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毛主席得知台上演员是钱壮飞之女，主动和她握手设宴招待

1940年初春，黄土高原上风还很硬，延河水却已经开始解冻。延安城里，窑洞灯光并不明亮，但每到晚上，总有文艺演出把山谷照得格外热闹。就在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夜晚，一个名字，把台上台下悄悄连在了一起——钱壮飞。

有意思的是，那一刻，站在台上的年轻女演员黎莉莉，并不知道自己即将迎来怎样的注视。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前排静静看戏，直到有人在耳边轻声说了一句：“她，是钱壮飞的女儿。”气氛忽然就不一样了。

这位“红色特工”的名字，在延安，是带着分量的。很多战士只听说过他，却从没见过他的家人。台上，是名噪一时的电影明星；台下，人们想起的，却是几年前在乌江边倒下的那位隐蔽战线英雄。舞台与战场，就这样被一条看不见的线连在一起。

要想看懂这一晚的礼遇，还得从头说起，从那个在北平街头行医的年轻医生说起。

一、从窄巷医馆到特务机关深处

1919年，北平的胡同还带着清末的影子，窄而深。钱壮飞就在这样的窄巷里，挂起了自己的小小医馆。看上去是一位普通医生，日子却并不好过。

白天，他给街坊看病；有时还得赶去国立美术专科学校讲课；一到晚上，又挤进小报馆的编辑室。三份差事，加在一起也不过糊口。他却乐在其中，因为那几年，新思潮、新观念正一波接一波地冲进北平城，让人难以平静。

书上写的“救国之路”，在他眼里，已经不仅是抽象的道理。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病人越来越多，病根却远不止在药方里。钱壮飞慢慢意识到，光靠治病开药，救不了这个国家。

1925年，他走进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地下党员。身份变了，行医的招牌却没摘。白天，他仍然给穷苦百姓看病，药费能免就免；话题一扯，就会说到什么叫“新社会”，什么叫“工人农民也能当家作主”。这些话不能写在报纸上，只能悄悄地说，却比药更能让人精神一振。

话说回来，这样的“行医”，在当时的北平并不安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形势急转直下。1927年，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北方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北洋军阀的通缉名单上，出现了钱壮飞的名字。

为了保住这条宝贵的线索，党组织安排他转移。1928年，他辗转到了上海。这一脚踏进租界，等于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那会儿的上海对他来说几乎是陌生城市。没有固定落脚点，党组织的联系一时又中断，他只好边打听消息，边琢磨怎么活下去。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则小小的报纸启事改变了他的命运——“上海国际无线电报局招考学员”。

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参加考试。本以为只是谋一份工作，没想到成绩出来，他竟然考了第一。电报局长徐恩曾对这个沉稳又有本事的年轻人很是欣赏，很快就把他提拔为秘书。别人只当是“寒门子弟出头”，只有钱壮飞自己明白，这可能是接近敌人核心的机会。

一年多之后，机会果然来了。蒋介石开始着手建立一个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新机构要人，徐恩曾自然想到自己的得力助手。他把计划告诉钱壮飞，还让他帮忙出主意、物色人选。

表面看是一份值得炫耀的新差事，实际上，却是潜伏工作最危险、也最关键的岗位。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钱壮飞、李克农、胡北风三人，秘密打进了这个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此后几年，许多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重要情报，就从这里源源不断地送出。

这段经历，后来提起的人不多，但其分量，不得不说相当惊人。

二、乌江之畔的沉默身影

1931年前后，局势再一次变得紧张。南京城里，风声愈发紧。就在这个时期，关于共产党的大清查、大逮捕，几乎每天都有人在研究。钱壮飞清楚，自己所在的位置，能看见的绝不仅是普通公文。

那年，他从南京秘密转道上海，将自己掌握的重要情报亲自交给党中央。这些材料里，有的关系到党的领导人安危，有的关系到红军后续行动方向。为了防止暴露，他一路辗转、一路更换身份，直到最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才稍微松了口气。

到瑞金后，他不再是隐身在特务机关里的“秘书”，而是公开担任了重要职务。1931年之后，中央苏区的斗争日益激烈，政务、军务、情报，事务繁多。钱壮飞依旧不显山不露水，稳稳地做着自己擅长的工作。

1934年秋，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他随中央机关一起出发，踏上这条注定写进历史的路。一路跋涉，面对的已不再是电码、文件，而是雪山、草地和敌机轰炸。许多原本坐在案头的人，这时都成了行军路上的战士。

1935年3月，中央和中央军委任命他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这是对他多年工作的充分肯定。然而命运有时偏偏就爱开残酷的玩笑。

