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恶贯满盈的特务，41岁逃到台湾，84岁在大街上说共产党的好话

1949年春天的上海，黄浦江水已经有些发闷。战局的走向，街头巷尾的议论，码头上来往惊慌的身影，都在提醒一个事实：这座城市的旧秩序撑不住了。在梧桐树阴影下，有人收拾行李准备离开，有人悄悄把党的文件和电台设备转移到更隐蔽的地方，也有人在灯火通明的审讯室里签下最后几份处决名单。

就在这一年，一个41岁的军统少将，匆匆坐上驶往厦门的车，再转赴台湾。他的名字，叫毛森。几十年后，同一个人又站在浙江江山的一条街上，眯着眼打量已经完全陌生的家乡，旁若无人地说了一句：“共产党了不起，人民政府了不起。”有意思的是，这两幅画面之间，相隔的正是中国从战乱走向新生的那段路。

一、从江山少年到军统少将

1908年，毛森出生在浙江江山，这是浙西南一个普通县城，山多地少，读书出头是很多人共同的念想。辛亥革命刚结束不久，中国还处在军阀混战的泥沼里，一个乡村少年能看到的世界，其实并不大。读书，考学，进城，是那一代人最朴素的出路。

1932年，24岁的毛森考入浙江警官学校。这一年，淞沪战场硝烟刚散，国民政府内部对“保卫政权”的焦虑不断增加，情报、警务系统正在扩张。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森进入了戴笠影响力迅速扩大的圈子，很快成了这位军统头目的学生之一。

走出校门，他自然地被吸纳进军统系统。军统对内部成员的选拔标准很简单：要忠诚，要听话，要狠得下心。毛森的性格，显然符合这几条。此后几年，他先后在地方情报站工作，慢慢熟悉那一套暗杀、监视、抓捕的流程，人也一步一步往“特务骨干”的方向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军统打着“情报抗战”的旗号迅速发展，一些人在实战中晋升得很快。1944年，战争还在焦灼阶段，毛森的军衔却已经从上校升为少将，职务更是不断上提。军衔背后，是权力，也是他对自己位置的重新判断。不得不说，这个出身乡村的青年，在权力场里学会了很快适应。

抗战期间，军统既参与情报搜集，也大量用于“防共”“肃奸”。对上级来说，只要“立功”，手段如何往往并不重要。就在这样的氛围里，毛森的手慢慢沾上更多的血。

二、接管“七十六号”，走上“剿共”前台

1945年9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沦陷多年的上海开始接受接管。有人在街上热泪盈眶，有人悄悄更换门牌，也有人在算一笔账：汪伪政权留下的那套特务机器，如何利用。

汪伪“中央统治区”的核心特务机构，是位于极司非而路（今皋兰路）“76号”的特工总部。这里曾是日伪情报、特务活动的大本营，直到投降前，仍在不断逮捕、杀害抗日人士和中共地下工作者。战后，这个臭名昭著的机关并没有立刻消失，而是被国民党军统接管。

在这一环节中，毛森出现在前台。他负责在上海接收“七十六号”的全部人员和财产。试想一下，以前在抗战期间被骂为“汉奸工具”的这一套人马，如今换了一块新牌子，就摇身一变成了“反共力量”。原来的档案、名单、联络网，都成了继续“剿共”的现成工具。

不久，内战的烽火从东北、华北烧到长江以南。1946年后，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加速发展，电台、交通线、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悄悄展开。对国民党情报系统来说，上海是一块不能丢、也最敏感的区域。毛森在军统系统中的位置，由此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他开始主抓上海地区“剿共”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毛森的“业绩”之一，就是对中共地下组织的集中打击。其中有一件事情，影响极大：在上海养伤的中共华中十地委书记金柯及其夫人，被他一手抓捕。在长期的审讯和威逼利诱下，这对曾经在敌后浴血奋战的革命者，最终在巨大压力下发生了严重的政治立场动摇。

根据当时的安排，毛森将金柯夫妇送回苏北解放区，试图利用他们从内部进行破坏。无论他们在后来的表现如何，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说明军统“攻心战”的阴毒和系统性。而在毛森的心里，这不过是完成任务、争取“战果”的一环。

这一时期，他既利用“七十六号”残余势力，也扩充自己的特务网络。凡是在上海从事进步活动的知识分子、工人骨干、学生领袖、中共地下党员，几乎都在他的侦缉范围之内。可以说，随着内战加剧，他的手越伸越长，手段也越来越残酷。

三、1949年春：在血腥中转身

1949年，是毛森一生中最关键的一年。也是这一年，他41岁。

从1月到5月，形势一天一个样。淮海战役结束，平津战役告捷，全国解放已成大势所趋。上海这座城市表面上仍由国民党控制，但很多人都清楚，时间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人做出截然不同的抉择：有人选择等待解放，有人暗中寻找出路，还有少数人反而加紧清算“敌人”。

