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战争中的媒体操控：格伦·迪森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发言

格伦·迪森：本来我应该亲自到场，但我的航班被取消了，也没有替代航班能让我及时赶到。尽管如此，这就是我的演讲。

格伦·迪森教授是一位政治分析家，也是欧洲安全与俄罗斯外交政策方面的专家，在地缘政治领域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

今天，他将讨论乌克兰冲突如何在前线及舆论战层面展开，探讨媒体叙事如何塑造公众认知，并影响局势升级的风险。

以下是格伦·迪森在联合国大会的视频发言文字版：

谢谢大家。我真希望自己能亲自到场，但仍然感谢你们的邀请。今天能在这里发言是我的荣幸。我想谈谈乌克兰冲突是如何展开的？正如你所说，这场冲突既发生在战场上，也发生在信息领域中。同时，我还想说明我们为什么应该关注媒体操纵叙事、妖魔化对手的问题。

关于政治宣传最有洞见的著作之一来自沃尔特·李普曼。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美国政府工作后写下了这些研究。李普曼认识到，自由民主国家往往会把冲突描绘成善与恶的斗争，以此动员公众支持战争。

根据李普曼的观点，最大的风险在于，一旦公众相信对手是纯粹的邪恶，那么公众和政治家都会拒绝任何可行的和平方案。在善与恶的斗争中，妥协就变成了姑息，反而要求发动战争，因为善必须战胜恶。

联合国安理会现场

国际安全的核心在于承认安全竞争：一个国家为增强自身安全所做的努力，因此会增强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因此，迈向共同和平的第一步，是设身处地地对待对手，认识到彼此的安全关切。

然而，在善恶对立的框架下，哪怕试图理解对手，也会被视为叛徒。我们应该警惕，我们的政治领袖以及媒体已经不再讨论对手的安全关切。那些试图从对方角度看世界的人，往往被简单粗暴地归为普京主义者、亲华分子或伊朗辩护者。如果前几代人也表现出这种程度的幼稚，我们很可能无法在冷战中幸存下来。

很明显，媒体并不总是报道客观现实。当媒体坚信自己在进行正义的斗争时，往往构建出属于自己的现实版本，而记者则成为信息战士。举例来说，承认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损失会威胁到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同样，承认制裁无效，也会威胁到公众对制裁的支持。

媒体往往忽视这些现实，而是忠于既定叙事，以确保公众继续支持冲突。但正如李普曼所指出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切断了通往可行和平的所有途径。

因此，我们看到俄罗斯在媒体中必须扮演这种双重角色。正如我们都看到的那样，一方面，它被描绘成既无可救药的落后，又软弱无力；另一方面，它又被塑造成对西方极具威胁的强大力量。我们被告知，俄罗斯在乌克兰不成功，但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又能征服整个欧洲。这种叙事的目的是让西方公众相信对手极其危险，同时又让他们放心，只要继续打下去，俄罗斯就能轻易被击败。

在这场冲突中，媒体的核心叙事是所谓的“无端入侵”，由俄罗斯发动。这个叙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暗示俄罗斯是一个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力量，而不是一个对安全威胁做出反应的国家。媒体中几乎没有关于“无端入侵”这一叙事的辩论，任何对其提出质疑的声音，通常都会被抹黑或审查，理由是这些质疑“说辞”为入侵行为提供了合法性。

我认为这种叙事是危险的，因为它暗示任何妥协都是对侵略者的姑息，从而会激励进一步的侵略。因此，我们被告知，和平需要通过提供武器来提高代价。就像冷战后的其他冲突一样，媒体将对手描绘成又一次希特勒的转世，提醒公众战争及和平、外交及绥靖。或者正如前北约秘书长所言，武器是通往和平的道路。

这样的叙事极其危险。因为如果这场冲突是被挑起的，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玩火，并直接卷入一场与世界上最大核大国的战争，而该国认为自己正处于一场关乎生存的冲突之中。

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已经看到，许多西方主要政治家、情报首脑、大使和其他外交官都明确警告过北约扩张所带来的这些后果。北约的扩张意味着取消泛欧洲安全协议，重新划分欧洲大陆，重启冷战逻辑，并在共同的邻近地区划下新的界线。

早在1998年，乔治·凯南就曾预言，北约扩张将在俄罗斯引发一场新的冷战。他预言道，俄罗斯当然会做出强烈反应。然后那些主张北约扩张的人会说，我们早就告诉过你，这就是俄罗斯人的样子。但这完全是本末倒置。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媒体无法认清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北约的扩张激化了这场冲突。因为承认这一点将意味着有可能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获得某种正当性。然而，北约国家越过了最后的红线，把乌克兰拉入北约的轨道，并将其发展成对抗俄罗斯的前线国家。