1935年3月29日，红军二渡乌江。敌机低空扫射，子弹如雨点般倾泻下来。在这样的火力下，根本分不清谁是将领、谁是参谋、谁是勤务兵，所有人都只能俯身急行。就在那一天，钱壮飞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乌江水照样向前流去，战斗也没有停下。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的名字，在许多战报中一带而过，但对熟悉内情的人来说，这位长期隐身幕后、在关键时刻多次挽救党中央和红军的重要同志，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战友。

战场远在西南，他的家人却在另一头，依旧在颠沛流离之中。特别是那个被寄养在别人家里的小女儿，还不知道父亲真正的身份，也不知道父亲已经再也回不来了。

三、颠沛童年里的银幕之路

钱壮飞和妻子张振华，有两子两女。工作一忙起来，家事顾不上是常态。为了安全，也为了不拖累孩子，他们不得不做出艰难选择——把女儿寄养在亲戚朋友家。

黎莉莉，从小的日子，说好听是“见多识广”，说直白点，就是一路颠沛。做过别人家的丫头，当过养女，也被送去学过京剧，甚至还进过孤儿院。稳定的家庭，对她来说几乎是奢望。

1927年，因父亲工作的需要，一家人从北平转移到上海。那时候，上海已经是一座繁华又复杂的城市，十里洋场，霓虹灯下藏着各种故事。钱壮飞顾不上多操心女儿，把她送进了黎锦晖主办的中华歌舞团。

这个决定，改变了黎莉莉的一生。

中华歌舞团汇聚了一批年轻演员，唱歌、跳舞、表演，都是从头练起。那会儿，她还只是个瘦瘦的小姑娘，动作却格外灵巧。团里不久便有了个说法——“歌舞三杰”，指的就是黎莉莉、王人美和胡笳。对老师黎锦晖来说，这个学生格外贴心，后来干脆收她做干女儿，给她改名“黎莉莉”。

当时的中国电影还处在起步到发展阶段，银幕上的女主角形象单一，不是深闺小姐，就是大家太太，要不就是飞檐走壁的女侠。黎莉莉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单一模式。

在镜头前，她总带着一股子朝气，眼神亮，步子快，角色大多是敢爱敢恨、追求光明的年轻女性。观众看着就觉得，这不像是“演”出来的，而是活生生跑进银幕里的真人。

从1935年到1937年，她在“联华”公司主演了《狼山喋血记》《人海遗珠》等一系列影片。那几年，上海电影院门口排队的观众里，提到“黎莉莉”三个字，多少会多说一两句。她已经成了三十年代最受欢迎的影星之一。

然而，时代的风云不会因为一个明星的走红而停下脚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陷入战火。“联华”公司被迫停业，影城灯光一盏盏熄灭。许多演员不得不离开这座曾让他们成名的城市。

战乱之中，有的人选择停工避祸，有的人开始思考自己能做什么。黎莉莉选择了继续表演，不过这一次，舞台从电影院搬到了街头。

她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与高占非合作拍摄抗战题材影片《热血忠魂》。戏里是奋起抗敌的青年，戏外，她与该厂技术科长罗静予走到一起，组成家庭。婚后不久，她便走上街头，参加各类为宣传抗日而排演的街头剧，用最直接的方式把信息传递给更多普通人。

不得不说，这个选择并不轻松。名气已经有了，战火却逼着每个人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对黎莉莉来说，电影不再只是娱乐，更成了一种承担。

四、延安夜色里的那顿“家宴”

1939年，战火越烧越猛。黎莉莉从重庆辗转来到香港，参加影片《孤岛天堂》的拍摄。故事背景，是上海沦为“孤岛”之后，一群爱国青年和汉奸特务之间的生死较量。题材不轻松，拍摄也并不容易。

那时的香港，能说流利国语的演员并不多，片中东北流亡舞女这个角色，导演心里只剩下一个人选——黎莉莉。偏偏就在这时候，她已经怀孕。按一般人的想法，完全可以推掉这个角色，安心养胎。

她却选择了坚持。为了不拖进度，孩子刚出生没几天，她就又回到片场。有人劝她多歇一歇，她只是笑笑，说：“这戏，总得有人演完。”

影片上映后，在香港、重庆、南洋等地都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观众看完后印象最深的，不是特技，不是场面，而是那些奋不顾身的青年脸庞。黎莉莉也因此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被视作“抗战明星”。

1940年，她又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出演电影《塞上风云》。这一次，剧组准备的背景并不局限在摄影棚，而是决定深入塞北，拍出真正的戈壁风沙，拍出奔流不息的边塞气象。

