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管管郑爱利？——记律师行业的人民表演艺术家

记律师行业的人民表演艺术家

谁能管管郑爱利？

“舌尖”上的法律

清晨七点，当第一缕光掠过建国门外大街的林立高楼，郑爱利律师的办公楼已亮起了灯。与律师们惯常的伏案阅卷不同，这里的第一个动作，往往是调整镜头的高度与滤镜的浓度。在流量为王的时代，如何拍好一部“法律爽剧”，向观众喂下这碗“心灵鸡汤”，则成了郑爱利律师心头挥之不去的牵挂。

“观众想看到什么，我们就呈现什么。”这是镜头背后的内心独白。手机支架的角度反复调试，如同调试天平的砝码，直到找到那个最能引发共鸣的角度——“正义”的姿态。

“情绪”是一种价值

于是，严肃的庭审策略变成了短视频里的悬念预告，复杂的法律程序被简化为“三招教你维权”。那些焦虑与期盼，那些对公平最朴素的渴望，成了最好的土壤。而那些精心剪辑的短视频，便是发酵欲望的酵母，让虚妄的希望在焦虑的土壤里疯狂滋长，散发出诱人却有毒的芬芳，蒙蔽着每一颗困顿无助的心灵。

人民的表演艺术家

60多岁高龄，41年执业生涯，头顶的光环足以铺就半个屏幕：北京十佳女律师、北京市丰台区律师协会副会长、北京市丰台区政协委员、北京市丰台区政府特邀监督员、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权益保障委员会委员、农村工作委员会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外特聘教授、实践指导教师……这些本该彰显专业与担当的荣誉，却成了她镜头前最耀眼的道具，支撑着她在“律师第一线”的表演，日复一日，乐此不疲。

通过她苦心制作的短视频，你会发现，虽然孑然一身，她却时常：

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在风雪中，在泥泞的小路上，每一步都刻意踩出“孜孜不倦”的戏码，仿佛每一寸土地都需要她伸张正义。

在高铁站里，在看守所旁，在东北，在河北，在全国的四面八方，近乎执念地演绎着“不畏强权”的孤勇，仿佛早已化身正义女神拯救华夏儿女。

有时，她还会一路小跑着去赶高铁，镜头紧紧追随，耳畔是她声情并茂的低语：“再晚就赶不上了，当事人还在家里等着我呢。”

有时，她会招来年轻助理同框，在北京南站的人流里高声呐喊，要奔赴内蒙古、吉林、辽宁为百姓维权，殊不知，这座车站从未有过通往那些远方的高铁线路。

有时，她饿了会泡一碗泡面，然后配一句：“我们律师可以风餐露宿，但一定要把当事人的事放在心尖上”；

她从来都是一副斗志昂扬的模样，常常以一名北京律师的视角，呐喊着要为当事人的冤屈与强权斗争到底，誓死也要打到中央。

那份歇斯底里的亢奋，那份刻意渲染的悲壮，你若初见，想必会误以为，建国都70多年了，怎么特么的感觉抗日战争、国共战役还没结束？

北京律师的金字招牌全靠郑大妈了

这位比我妈妈年龄还要大、执业比我生命还要长的郑爱利律师，我必须亲切地叫一声郑大妈。

一位花甲之年的老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老百姓的冤情平反当作她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这是天下无冤的精神，这是巾帼不让须眉的精神，每一位中国律师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郑大妈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她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

郑大妈是一位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事实果真如此吗？

这位整日如打了鸡血般标榜“正义”的老律师，执业四十一年，翻遍公开记载，竟鲜有一起经得起推敲的冤案平反实绩；相反，一起疑似行贿百万的传闻，却在业内甚嚣尘上，久久未散。有同业者发出叩问：郑爱利行贿百万之事，若属实，为何至今未被追责？若虚妄，为何无人出来澄清？

这位发誓要打到中央的铮铮铁骨律师，现实中却是投诉不断、退费不断，甚至有老百姓都到北京找到了她的办公场所。她没有把案子打到中央，当事人却已经打到了她的地盘。

错不在底层老百姓

从最初的顶礼膜拜、倾囊相托，到如今的反目成仇、忍无可忍，这份转变的背后，是底层百姓被耗尽的信任，是被碾碎的希望，是倾家荡产的绝望。

他们本就身处困顿，本就孤立无援，攥着仅有的积蓄，甚至借来的钱财，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将身家性命与满心委屈，一并托付给这位“光环加身”的律师。

他们以为，自己请来的是仗义执言的护法者，是能为他们拨开阴霾、昭雪冤屈的救世主。可到头来，他们换来的不过是几万块钱买来的空洞口号、镜头前的虚假温情，以及无处诉说的辛酸与绝望。

口号从来换不回正义

真正的帮助，从来都不是镜头前的声泪俱下，不是文案里的慷慨激昂，而是卷宗里的字字严谨，是法庭上的据理力争，是每一个细节里的全力以赴。

没有卷宗的厚重，不见法条的严谨，唯有镜头下精心编排的风尘仆仆。大雪里拖箱奔走，车站间步履匆匆，简餐旁故作辛劳，用最煽情的姿势，收割一轮又一轮韭菜。

那些动辄上万阅读量、数千点赞小红心，背后究竟是一个又一个被其帮助的普罗大众的感恩接力，还是商业运作，但凡还有一点基本认知，答案便不言而喻。

每年有几千万元被“收割”

