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代远5个儿子，与前妻生的长子在老家替他尽孝，其余4个是军官

1949年的秋风刚刚吹到北方时，北京城里已经多了不少新面孔。熙熙攘攘的火车站，背着行李卷的人群里，常能看到从各个解放区、老家乡村赶来的亲属，打听着在新政府里工作、当兵的子女。有人找到了，有人扑了个空，还有不少人连个消息都打听不到。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从湖南麻阳出来的青年，揣着一纸介绍信，摸索着走进了铁道部的大门。他说要找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新中国成立不久便担任铁道部部长的滕代远。谁也想不到，这位身居要职的老革命，在子女问题上，其实过得并不轻松。他有5个儿子，出身经历各不相同，却都绕不开一个主题：不能打老子的招牌，自己的路，得自己走。

有意思的是，这5个人当中，命运走向相差很大。长子留在山乡，接过赡养祖母的责任，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其余4个，则陆续走进军营，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战线，为国家出力。若把时间线拉开，从上世纪20年代滕代远青少年时期算起，一直到20世纪末，这个家庭几乎完整地映照了中国几十年的风云变迁。

一、农家长子千里寻父，在老家替他尽孝

时间往前追溯到1920年前后。那时的滕代远才十几岁，湖南麻阳的乡村日子清苦，他被父母做主，和大自己四岁的农村妇女谭红玉成了亲。那几年，国家动荡，乡村照样要过日子，婚事依旧按照老规矩办。婚后不久，两人有了一个儿子，取名滕久翔。

日子刚刚有点盼头，局势却越发紧张。大约在孩子一周岁左右，为了投身革命，滕代远离开了麻阳。火车没有，公路少，走的多是山道。这一走，时间线拉长到让人心惊：足足二十七年，没有回过一次家，没有再见过前妻和年幼的儿子。照今天的话说，这几乎是把整个青年、中年前半段的人生，都押在了革命这条路上。

到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家百废待兴，社会情况说好也谈不上好，说坏也已经截然不同于战乱年代。滕代远已是中央领导干部，担任铁道部部长。就在这一年的秋天，铁道办公厅给他的警卫员杨万聚打来电话，说是湖南麻阳来了个年轻人，自称是滕部长的大儿子。

在那个刚刚解放、敌特活动仍然存在的年代，任何“认亲”的消息都不能不谨慎。滕代远心里一阵激动，又难免警觉，于是让秘书杨静波先去详问。问的内容细到什么程度？不仅有家里人口情况，连村口石阶有几级、屋门朝哪边，都一一核对。这个从山里来的青年，对答毫不迟疑，细节准确。

就在值班室门口，“偷听”的滕代远眼圈渐渐发红。他已经再婚多年，1938年在延安同林一结为夫妻，风风雨雨都走过来了。此刻夫妻二人一起走进值班室，面对这个已近三十岁的青年，开口一句：“久翔，我是你爸爸。”青年先愣了一下，才小声回了一句“爸爸”。这简短的两句话，等了二十多年，也压住了不少情绪。

寒暄之后，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向老家。滕久翔说，奶奶经常一个人站在村口望路，听到别人提起滕代远，就忍不住掉眼泪。这样的描述不夸张，那个年代，乡村老人对出门闯世界的儿子，总有说不清的惦念。滕代远听着，只能默默抹眼睛。革命的代价，有时候不是写在战史里的，而是静静地压在这些家庭琐事之中。

半个月的北京生活，对这位从麻阳农村来的农家青年来说，眼界一下打开了。看名胜古迹，进剧场听梅兰芳唱戏，到照相馆照相，这些在老家几乎想都不敢想。也因此，他自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能不能留在北京？如果能在父亲的帮助下找份工作，那就更好。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换成任何一个农村出来的年轻人，看到首都的繁华，都会动心。滕久翔把心思说出来，自己倒有一点底气不足，只是觉得当父亲的官这么大，帮个忙不算过分。滕代远却当面把理讲得很硬，他说，从亲情角度讲，帮一把是应当的，可问题是，他是共产党员，是部长，更不能利用手里的权力为家里人谋私利。