从重庆出发，剧组一行三十多人跋山涉水，北上千里。路上交通艰难，条件简陋，但大家都清楚，这部片子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份战时记录。

途中，他们经过了延安。

延安，是那几年所有有志青年心中的一个方向。很多人翻山越岭，就是为了到这里来找答案。黎莉莉和剧组暂住延安时，也没闲着，主动为当地抗日军民演出抗战话剧和歌舞节目。舞台很简单，有时就是一块空地，几块木板，台下却总是挤得满满当当。

一次露天演出，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现场观看。那天的风有点大，尘土在空地上打着旋儿，战士们却看得很投入。演出结束时，掌声一直没有停。

就在这时，有工作人员凑到主席耳边，轻声说道：“主席，她是钱壮飞的女儿。”

毛主席愣了一下，随即点点头。演出刚一落幕，他便和朱总司令一起走上舞台。台上灯光并不亮，但每个人都看清了那一幕——毛主席握着黎莉莉的手，郑重地说：“你父亲，是党的好同志。”

黎莉莉一时间有些发怔。钱壮飞这个名字，对她来说并不陌生，却远远没想到，在这里，在最高领导人心中，父亲的分量如此之重。她只记得自己轻轻回了一句：“主席，父亲的事，我知道得不多……”声音很低，却带着难以掩饰的激动。

那一晚，延安的窑洞里多了一桌“特别的饭”。条件所限，谈不上什么丰盛。毛主席特意吩咐伙房杀了一只母鸡，又做了几道荤菜，烧了一锅白米饭——在当时的延安，这已经是极高规格的招待。

桌上没有繁文缛节，没有对外宣传，只是一顿朴素的“家宴”。席间，有人回忆钱壮飞当年在特务机关里的工作，有人讲起乌江边那场惨烈的战斗。黎莉莉安静听着，很多细节，都是第一次听到。

有位老同志轻声感叹：“他要是能看到你今天这样，一定很欣慰。”一句平常的话，却像一阵风，把前线、后方、银幕、窑洞，都吹到了一起。

在延安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能有鸡肉、有白米饭，已经足以让普通战士羡慕半天。更难得的是，这顿饭背后传递的意味——对烈士家属的尊重，对隐蔽战线贡献的肯定，也是一种默默的接力。

很多年之后再提起这段经历，黎莉莉仍认为，这是她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夜晚。

五、荧幕与讲台上的延续

抗战胜利后，全国迎来了新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在即，电影事业也有了新的方向。战火散去，银幕上的主题逐渐从纯粹的抗战宣传，转向新社会、新人物的塑造。

解放后，黎莉莉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继续自己的演员生涯。她参演了《智取华山》等影片，把战斗年代的记忆带入新中国的银幕。相比于三十年代的青春形象，这时的她，身上多了一层沉稳的气质。

值得一提的是，她并没有把自己当成“过来讲资历”的老明星，而是很自觉地接受新的学习和锻炼。1955年，她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专修班学习。那时候，她已经是人们熟悉的演员，却仍愿意从课堂重新坐起，研究表演、镜头、戏剧理论。

1957年，黎莉莉从电影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开始在讲台上带新人。对很多后来成为专业演员的学生来说，教室里那位不苛刻却很认真、说话温和却要求严格的老师，就是他们最早接触到的“电影专业精神”。

课堂上，她偶尔会讲一点当年拍戏的故事，但更多时间还是放在怎么分析角色、怎么理解时代背景、怎么在镜头前保持真实感。学生们自然知道她曾是三十年代的名角，也有人好奇她的家庭身世，可她很少主动提及父亲的钱壮飞。

这种节制本身，就带着那个年代的印记。隐蔽战线的许多故事，长期以来都不大声宣扬。对烈士家属而言，“谨慎”几乎成为一种本能。

从行医到特工，从特工到乌江畔的无声牺牲；从寄人篱下的小姑娘，到银幕上的当红影星，再到延安窑洞里的“烈士之女”；从战时的街头剧，到新中国电影学院的讲台——钱壮飞和黎莉莉这一对父女，走出的是两条不同的人生道路，却在关键处紧紧相连。

父亲用一生守住秘密，用牺牲换来党和红军的转危为安；女儿则在另一条战线上，用光影和舞台，传递那个时代的信念与气象。延安那顿简朴的“家宴”，既是对过去的致敬，也是一个无声的交接——有的人倒在路上，有的人接着走下去。

历史没有多加渲染，记载也并不铺张。但在那一年的延安夜色里，毛主席、朱德总司令、钱壮飞的女儿，以及那些围坐在窑洞里的普通文艺工作者，一同写下了一段安静却不平凡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