毛森属于后一种。

在他的指挥下，上海“剿共”行动不但没有收缩，反而愈加疯狂。据当时资料统计，他在上海前前后后逮捕了三千余名爱国人士，其中有中共地下党员，也有工人领袖、进步学生以及其他被视为“可疑”的市民。被关押的人，有的被转移，有的被秘密处决，明面上的数字，是约三百人被杀害，真实情况只会更惨烈。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他亲自布置的几起案件，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多次提及。长期从事中共地下电台工作的李白，就在他的布置下被捕，后遭秘密杀害。李白在地下战线上的工作极为重要，传递了大量战略情报，曾冒着巨大风险在敌人眼皮底下坚持电台工作。这样的人被逮住，在军统眼里是“大功一件”。

类似的，还有长期参与地下情报、组织工作的秦鸿钧，上海交通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穆汉祥，以及在警察系统里秘密开展工作、身份极其隐蔽的刘家栋。这些人被捕后，多数遭到残忍刑讯，最终被杀害。不得不说，1949年春天的上海，确实笼罩在一层看不见的血腥之中。

更讽刺的是，当时很多军统人员内部也明白局势已不可挽回。有人开始收拢钱财准备逃亡，有人通过各种关系试图“洗白”，还有人悄悄与中共方面接触。而毛森的选择，却是把“剿共”做到最后。他并非不知道国民党的颓势，只是认为自己既然身在这条路上，只能用更大的“功劳”去向上级表忠，让自己以后还有筹码。

等到形势再也拖不下去，他开始为自己安排退路。上海已经守不住了，他迅速驱车前往码头登舰，先撤往厦门，又从厦门转往台湾。短短几天，身份从“军统少将、东南特务头子”变成了“战败政权的随从人员”。但在个人命运这条线索上，他这次转身，保住了性命。

有人说，如果他在上海被人民解放军逮捕，等待他的结局，大概率是对其罪行进行清算。也正因为及时逃离，他才能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继续以另一种身份活着。

四、台湾七年：从“反共先锋”到漂泊侨民

到了台湾，毛森并没有被边缘化。战败后的国民党当局，对手里握有情报资源、特务网络的人，仍然非常倚重。蒋经国当时正在整顿台湾的情报与保安系统，强调“反共复国”，对这种“敢抓敢杀”的老牌军统成员，自然不会轻易放弃。

在蒋经国的安排下，毛森进入“国民党革命行动委员会”核心圈子。这个机构的职能之一，就是负责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破坏活动和潜伏行动。简单说，就是延续内战思维，在新的地理位置上继续“反共”。

在接下来的七年里，他参与筹划多次针对大陆沿海的袭扰和潜入行动。一些渔船成了伪装交通工具，一些民间商旅则被用作掩护。沿海群众时不时会遭遇武装骚扰，一些地方甚至出现特务登陆、杀害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案件。对台湾当局来说，这是所谓“反攻”策略的一部分；对沿海老百姓而言，却只是无端灾祸。

毛森在这一时期，仍旧延续过去的工作方式：周密部署、严密保密、强调“忠诚”。他并不在前线执行，而是在幕后作策划、指挥。这一点，与他在上海后期的角色很相似，只是地理位置变了，旗号变了，面对的对象却还是同一支队伍——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人民政权。

1956年前后，国际形势和两岸态势都发生了变化。台湾在岛内的统治逐渐稳固，而对大陆进行大规模“反攻”的设想，越来越脱离现实。一些早期军统出身的特务人员，要么被边缘化，要么被调离关键岗位。毛森这时候选择离开台湾，前往琉球。

随后几年，他在琉球、泰国、美国之间辗转，过起了长期侨居的生活。仗着从前积累的财富，再加上一些人脉，他在物质条件上过得并不差。只是对于这种长期漂泊的状态，他心中究竟是轻松，还是失落，外人难以确切判断。

有一点可以肯定：离开台湾情报系统之后，他从一个“特务头子”，变成了普通华侨中的一员。身份一旦从权力结构中剥离，再血腥的过去，也渐渐从现实变成记忆。在国外的那些年，他时不时会提起家乡，会关心祖国变化，但真正迈出“回去看一看”这一步，拖了很久。

五、八十余岁归乡：街头那句突兀的感慨

时间来到1992年。对新中国来说，这是改革开放已进行十余年的节点；对毛森来说，则是84岁这一年，身体已经明显衰老。就在这一年，他总算等到机会，以探亲名义回到大陆，踏上阔别几十年的土地。

回国后，他和家人首先去了上海。这里对他来说，是一座复杂到难以言说的城市。解放前，他在这里主持“剿共”，签下过无数份逮捕和处决的命令；解放后，这座城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他只能通过报纸、传闻，隔着海峡去想象。