话说得不高，却挺重。他还提醒久翔，家里还有年迈的祖母，还有妻子和孩子。真正压在儿子肩上的，是承担起这份责任，而不是留在北京享清福。农民出身的长子，虽然不多言，但听得懂这番话。沉默了一阵，终究选择回乡。临行前，父亲叮嘱两句：“别打老子的牌子。家里有困难，先学着自己想办法。”

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这个儿子不管不顾。1955年，家乡成立农业合作社，滕久翔家里8口人，劳动力有限，生活吃紧，他写信向父亲说明情况。那几年，滕代远和林一都是四级干部，工资不算少，但要养家、要支应各种支出，日子同样紧。夫妻商量后，从1955年一直到1961年，每月硬是挤出30元寄回老家，帮长子撑过最难的阶段。

从那以后，滕久翔隔一段时间就会北上探望。每次来，总要带上一点家乡的特产。滕代远嘴上不多夸，看到老家的东西，却总是笑得比较放松。长子没成“北京人”，也没走上仕途，却在麻阳守住了一大家人的责任，把“尽孝”这件事，替着远在京城的父亲扛了下来。

二、改名、下乡、从军：二三子在磨炼中成长为大校

如果说长子代表了乡村与家庭，那后面几个儿子，更多与军队和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二儿子滕久光，出生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那些年。那时候，滕代远、林一长期战斗在山西一带，根据地条件极为有限。为了安全，也为了让孩子有口稳定的饭吃，他们把刚出生不久的久光寄养在当地老乡家。后来回忆起来，总说久光是“喝着根据地人民的小米长大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战争渐渐停息。1949年1月，滕代远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随后全家搬进北京的一座四合院。没过多久，他们把6岁的久光和4岁的三儿子久明接到了身边，安排进八一小学读书。这所学校以干部子女为主，每逢上学放学，总有汽车在门口接送。两个小男孩看着那些车子，再看看自己步行上下学，自然有点羡慕，也就和警卫员嘀咕几声，说想坐一次车。

在普通家庭里，这点小心思很正常，可在滕代远看来，这已经是个不小的信号。他立刻召集家人开了一个“家庭会”，当场决定：不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养出“干部子弟”的娇气，要送他们下去锻炼。安排很干脆，三儿子年龄小，转到北京一所普通学校；二儿子则直接离开父母，去了秘书卜占隐在河北唐县的山区老家生活。

名字也顺势改了。滕久光改名“刘小林”，滕久明改名“林小明”。在填写家庭出身时，只能写“职员”，不准写“革命干部”。这件事，既是教育，也是防护。那个年代，对干部子女身份的看法很复杂，既有羡慕，也有挑剔。把“标签”先去掉，再去农村、普通学校里受受苦，对孩子而言，是难得的一次磨砺。

卜占隐开始很犹豫，自家老家太穷，担心首长的儿子吃不消。滕代远反倒给他“打气”：别人家的孩子能吃的苦，我家的也一样得吃。二儿子就这样被送到山里，一边上学，一边下地干活。三年过去，他被接回北京时，人已经黑瘦变成了结实的样子，学习成绩也跟得上。农村生活的那段经历，显然没白费。

1962年，久光主动报名，穿上海军军装。几十年来，许多干部子弟走进军队，有人想“镀金”，有人真心想干事。从后来的表现看，他算是后者那一类。在部队里，他能吃苦，任务中表现突出，很快入党，逐步走上干部岗位。后来被授予大校军衔，属于副师职干部。谈起这段经历，他曾提到，唐县山区那几年让他习惯了艰苦，军营的强度反而没觉得多难熬。

父亲对他却始终嘴紧，只常常挂一句“夹着尾巴做人”。这听起来有些严厉，但放在那个环境下，不无道理。身为高级干部子女，在部队里一旦露出一点骄气，很容易招人反感。压住孩子的锋芒，也是替他们护路。