据网友文章得知，郑爱利团队一年收上千个案件，每个案件收费5万元的话，就可收入至少5000万元。当事人之所以买单，全是冲着她夸张的营销、头顶的各种光环以及评论区精心编排的好评。于他们而言，案件的意义，从来不是公平与正义，而是冰冷的数字，是可观的利润。

不然，寥寥无几的团队人数，如何消化这上千件案件？唯一的办法就是流于形式、敷衍了事，断不可能对当事人有实质性帮助，否则无法解释如此大的案件体量。

笔者从业多年，深知律师行业的艰辛与责任，一年承接十个案件，已是全力以赴的极限，方能确保每一个案件都精益求精，每一位当事人都能得到妥善对待。而上千起案件，即便是顶尖的专业律师团队，也至少需要上百人的精兵强将，方能勉强支撑。更令人质疑的是，郑爱利律师或许根本不擅长刑事辩护——否则，为何执业四十一年，却连一起拿得出手的刑事辩护成功案例都没有？

她又是如何能承担、指导每年上千个刑事案件的？

每年大量投诉被“封口”

据网友揭露，每年有大量醒悟的老百姓去投诉，但这丝毫难不倒这位“经验丰富”的郑大妈。她用退还部分费用为诱饵，以《解除协议》相逼迫，让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无奈接受，并不得对外披露协议信息。那些无权无势的底层民众，在面对老案子遥遥无期、新官司力不从心的情况下，为了挽回部分损失，往往选择忍气吞声，被迫妥协并签订“封口”协议，放弃维权和发声的权利，却也变相纵容了这种行为的持续发生。

每年稳赚几千万

即便按照案件投诉率50%以及同意退款率不超过50%的标准计算，郑爱利律师每年仍能稳赚近4000万元【5万元/件×1000件×（1-50%×50%）=3750万元】，对于没怎么见过世面的笔者，这确实是一笔天文数字，而且会年复一年。

这笔钱财，沾满了底层百姓的血泪，浸透了他们的绝望，却成了她安享晚年、持续表演的资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这场闹剧落幕的那一天。若是无人追责，这场闹剧，或许会伴随她的执业生涯，直到生命的尽头。

谁能管管郑爱利？

有知情人士爆料，每年针对郑爱利的投诉率非常高，但是却没有发现其受到任何行业处分或者行政处罚。她以“北京律师”自居，头顶网红光环，一言一行都关乎北京律师行业的形象，而她的行为，波及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底层百姓，牵扯的是无数家庭的命运，无疑属于“投诉涉及面广、案情重大复杂”的典型案例。

此类重大敏感投诉，办理机关应当随时向上级部门报告案件的调查处理进展情况。可诡异的是，公开信息里，从未有过她受到任何行业处分或行政处罚的记载。根据相关投诉处理办法，此类重大敏感投诉，办理机关本应实时向上级部门报备调查进展，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可如今，办理机关却是沉默不语，放任自流。

笔者恳切呼吁北京市丰台区律师协会、北京市丰台区司法局与北京市律师协会、北京市司法局，应当及时介入，主动作为，拨开迷雾，查清真相：向社会公开郑爱利每年的投诉数量、具体事由，查清每一起投诉背后的委屈与不公；对她的执业行为展开全面深入的调查，厘清行贿传闻的真伪，追究其敷衍办案、虚假宣传、逼迫当事人“封口”的责任；以零容忍的态度，正本清源，肃清行业乱象——这不仅是为了维护北京律师行业的清誉，更是为了守护底层百姓的希望，为了避免两会期间出现更大的舆情风波，为了守住法律的底线与尊严。

骗可怜人的钱令人不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然而，郑爱利律师收割的是底层百姓最后的信任。老人攥着养老钱，求助者抱着翻案希望，把身家与委屈一并托付。他们以为请来的是仗义执言的护法者，换来的却是高昂的费用和无处诉说的辛酸。

老百姓身上的碎银子不多了。以这种方式赚取社会最底层人的钱，令人不齿。

律师行业该打假了

近几年不知怎么了，会武术的、会跳舞的、整容的、会模仿郑爱利的，纷纷搞起了流量推流，搞得整个律师行业斯文扫地、一地鸡毛，令人遗憾。

笔者呼吁，每一位有良知的同业者，每一个心怀正义的普通人，都能勇敢地站出来，接力爆料，揭穿这场虚假的表演，曝光那些敷衍的恶行，让郑爱利们的骗局无处遁形，让行业乱象无所遁藏；让流量回归理性，让表演退出行业，让律师回归本职，让法理重归庄严；让每一位从业者，都能躬身践行初心，坚守职业底线，用心办好每一起案件，用心守护每一份希望；让这个社会，少一些虚假的表演，多一些真诚的担当；少一些利欲熏心的骗局，多一些公平正义的光芒。

毕竟，我们都希望这个社会越来越好。

作者：侯志远律师。作者已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