请记住，安吉拉·默克尔曾承认，2008年给乌克兰提供北约成员行动计划，在莫斯科看来，将被视为宣战。前英国驻俄罗斯大使罗德里克·莱恩曾这样评价将乌克兰拉入北约的做法：“在当时各个层面上，这都是愚蠢的。并且，如果你想和俄罗斯开战，那这是最好的方式。”

至于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是否会被激怒，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试图将乌克兰拉入北约很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军事干预。而伯恩斯也提到，俄罗斯并不希望这样做。现在，这似乎正是“被激怒”一词的完美定义，但我们却不能使用这个词。

而在2014年2月，北约国家仍然支持了一场政变，试图将乌克兰纳入北约的势力范围。我们的媒体将这场政变包装成一场民主革命，尽管亚努科维奇是在一次自由公正的选举中当选的。他的下台，甚至包括迈丹广场的骚乱，都没有得到大多数乌克兰人的支持，并且违反了乌克兰的宪法。

有那么一短暂时间，西方媒体报道说，基辅的新当局正在攻击顿巴斯，杀害那些拒绝承认政变合法性的平民。CNN甚至质疑，顿巴斯人民是否还会再次允许基辅统治他们。

然而，不久之后，媒体的统一口径被强制推行，顿巴斯的抵抗被描绘成仅仅是俄罗斯为反对乌克兰民主化而发动的行动。后来我们得知，在政变后的第一天，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就与基辅的新情报主管建立了合作关系，从零开始重建乌克兰的情报体系，把它作为对抗俄罗斯的代理工具。乌克兰总检察长甚至声称，政变后，美国实际上把乌克兰当做自己的代理公民。

我们了解到，议会议员被逮捕，有些人被剥夺了公民身份，媒体被清洗，俄语被清洗，东正教会也被清洗。而顿巴斯的平民年复一年地被杀害。民族主义者和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破坏了明斯克二号和平协议，并为泽连斯基设定了明确的红线，使他无法落实自己在2019年赢得的和平授权。

我们还看到，法国前总统的一位高级顾问表示，2021年11月签署的美乌战略伙伴关系宪章，让俄罗斯相信他必须发动攻击，否则就会被攻击。我认为可以肯定的说，如果俄罗斯或中国在墨西哥做了这些事情，我们肯定会将其定义为挑衅行为。

然而，我们的媒体却无法这样做。为了推销俄罗斯发动征服战争的叙事，媒体从第一天起就宣扬“全面入侵”的说法，暗示俄罗斯动用了全部军事力量来征服乌克兰，而不是试图迫使乌克兰恢复中立。正因如此，我们看到媒体无法向公众说明俄罗斯军队的较低兵力，和最初行动与征服完全不符。相反，这些迹象表明，俄罗斯的意图是让乌克兰远离北约。

媒体也无法告诉公众，在入侵的第一天，泽连斯基证实，他们已接到莫斯科的联系，讨论以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为基础的和平谈判。而泽连斯基对此表示同意。

媒体无法向公众告知，泽连斯基本人在三月曾表示，西方有些人并不介意战争拖长，因为这意味着可以削弱俄罗斯的力量，即使这会导致乌克兰的毁灭，并以乌克兰人的生命为代价。

媒体同样无法向公众说明伊斯坦布尔和平谈判被破坏的情况。谈判结束后，土耳其外长表示：“我干预了……在北约成员国人，有些人希望继续战斗，让俄罗斯变得更弱……他们不太关心乌克兰的情况。”

因此，媒体本可以讨论一种能够缓解安全竞争、避免乌克兰成为重新分裂的欧洲战场的欧洲安全架构，但他们却选择将俄罗斯妖魔化为纯粹的邪恶，宣扬连外交都应被拒绝的论调。

即使成千上万的士兵在战壕中丧生，媒体仍然推动了“乌克兰正在取胜”的叙事，宣称俄罗斯试图恢复苏联，淡化乌克兰军队的损失，忽视去俄化政策，以及对乌克兰男性的残酷征兵。所有这一切都打着“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的旗号，而不顾乌克兰人民真正的意愿。

即使乌克兰如今面临灾难，而我们可能最终与俄罗斯直接开战，人们仍然不愿承认俄罗斯有任何合法的安全关切。相反，一切都仿佛发生在真空中，媒体依然坚持“邪恶的俄罗斯敌人”这一叙事逻辑上的结果，因此是进一步升级，而不是探索通往可行和平的道路。