三儿子滕久明走的，是另一条路。年少时，他一直在普通学校读书，成绩稳定。1965年，全国恢复高考的时间还早，但部分军校已经在招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名头很响，他把志愿填在那里。临近考试，他在北戴河养病的父亲写信，说了真心话：如果考得不好，希望父亲能给当院长的刘居英少将写封信，帮忙“说说情”。

他也不是乱提这个要求。刘居英曾在滕代远手下工作，是旧属。按常理推断，只要部长开口，院长肯定会帮忙。但滕代远的回绝，同样干脆。他让秘书转告儿子，这个信不能写。读书上大学，得靠自己的本事，动用关系不合党风，更不符合对青年人的要求。上得了最好，上不了也有大把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做工、务农、当兵都没有高低贵贱。

久明听到回复，其实并不太意外。这个家里，对走“后门”从来不宽容。既然没指望得上，只能把全部精力用在考试上。凭着平时扎实的底子，他最终考上了哈军工。这是滕家第一个大学生。滕代远听到消息，拿起笔，抄下陈毅送儿子上大学时写过的一首诗，其中那句“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在那个年代传得很广。他在家里说，自己没上过大学，如今久明替他圆了这个梦。

上了大学之后，新的要求也接踵而来。滕代远叮嘱儿子，在校期间专心学习，不要一头扎进情感世界。他的看法挺简单：国家处在紧要关头，军工人才极为紧缺，这代青年人肩上的事太多。1969年，珍宝岛战斗打响，边境局势骤紧。那一年，沈阳军区从哈军工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充实情报部门，久明通过考试被选上，开始面对堆积如山的无线电报，日夜进行密码破译。

高强度的工作，让这位年轻军官疲惫不堪。他曾把这种心情写信倾诉给父母。年底收到父亲回信，开头便肯定这份工作的意义，“党和毛主席很重视，也很感兴趣”。在那个讲究政治任务和使命感的环境里，这样几句再普通不过的肯定，就足以支撑年轻人坚持下去。

1970年3月，他出差经过广东，专门抽空去看望在当地养病的父亲。聊天时，他有些自豪地说“已经当参谋了”。按一般人的想法，这十分光彩，可滕代远却摇头，说得很直：你从学校出来，连兵都没真正当过，参谋这个岗位，光靠学历不够，应该主动去连队当兵，摸清基层情况。久明一想，确有道理，回到部队便提出申请，很快获批。

坦白说，从机关回到连队，当一名普通军人，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降格”。可这段时间的锤炼，让他对部队的真实状况有了更深了解，也更清楚指挥与执行之间的距离。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他曾立下三等功，之后职务晋升，最终同样被授予大校军衔，为副师职。二三子走到这一步，并不完全是因家庭背景加持，更是靠一步步硬走出来的经历积累。

三、扎根边远与自我克制：四子战戈壁，五子从铁道兵干起

如果说二三子身上，是“从苦到成”的路数，那四儿子身上的关键词，则是“扎根”和“坚持”。受家庭氛围影响，他20岁那年主动参军，去了环境极为恶劣的“大荒漠”——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那里风沙大，温差极大。当初他满怀热血奔赴大西北，很快就被剧烈的现实撞了一下。

刚到酒泉，他写信回家诉苦，说当地生活艰苦，荒凉得让人心里发空。滕代远回信里没有半句“心疼”，反倒提醒他，要做好吃大苦、耐大劳的准备，多向贫下中农出身的战士学习，从他们身上补上短缺的一课。他还讲起自己早年经历，在艰难环境中如何咬牙坚持，如何在困境里寻找光亮。话不多，却句句把标尺架得很高。

那封信里，还有一句话意义很重：对得起那些牺牲的烈士，为国家尖端武器事业做出新一代人的贡献。酒泉发射中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那里工作的人，名字未必为大众熟知，责任却极为重大。为了鼓励儿子，他专门寄去两本书——《毛主席著作》和《雷锋日记》。四儿子在后来的回忆中提到，自己每当撑不住时就会翻一翻这些书，从中找到“吃苦在前、不讲享受”的力量。

