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顺德转型代表广东县域发展样本

马年新春，南粤大地已是一片奋进景象。2月24日，春节后首个工作日，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如期召开。在此次大会上，顺德区委书记作为珠三角区县代表发言，备受外界关注。

登上全省新春“第一会”的讲台，对顺德而言是“第一次”。这不仅是一次工作汇报，更被视作一份关于县域经济如何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在“制造业当家、两业协同发展”的新命题下，作为长期以来的县域经济发展样本，顺德的探索背后，蕴藏着广东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哪些深层逻辑？为此，南都记者独家连线了在现场参会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

大会现场。

南都：本次大会展望了到2035年的远景目标，提出广东经济总量将达25.8万亿元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县域经济被视为广东发展的重要抓手，本次大会上，佛山顺德、潮州潮安作为全省县（区）代表发言，在您看来，这释放了什么信号？

郑永年：广东省近年来大力推进“百千万工程”，其核心就在于县域的现代化。县域是区域发展的“基本盘”。一个区域的发展，如果仅有中心城市、省会城市的现代化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把这个“基本盘”的现代化做实了，整个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才有扎实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广东、江苏、浙江这些经济大省，都高度重视城乡协调发展和县域现代化的原因。目前，广东的珠三角地区经济已经非常发达，但粤东西北地区的县域现代化，我认为依然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和空间。

南都：顺德过去几年新旧动能转换承压，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着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课题。本次大会重点提出“两业协同”发展，接下来以顺德为代表的广东，如何以此为契机转型、换挡，推动制造业再出发和再升级？

郑永年：顺德本次大会发言的主题，就是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均衡发展。县域的发展，最根本的还是产业的发展。过去，我们容易将产业发展简单地理解为制造业或实体经济，但实际上，服务业的发展是产业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主要包含两块：一是生产性服务业，它的发展能推动制造业更上一层楼；二是生活性服务业，正如顺德区委书记所强调的要发展“人文经济学”，消费文化、生活性消费同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块需要协同推进，相互配合。

其实，服务业的范畴很广。如果再拓展一下，“两业协同”不仅限于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还包括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之间的关系需要厘清。目前，我们越来越意识到金融服务的潜力，尤其是科技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推动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发挥。比如，顺德的民间资本实力非常雄厚，但大量的钱还停留在银行里。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引导，将这些储蓄有效地转化为能够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资本，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并着力解决的问题。

南都：顺德曾是“改革先锋”，但在新形势下，两业融合、基层治理、企业出海等如何破局，都对顺德改革开放提出更高要求，在看来顺德下一步的改革路径该怎么走？

郑永年：首先，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发展的所有潜能都还在。如何将这些潜能真正转化为经济活动、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核心还是要依靠改革、开放和创新。

谈到创新，我们通常首先想到的是技术创新，但实际上，政策创新同样至关重要。顺德下一步怎么走？如果只是简单地照抄、照搬过去的改革开放政策，肯定是行不通的。在新时代，政策如何创新？一个“2.0版本”的改革开放政策应该是怎样的？这需要我们进行创新性的思考和探索。顺德过去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必须继承和发扬，但对于政策创新本身，我个人觉得需要做一次系统性的、深入的思考。例如，如何将“人文经济学”这样一个宏观理念，转化成为可以落地执行的具体政策。

我们今天一直在强调宏观层面的认识和共识，在这方面，中国的很多改革、开放和创新举措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发展共识。但对于县域经济发展而言，更重要的是深入到微观层面，厘清制约发展的具体难点和堵点究竟在哪里，然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梳理出来，再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加以解决。

政策的落地执行至关重要。停留在纸面上的政策是不会成功的。在这个过程中，关键在于要将国家和省里的大政方针，具体地、创造性地转化为“顺德版本”的政策措施，而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更不是“一刀切”，核心是因地制宜。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尹冀鲲 路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