所以，如果你想理解为什么如今连讨论和平都变得不可能，为什么外交被视为软弱，我建议你看看那些极具危险性的媒体报道，并回想沃尔特·李普曼关于将冲突简化为善恶对立的警告。

谢谢大家的关注。

视频截图

主持人：感谢你，格伦。谢谢你的发言，不仅感谢你参与这场讨论，也感谢你在科学研究和公共事务方面的工作。我还建议同事们看看你的书籍、文章以及你主持的播客。

格伦·迪森：让我补充几句在演讲中没来得及说的话。解决冲突和战争可能极其困难，因为人性与冲突解决的条件往往相互冲突。

人类是群体性动物，我们主要通过群体来获得意义和安全感。我们也天生倾向于把自己划分为“我们的内群体”和“他们”或“他者的外群体”。当人们感受到外部威胁时，寻求群体内部的团结以获得安全与生存是自然的反应。因此，我们往往通过将自身的美德与对手被认为的邪恶本性进行对比，来在内群体与外群体之间画出清晰的界线。

在冲突中，当白的更白、黑的更黑时，灰色地带就消失了。这正是阻止个人过度偏离群体的原因。基本上，人们会顺从自己所属的群体，甚至不会讨论外群体的关切或利益，因为那可能被视为对对手表示同情。

人类天性中的这种本能，可以被政治宣传进一步利用。而政治宣传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围绕着塑造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刻板印象进行的。冲突的所有复杂性都被简化为好人和坏人之间的斗争，这是人性所在。

问题在于，这种框架阻碍了冲突的解决。正如我在演讲中所说，国际安全的出发点是减少安全竞争。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对手的安全关切，尤其是在与一个自认为面临生存威胁、为生存而战的核大国交战时。

一个关键的案例研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美国政府为了动员不情愿的公众参战，将德国描绘成彻头彻尾的邪恶。这场战争被宣传为一场对抗终极邪恶、被去人性化的德国敌人的战争，它被称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一场让世界对民主国家更安全的战争。

从这种叙事来看，只有彻底的胜利才能带来和平。正因如此，像沃尔特·李普曼这样的人，从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宣传，转而成为批评者。因为这种做法导致人们忽视了通过外交手段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即李普曼所说的“可行的和平”。

即使在德国被击败之后，我们也看到这种做法依然阻碍了持久和平的实现。因为当你在与纯粹的邪恶作战时，你无法像拿破仑战争后让法国重返谈判桌那样恢复权力平衡。

相反，我们看到德国必须被彻底击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经历了失败、屈辱，而且这种失败的目的在于让德国长期保持虚弱。后来我们了解到，这种做法为另一场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

因此，虽然把对手描绘成纯粹的邪恶，似乎是一种表达对本阵营忠诚的爱国行为，但实际上这违背了我们的自身利益，因为它削弱了建立持久和平的能力。

现在让我引用雷蒙·阿隆的一些观点。他在1962年曾有一句“名言”：要把国家划分为善与恶。他写道，理想主义的外交往往会滑向它的反面。它把国家划分为善与恶，并通过设想通过战胜邪恶者来取得胜利，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理想主义者自以为已经描绘了纯粹的邪恶，却往往夸大了它的罪行。

而这正是我在冷战结束后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当西方确立自己为一个集体霸权，并坚称自己是善的力量时，此后所有冲突都被框定为自由民主国家对抗威权国家，实质上就是好人对坏人的叙事。

确实，在我向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讲后，欧洲代表团如预料般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总的来说，他们认为我是在为俄罗斯辩解：“西方不是问题所在，发动战争的决定是俄罗斯做出的。”换句话说，整个评估的核心是：“你在说什么？你在推动哪些叙事？” 他们评估的唯一方式就是问你是在使我们合法化，还是使他们合法化。

但我的观点是，这并不是在选边站队的问题，而是连讨论对手的安全关切都变得不可能。把这些关切纳入考量，对于预测他们的反应，并据此调整我们的外交政策以最大化自身的安全是必要的。要让人相信我们所推行的政策确实增强了我们的安全，或对乌克兰有任何好处，一直都非常困难。

还有一种假设认为，西方不会搞宣传，因为西方由自由民主国家组成，而宣传是威权国家才会做的事。

现在，这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宣传的精彩示范。因为宣传过去被视为治国术中正常的一部分，人们甚至会自称为宣传家。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人使用这个词之后，它才变成了一个贬义词。