1970年执行公务时，他遭遇意外，伤势极重，连大脑都受到严重损伤，陷入长时间昏迷。国防工办紧急通知家属前往医院。当时的政治环境复杂，滕代远自己也有病，没办法亲自前去，只能派秘书卜占隐代表家人。临行前，他特意交代，不准拿自己的牌子压人，一切必须服从组织安排。对待儿子的救治，他提出两点：有希望，就尽最大努力救，因为年轻人今后还能为国家出力；如果实在无望，就按部队规矩办。

医生们尽力抢救，战士也年轻，生命力旺盛，昏迷二十多天后终于苏醒。滕代远得知儿子活了，又一封封写信鼓励他和病魔较劲，争取早日恢复。四儿子凭着顽强意志和长期康复训练，身体逐渐好转，稍一恢复便急着回到部队。一待又是十五年。1978年，他因为表现突出，被国防科工委评为“学雷锋先进干部标兵”。这种荣誉，在当时军队体系里分量不低。

后来，他申请去广西边防一线工作。对他而言，“最艰苦的地方”几乎成了一种主动选择。1985年，他调往海军榆林基地；1988年，他连续四次递交申请，希望前往西沙执行任务。组织出于工作安排，没让他去西沙，而是送他去大学进修。等到学业完成，他再次提出请求，终于在1995年如愿调入海军西沙水警区。从酒泉到南海，从大西北到海疆，他的人生轨迹紧紧扣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这八个字上。后来，他获得上校军衔，为正团职干部，转业后在广东粤海石油公司担任副经理。

相比之下，五儿子的经历，则更多带着时代烙印。1968年8月，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背景下，16岁的滕久昕响应号召，奔赴内蒙古草原插队。那天送行，做父母的自然不舍。林一落泪，滕代远却只能劝：“我们当年参加革命，年纪也不大。孩子离开得早一点，只要走得正，也不是什么坏事。”

列车一路向北，久昕坐在硬座上，默默回想分别时的情景，只觉得鼻子发酸。临行前，父亲再三叮嘱：到了边疆，要团结群众，多向少数民族同志学习，注意同工农出身的战友打成一片。内蒙古草原的天气，说变就变。他刚到的那几天，前一刻还是蓝天白云，下一刻便乌云压顶，狂风暴雨，一趟路走下来成了落汤鸡，回宿舍冻得直打哆嗦，这不过是“考验”的起点。

第二年，他和几个熟悉的知青一起承包了一千多只羊，接过真正的放牧任务。那段日子，与城市完全隔绝，日常生活靠的是与草原、牲畜打交道。他不断收到父母寄来的信，内容多半是鼓励，要他保持朴素作风，好好干活。1970年，他应征入伍，成为一名普通铁道兵战士，参与三线建设——打隧道、架桥梁，往往昼夜兼程，汗水流在山间，被尘土掩住，很少有人知道名字。

正常情况下，这样的路径很踏实，可年轻人总有一时冲动。1971年，他因公来到北京，顺便回家探亲。父母不在，他便叫上几位在京老同学吃饭，疏解了一下思乡情绪。问题在于，那顿饭花了六十元。这在当时，不只是一个数字，而相当于一个连级军官一个月的工资。对于一个普通战士来说，这笔支出已经算“铺张”。

这件事后来被滕代远知道，他第一反应不是埋怨别人，而是怀疑儿子是否动用了公款。为了堵住一切可能的漏洞，他先给儿子寄去六十元，等于主动把这个窟窿补上，然后又写信给部队，承认是自己教育不到位。接着，他再给其他几个子女写信，以此事为例，要求他们必须警惕这种花销上的“滑坡”。

在父亲和几位哥哥一连串的信件压力下，五儿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写下检讨，寄给父亲过目。1972年7月，滕代远和林一联名给他回信，强调这件事不在于金额大小，而在于态度。如果真正把这次教训记在心里，落实到以后每一件事上，他们依然乐见其成。

