在制度框架内帮一把，既照顾到人的情分，也不越规越线。

从“不许叫老八子”，到那封亲笔证明信，再联系前文那句“你们就说不知道”，可以看出，皮定均最看重的，不是权势，也不是场面，而是人本身的价值与尊严。这种价值观，到了后来儿子被调去炊事班时，又发挥了作用。

三、从班长到炊事员，这一调怎么看

时间来到1972年春天，环境已从福州、兰州转到部队营区。那一年，皮效农已经在部队服役，当上了班长。对于年轻战士来说，能带一个班，多少算得上是一种肯定，也多少带着几分光荣感。

有一天，连队领导找他谈话，告诉他：工作需要，决定把他从班长岗位调到炊事班去，当炊事员。消息传出，他心里一下子就“拱”了起来。

在当时不少人的观念里，炊事员就是烧火做饭的“伙夫”。班长带兵，站在队列最前面；炊事员在灶台后面忙碌，身上油烟味重，离训练场有些远。年轻人心气高，这种从“前台”到“后厨”的变动，很容易被看作是“降职”，甚至是被“打发了”。

皮效农心中的不满，就这样慢慢积成了一股气。他挥笔给父亲写信，讲明自己的调动，语气里难免带着抱怨，说自己不愿意当“伙夫”。

信送出后，他心里多少有些期待：父亲是军区司令，或许会出面提点几句，甚至帮忙“说句公道话”。但接到回信后，他才发现，自己想得有点简单了。

皮定均在回信中先是了解情况，然后很明确地表态：炊事员，红军时代叫“大师傅”。愿意把战士的胃口照顾好的人，既要讲卫生，又得手脚麻利，还得细心，从挑粮、洗菜到掌握火候，都不能马虎。能干好这份工作的人，绝不比其他岗位差。

“不能把炊事员看成低人一等。”他在信中点明了这一点。把伟大的革命事业内部的不同分工，用“资产阶级的尺子”去衡量高低，这是错误的。

这句话，听上去有一点理论味道，却紧贴当时军队内部的实际情况。很多人潜意识里会主观划分：“作战岗位”更光彩，“后勤岗位”就差一截。皮定均并不是不知道部队里存在这种看法，他的态度恰恰是在纠正这种倾向。

接着，他举了自己的经历做例子。他说，在军队中，自己当过卫生员，干过通信员，也干过其他兵种的工作。无论位置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光彩”，反而常常感到高兴，因为每一个岗位都是支撑整个战斗集体的一环。

这番话并没有什么华丽辞藻，却一下子戳中问题要害。一个连队能不能打仗，靠的不是某一个“英雄个人”，而是一整套完整的体系。炊事员做不好，战士吃不饱、吃不舒坦，训练和作战状态都会受影响。说得直白一点，打仗的时候，肚子不服气，人就很难顶得住。

试想一下，一个在大别山、豫西、淮海战场一路打过来的司令员，如果真把炊事工作不当回事，早年在枪林弹雨中，部队后勤不可能支撑得那么稳。正因为经历过物资匮乏的岁月，他才更清楚，每一口热饭背后，是多少人在默默付出。

信写得不长，但意思已讲透。皮效农读完，心里那股“怨气”慢慢往下沉。他开始反思，是不是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用所谓“官大官小”的标准去审视岗位，和小时候那些比父亲官职高低的同学，其实也没什么本质区别。

在父亲这封信的影响下，他逐渐调整了心态，老老实实在炊事班干起活来。择菜时手更细，蒸饭时火候掌握得更准，给战士们打饭时，还会留心谁训练归来特别疲惫，多添上一勺。看似小事，却都是从“把活当回事”的态度里生长出来的。

后来，每逢遇到困难或者觉得委屈的时候，他常常把父亲的那封信拿出来再看一遍。纸张会泛黄，字迹也会变旧，但里面那句“不能把炊事员看成低人一等”，一直保持着清晰的力道。

把这件事和早年那次家庭会议联系在一起，会发现有一条非常清楚的线索：从不许孩子拿父亲军衔炫耀，到不允许对老部下有半点轻慢，再到要求儿子尊重炊事岗位，皮定均的逻辑一以贯之——人不该被“头衔”“职务”决定价值，工作不该因为“分工不同”而有贵贱之分。

对于一位身处高位的开国将领来说，这种看法不算新鲜，却难得的是，他把它真正落实到了日常生活里，对自己的孩子、对旧部、对普通炊事员，一视同仁，不留情面地纠偏。这种做法，既有老红军的朴素，也有指挥员的自觉。

从时间轴上看，1955年的那次家庭会议，1972年儿子被调去炊事班，1973年老八子进城，这三件事分散在不同阶段，却像三颗钉子，把同一块木板牢牢固定在一起：家风清简，做人有度，尊重每一个平凡岗位背后真实的付出。

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子女，遇到岗位调整时，更容易把注意力放到“怎么干好现在的活”上，而不是纠结“面子是不是好看”。这一点，对于后来许多军人子弟来说，也确实是一种颇有分量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