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晚年透露彭德怀一事：他之所以对这事这么着急，跟这有关系

1955年冬天，北京医院病房里，彭德怀正吊着水。

门推开了，陈赓领着一个人进来。彭德怀眼睛一亮，顾不上手背上的针头，身子往前一探，劈头就问：“钱先生，咱那导弹，射程五百公里的，得多久能造出来？要多少人？要啥设备？”

这场景搁现在，有点像创业公司老板堵着技术大牛问“产品啥时候能上线”。但彭德怀不是老板，钱学森也不是普通程序员。这是两个刚从不同战场下来的人——一个从朝鲜战场，一个从美国“战场”。

钱学森愣了愣，心里算了一笔账，给出了个实在数：“五年吧。得全国拧成一股绳，队伍从头建，工厂从头搞，材料也得从头摸。”

彭德怀听完，拍板干脆得像个老农民决定今年种啥庄稼：“行，就这么干。资源我来协调，你直接找我。”

这话说得硬气，但硬气的底气，是从血里泡出来的。

时间往回拨几年。

1950年冬天，长津湖。零下三十多度，志愿军战士穿着单薄的棉衣，在雪地里往前拱。天上，美军F-80飞机跟赶集似的，一排排往下扔凝固汽油弹。地上的坦克像铁王八，炮弹砸过来，人瞬间就没了。

彭德怀站在司令部的土屋外头，风把军大衣吹得啪啪响。他举着望远镜往西北方向看，耳边是嗡嗡的飞机声。几天前司令部刚挨了炸，警卫员架着他往防空洞跑，爆炸的气浪差点把人掀翻。他靠在洞壁上，抹了把脸上的灰，跟警卫员嘟囔了一句：“光靠不怕死，顶不了事啊。”

这话听着窝囊，但那是真话。

1951年，第五次战役后撤，战士背着伤员翻山，雨水混着血水往下淌。1952年，上甘岭，敌人四十三天里往这块巴掌大的地方砸了一百多万发炮弹，山头都削低了好几米。志愿军守住阵地的代价，是几十万人的伤亡。

彭德怀在报告里写过一段，没加啥修饰：美军一个军的火力，顶咱几十个营。咱战士吃炒面就雪水，热饭送不上去；敌人飞机炸咱后勤线，绞杀战一茬接一茬。

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彭德怀站在桌前签停战协定，笔落下去的时候，他脑子里闪过的不是谈判桌上的交锋，而是那些趴在雪地里再也没起来的年轻面孔。

回国后，他撂下一句话：“这口气，不能白咽。”

所以彭德怀的“急”，不是没来由的脾气。

1955年10月，钱学森刚从美国回来，脚还没站稳。11月去东北转了一圈，12月就被陈赓拽到了北京医院。彭德怀那会儿正病着，但见钱学森比吃药还上心。

第二天，钱学森又跟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碰了头，说得更细：造出来可能两年，但控制系统这玩意儿，得十年磨，得有国外的资料作参考。

万毅转头汇报给彭德怀。彭德怀听完，点点头，没多话，直接推动军委上会讨论。

1956年1月，军委开会，过了一份报告，名字挺长：《关于研究与制造火箭武器的报告》。2月，钱学森交出了一份更厚的《意见书》，里头把研究院怎么建、要多少人、要多少电、占多大地方，写得清清楚楚——六千号人，十五万瓦电力，二百平方公里地。

周恩来转给毛泽东，毛批了。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北京西郊一个旧疗养院里挂牌成立。

挂牌容易，干活难。

没机床，用手摇计算机吭哧吭哧算数据；没气泵，从修车铺借自行车打气筒往管道里打气；没定时器，上商场买闹钟回来自己拆了改装。彭德怀去视察，蹲下来瞅着这些土得掉渣的装备，没笑，只说了俩字：“加紧。”

这俩字，比催命还催命。

要建试验靶场，彭德怀调了陈士榘将军，带着十万人马进了戈壁滩。1957年，那帮官兵在荒漠里挖地窝子住，喝的水又苦又咸，跟家里断了联系好几年。那地方，后来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彭德怀跑去现场看，脚踩在沙地上，看着帐篷和那几口大水缸。有官兵跟他诉苦，说水太难喝。他抓了把土，捏了捏：“赶紧把管子铺上。”

1957年10月，中苏签了协定，苏联给了两发P-2导弹样品。研究院像得了宝贝，拆了装，装了拆，天天熬夜。彭德怀每月听一次汇报，办公桌上图纸堆成山，他用红笔圈出燃料纯度那一栏，旁边批两个字：测试。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离开了国防部长的岗位。但导弹的事，他没撒手。人不在其位，信还得写。他托人打听进度，信上的日期写得工工整整，问的都是具体事：燃料纯度达标没？发动机试车几次？

1960年9月10日，戈壁滩上，一枚仿制的P-2导弹加注了中国自己的燃料，点火升空，稳稳落地。两个月后，11月5日，凌晨九点零二分，真正的国产“1059”点火。轰鸣声震得沙丘上的沙子往下滑，七分三十一秒后，命中五百五十四公里外的目标。

消息传到北京西郊吴家花园，彭德怀正在院子里踱步。他背着手，走了几个来回，突然停下来，抬头往西北方向望。眼眶有点潮。

他没说话，进屋坐下来，摊开信纸，开始写。笔尖在纸上顿了顿，继续往下走。

这枚导弹，后来叫“东风一号”。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家伙，射程只有几百公里，但它是从那间要啥没啥的旧疗养院里，用打气筒和闹钟，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钱学森晚年跟人聊起来，总爱提彭老总那股急劲儿。他说，彭总不是催命，是心里装着事儿。那些在朝鲜战场上拿血肉之躯去扛钢铁的战士，他一个都忘不掉。他把那口气，变成了往前赶的动力。

有人说，彭德怀的“急”，让中国的导弹事业往前抢了五年。这话不假。但更准确的说法是，他用这五年，给后来的中国人抢出了一点喘息的空当——不用再光着脚去追坦克，不用再拿胸膛去堵枪眼。

1964年，东风二号试射成功，射程一千公里。

1966年，两弹结合，核弹头在预定地点炸响。

1970年，东方红一号从酒泉升空，《东方红》乐曲从太空传回地面。

彭德怀没能亲眼看到这些。1974年11月29日，他走了，骨灰盒上刻的名字是“王川”，像他这个人一样，硬气，也简单。

钱学森接着干，干到了八十年代。1999年，他得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9年，他一百零一岁，走了。

晚年他接受采访，话不多。但每次提到彭德怀，他会多说几句：“彭总那个急，是从根儿上来的。他见过太多不该死的人死了。所以他不是催我们干活，他是替后人催时间。”

这话实在。

今天再回头看那段历史，导弹上天，卫星唱歌，都是后来的事。真正的起点，其实是那间病房里吊着水的病人，和刚下船还没来得及倒时差的科学家之间的几句问答。

一个问：多久能行？

一个答：五年。

这五年，是从那口气里抢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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