被认为是早期政治宣传理论主要作者的爱德华·伯内斯，实际上帮助把“宣传”重新包装成了“公共关系”。因为我们对手所做的事情被称为宣传，而我们自己所做的则被称为公共关系。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宣传的作用——通过改变语言来让公众信服，而不是依靠理性的论证。

所以我们为自己的行为创造一套语言，而为对手的行为创造另一套语言。这样做，在再次有助于提升内部群体的合法性，并削弱外部群体的合法性，这对内部团结有利。但如果我们连自己的政策都无法与对手进行比较，那对解决冲突就非常不利。

还可以说，一个世纪前最早研究政治宣传的学者几乎达成了共识：自由民主国家实际上更依赖宣传，因为当主权转移到人民手中时，就更有必要去管理大众。从爱德华·伯内斯到沃尔特·李普曼，这一观点当时并不具争议。

确实，扩大选举权与简化政治话语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也就是说，要把复杂的政治现实呈现为一场善与恶的简单斗争。随着群众管理变得愈发困难，这种关联愈加明显。

许多学者也认识到，美国和英国的宣传更为高效。因为宣传的关键要素之一是信息来源的可信度。苏联仅依赖国家机构，所有人都能看出是谁在传递信息。

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则能够通过非政府机构和私人产业来粉饰或传递他们的宣传。事实上，今天的宣传依然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我们利用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来让事情听起来更有可信度。

最后我想说，作为一名学者，这种情况让我极度沮丧。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警告不要爆发我们如今在乌克兰看到的这场战争。我警告说，这场战争会毁掉乌克兰，并可能引发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战争，而这有可能升级为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有人都会成为输家。

然而，在过去二十年里，每当我提出这些警告时，几乎都碰壁。人们只把这解读为站在俄罗斯一边。因为只要承认俄罗斯的安全关切以及他们可能的反应，就会被简单粗暴地归为同情外群体，甚至被看作是对内群体的背叛。

所以我确实看到了这样的情况：关于北约扩张会削弱泛欧洲安全架构的警告，被视为亲俄言论；警告说推动颜色革命只会导致与俄罗斯的冲突和战争，也会被指责为亲俄；2008年，当北约承诺要扩展到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时，尽管只有少数乌克兰人希望加入北约，而且明知这很可能引发战争，甚至可能导致欧洲分裂，这种警告再次被视为亲俄。

到了2014年，当北约国家支持政变将乌克兰改造成对抗俄罗斯的前线时，灾难已经显而易见，但这也被视为亲俄。在七年破坏明斯克协议的过程中，这种行为同样被贴上了亲俄的标签。因为如果你支持自己的国家，那你就必须始终指责俄罗斯，即使后果是战争。

2019年，我们批评北约国家破坏泽连斯基的和平授权，那也被称为亲俄。到了2021年，当战争即将到来的警告越来越明显时，情况依旧如此。我甚至在2021年11月写了一篇题为《大战即将无法避免》的文章，这也被简单地指责为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辩护。

所以再次强调，不能承认对手的存在，因为那就会被视为支持。

2022年，许多西方国家因破坏伊斯坦布尔谈判而受到批评，这也被视为亲俄、反乌克兰的行为。尽管结果可预见的导致了乌克兰的毁灭，这是泽连斯基本人早已警告过的。

在过去四年里，我看到一连串谎言被制造出来，为一场漫长的战争铺路，数十万乌克兰人被牺牲在一场根本无法取胜的战争中。而这一切都打着“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的旗号。我听到领导人宣称“武器是通往和平的道路”，同时却将外交定为犯罪。

无论如何，这一切都打着亲美的旗号进行。而如果你持不同意见，那你就是亲俄的。

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可以预见的是，乌克兰正在被摧毁，造成了可怕的人道主义后果。从更广泛的战略框架来看，我们看到与俄罗斯的关系在未来几十年都被破坏了。恰恰在世界正向多极化转变的关键时刻，让俄罗斯站在我们这一边，本来无疑符合我们的利益。

如今，我们看到欧洲正处于系统性衰退之中：经济问题若不结束欧洲的分裂就无法解决，还有安全问题，当然还有政治碎片化的趋势，这些我们将在未来几个月中看到。现在，我们也看到国际体系正在瓦解，联合国本身正在崩溃，联合国的未来也变得不再明朗。

一次又一次，曾经有许多通往可行和平的道路，但每次都被拒绝，因为普京被描绘成希特勒，而俄罗斯被视为一个连和平都无法达成的邪恶国家。一切都回到了同一个根本问题：无法讨论对方的安全关切。正如我在演讲中提到的，这同样适用于中国、伊朗，或任何我们如今视为“坏人”的国家。

感谢各位的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