1973年6月，部队整编，他被调到铁道兵第15师75团修理连工作。这个“最让父亲操心”的小儿子，在之后几年里绕不过两个关键词：艰苦和朴素。滕代远几次三番写信，点名希望他在克己奉公方面成为“标兵”。这些要求看似苛刻，换个角度看，却是老一辈革命者对子女的一种期望，即便是家里最小的，也不能例外。

1974年11月4日，是滕代远写给五儿子的最后一封信。他在信里提醒久昕，入党快一年，千万不能骄傲，要静下心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那时他的病情已经很重，中央一些老领导劝他，把一个孩子调回身边照顾。他坚持不肯，同一句话挂在嘴边：“他们都忙工作，不要回来。”

11月30日，生命进入最后阶段。他在病床上提笔，费力地在纸上写下两个字：“服务”。简单到极致，却压着他一生的信念。五儿子俯身凑近，轻声说：“您是要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会这样做的。”老人听完，脸上露出很轻的笑容。翌日，他离开了人世，留给子女的，只有这两个字。

四、同根不同路：父辈信念在五个儿子身上的延续

把时间线再拉长一些，滕代远一生的家庭际遇，颇有几分时代缩影的意味。他18岁时在麻阳成婚，属于传统农村青年按父母之命走一步；后来投身革命，与第一段婚姻渐行渐远，又在延安与志同道合的战友结为伴侣，组成新的家庭。长子留在故乡，四个次子从山西、北京，到河北农村，再到各个军营、边疆哨所，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线。

从个人角度看，这五个儿子命运有起有伏。有人一辈子没有离开乡村，把孝道和家庭责任扛在肩上；有人在海军、边防、情报等关键岗位工作，拿到大校、上校军衔。表面看，他们的共同点，是“父亲是部长”“兄弟多是军官”。细细琢磨，却会发现真正贯穿其中的，是那条不算好走的线：不许靠父辈关系，不要把干部家庭当成台阶，一切事靠自己。

二三子的“改名”“下放”，四子的“扎根戈壁”，五子的“铁道兵起步”，包括长子在老家的朴素生活，背后都有这样的影子。某种程度上，滕代远把对自己的要求，复制到了儿子们身上。对权力要敬畏，对享受要克制，对责任要上前一步，哪怕有时候看起来有点“苛刻”，也不轻易松手。

在政治斗争复杂的年代，这种教育方式还有一层现实考量。干部子女一旦被标记为“特殊”，容易被放大审视。主动让孩子下去，主动掐断关系网，既是自律，也是自保。当然，从结果来看，这种方式确实塑造出了一代人的性格：耐得住苦，扛得住活，不轻易把“家庭背景”挂在嘴上。

长子久翔偏居麻阳，几十年如一日操持农事，守着老屋和长辈，偶尔来北京探望父亲，总要带些土特产，既是心意，也是对出身的一种认同。二儿子久光从寄养儿变成海军干部，三儿子久明从普通学校走进哈军工，再到情报岗位和前线参战；四儿子久耕在酒泉、广西、南海之间辗转，把青春压在荒漠和海风里；五儿子久昕从草原知青、铁道兵战士做起，在一次不大不小的“六十元风波”之后学会收敛自己。这些轨迹分散开去，却都能找到与父辈信念相互呼应的地方。

试想一下，若没有那句“别打老子的牌子”，这个家庭的故事可能会完全不同。孩子们或许更容易留在大城市，更早走上机关岗位。可历史并没有往那个方向发展。滕代远晚年病重，拒绝把儿子调回身边照顾，也不肯给任何一个孩子开“特殊通道”。他在最后关头留下的“服务”两字，既是给自己的总结，也是对子女的叮嘱。

从1920年代麻阳乡村的小小婚礼，到1974年北京病榻前的颤抖字迹，一家人的故事跨越了战争与和平、贫困与建设、乡村与军营。五个儿子人生道路不同，却都绕不开那根无形的绳索：在各自的位置上，尽应尽之责，不滥用手里的资源，不躲避肩上的担子。这种家庭氛围，或许并不热烈，却扎实而严肃，也正是在这种不声不响的延续中，一个老革命的价值观被一代一代传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