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重工被印度坑惨！1.4亿欠款估计要不回来，又给中企沉痛教训

近期，大连重工对外披露的一份公告迅速登上财经热搜：公司决定对两家印度客户的应收账款实施全额坏账计提，涉及金额达1.4亿元人民币。

这一会计处理意味着，该笔应收债权在可预见的时间窗口内，已基本丧失实际回收的可能性。

作为一家聚焦大型高端装备研发制造的国有控股上市平台，1.4亿元虽未触及企业流动性安全红线，但其折射出的海外项目履约风险、法律执行落差与信用管理盲区，却为正在加速拓展全球市场的中国制造业力量敲响了现实警钟。

据权威渠道披露，大连重工曾向印度两家实体——图蒂科林煤炭码头私人有限公司（Tuticorin Coal Terminal Pvt. Ltd）与西港多式联运私人有限公司（West Quay Multiport Private Limited）——交付整套港口散货装卸系统及配套煤炭物流装备。

此类成套出口项目普遍具有资金密集、技术集成度高、建设周期长等特征，合同总价动辄数亿，付款节奏通常划分为预付款、设备出厂款、现场验收款、最终移交款及质保金五个关键节点。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全部设备如期完成生产、发运、安装调试并投入稳定运行，标志着大连重工已实质性履行完毕主合同项下核心义务，后续进入以尾款清收为主的回款管理阶段。

而矛盾焦点，恰恰集中于最后阶段的款项结算。

公开信息显示，设备正式投用后，两家印度买方持续以运营调整、第三方验收延迟、外汇审批未通过等多重理由延缓支付剩余应付账款。尽管中方多次派员赴印交涉，并启动多轮书面催告与商务谈判，仍未促成实质性回款进展，最终大连重工依法向国际商会仲裁院（ICC）提起仲裁申请，裁决结果明确支持中方主张，裁定对方须立即清偿全部欠款本息。

理论上，胜诉即确立了债权的法定效力，但落地执行却遭遇结构性障碍——就在仲裁裁决生效后不久，两家印度企业先后被当地高等法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一纸胜诉文书，在跨境破产语境下难以转化为真实现金流，这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日益凸显的法务困局。

依据印度《2016年破产与破产法》（IBC），一旦企业进入法定重整流程，所有债权申报将统一纳入国家破产管理局（IBBI）监管框架，清偿顺序严格依法律规定排序：职工工资与社保债权、国家税款、本地银行抵押贷款优先受偿，而境外普通贸易债权则被列为无担保普通债权，清偿顺位显著靠后。

换言之，即便大连重工持有具强制执行力的国际仲裁裁决书，亦无法绕过破产管理人直接查封、拍卖债务人资产。

能否获得偿付、偿付比例几何，完全取决于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剩余可分配资产的价值体量与处置效率。

值得警惕的是，印度破产案件平均审理周期长达3至5年，部分复杂案例甚至超过7年；在此期间，债务人资产往往经历多轮折价拍卖，清算价值大幅缩水，普通债权人最终获偿率常低于15%，个别案例中清零情形亦非孤例。正因如此，企业需依据会计准则及时识别信用风险，对存在重大回收疑虑的应收款项进行减值测试并足额计提准备。

本次大连重工对1.4亿元债权实施100%坏账计提，不仅是财务审慎原则的严格执行，更是一种基于司法实践与市场经验的理性预判：短期内实现现金回流的概率已趋近于零。

此类风险的发生，绝非孤立个案，而是多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

近年来，印度凭借超14亿人口基数、快速扩张的城市化步伐以及大规模基建投资规划，持续吸引中国装备制造商目光。在港口升级、火电扩容、煤炭供应链重构等领域，其市场需求与中国重型装备企业的技术能力高度契合，被视为继东南亚之后又一重要增长极。

从项目匹配度来看，本次合作对象均深耕印度东部沿海港口物流板块，业务场景与大连重工在散料输送、堆取料机、翻车机系统等领域的优势产品形成天然协同，商业逻辑清晰，技术适配性强，项目立项本身并无明显失当。

真正构成风险源的，是当地营商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商业信用生态的薄弱性。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中国信保及多家驻印中资机构近年连续发布风险预警，指出印度部分行业存在系统性付款迟滞现象，工程类EPC及设备采购项目尾款拖欠率居高不下，平均回款周期较合同约定延长200%以上，已成为不少出海企业账款管理中的突出痛点。

这类风险往往隐匿于合同文本之外，更多体现为执行过程中的动态博弈：一旦印度合作方遭遇阶段性资金链承压或经营策略转向，作为境外供应商的大连重工便极易陷入被动追索地位。

与此同时，跨国商事争议解决的难度系数远高于境内纠纷。

一方面，各国司法体系差异显著，国际仲裁裁决虽具域外效力，但在印度申请承认与执行仍需历经冗长的本地法院审查程序，耗时普遍在18个月以上，且律师费、翻译费、公证认证等综合成本高昂；另一方面，资产查控机制尚未打通，即便取得终局裁决，若债务人资产已被破产管理人接管或处于司法冻结状态，中方几乎丧失有效执行路径。

尤为关键的是，企业在前期尽调与合同签署阶段，多侧重于市场潜力与技术可行性评估，对东道国司法执行效能、破产清偿惯例及本地合作伙伴真实财务健康度的关注明显不足，直至争议爆发，才深切体会到跨境债权保障的脆弱性。

至于这1.4亿元未来是否能在漫长的破产程序中争取到部分清偿，目前尚无确定性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事件已超越单一企业财务损失范畴，成为观察中国高端装备“出海”质量与风控能力建设的重要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