在上海短暂停留后，他很快把行程转向浙江江山——那个出生和童年生活的地方。几十年未归，县城模样早已大变，老的街巷、旧的祠堂，有的拆了，有的改了。一路上，他频频驻足，看得很仔细。陪同的亲友说起这些年的发展，提到道路、学校、工厂，也提到村里人生活的变化。

不得不说，这种强烈的对比感，对一个曾经深度参与内战、后来又在海外漂泊的人，冲击非常直接。尤其是看到家乡小学、初中等校舍时，他似乎格外用心。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年他虽然身在海外，却多次向家乡捐资办学。对他来说，这算是与家乡保持关系的一条纽带。

当地群众之所以对他态度不算冷淡，与这件事有一定关系。毕竟，在很多普通人眼里，“捐钱办学”是看得见的实事，孩子能在更好的教室里读书，是实打实的收益。再加上年代久远，年轻一代对他过去的特务身份和具体罪行并不了解，更多是把他当作一位在外“有出息”的老乡。

在亲友的安排下，他为家乡写下了一句八个字的话：“谢谢亲爱的乡亲们。”字不多，但语气颇为温和。对那些只知道他“在外面混得不错、还愿意捐钱”的乡亲来说，这句话看起来也算真诚。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他这次归乡显得格外刺眼的，是另一句话——是在街上散步时说出口的。当时，他一边走一边看新修的路、楼房、学校、厂房，感慨家乡变化之大。在众人陪同下，他忍不住脱口而出：“共产党了不起，人民政府了不起！”

这句话，与他过去的身份，形成了极强的反差。一个曾经以“剿共”为主要职务的军统特务，在84岁高龄跑回家乡的街头，公开称赞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这种画面多少带着些戏剧性。但从他当时的处境、眼前所见、人生轨迹来看，又并非完全不可理解。

一位亲戚据说当场就忍不住问了一句：“听说你以前当过特务，还杀过不少人，是不是真的？”这个问题既直接，又带着一丝小心翼翼。

毛森当时的回答，大致可以概括为两层意思。他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杀的是汉奸，是敌人，这是“公事”；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确实杀了不少共产党员，但那是上级命令，他不过是“奉命行事，为了混口饭吃”。

从字面看，这番话既承认了事实，又试图为自己减轻负担。“抗战时杀汉奸”这一部分，是很多军统成员常用的说法，用以证明自己曾经也有“抗日”一面；“解放战争时为上级效命”则把个人选择淡化为“形势使然”。这样的解释，既带几分诚实，又难掩推脱。

站在历史事实的角度看，他在上海时期签署的那些逮捕、处决命令，背后是一条条具体的生命，其中许多是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奋斗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无论事后如何辩解，这些客观事实已经写在档案里，也刻在一个个烈士纪念碑上。

然而，在1992年那条县城街道上，除了少数知情人，大多数围观的乡亲并不了解这些细节。对他们而言，眼前是一个年近九十的老人，说话带着疲惫，又对家乡赞不绝口。历史的重量，就这样被一代人的记忆差异，悄悄拉开距离。

六、一生际遇：功过是非留给事实

把毛森这一生简单串起来，其实并不复杂：出生于清末民初的浙南小城，青年时期进入警官学校，随后投身军统，靠着听话、狠辣在特务系统内一路升到少将。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情报战线上有过对敌活动，但与此同时，军统内部的大量“肃奸”“防共”行动，也让无数进步人士深受迫害。

抗战胜利后，他接管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为之后在上海的“剿共”铺平道路。解放战争，尤其是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主导了大规模逮捕与屠杀，上千人被关，数百人被杀，其中包括多名中共重要地下工作者。这样的记录，完全可以用“恶贯满盈”来形容。

撤退到台湾之后，他继续参与对大陆的破坏行动，使沿海群众蒙受新的伤害。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才离开这一系统，开始长期在海外居住。可以说，他将自己最有精力、最有行动力的几十年，都献给了一条错误的政治道路。

而在他生命的晚期，随着祖国的变化、故乡的重建，他又以华侨身份回到故土，看到了一个与记忆中完全不同的中国。在这样的反差面前，口中那句“共产党了不起，人民政府了不起”，既像是对现实的直观感受，也像是一种迟到太久的承认。

当然，这种承认并不能抵消他当年犯下的罪行。那些在上海秘密被处决的地下党员和爱国人士，那些被特务袭扰的沿海百姓，并不会因为他晚年的几句话而复生。历史在记录人的时候，是有层次的：一方面，承认他曾对家乡捐资办学，客观上给当地教育带来一些好处；另一方面，更不能忽视他在国家命运重大转折关头所扮演的反面角色。

从某种角度看，他身上浓缩了旧中国某一类人的轨迹：出身平凡，通过警校、军校进入权力系统，靠“效忠与执行”往上爬，在大时代浪潮中站到了人民对立面。到了晚年，看到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又不得不对曾经的选择生出复杂情绪。这种复杂，不是一两句“奉命行事”“混口饭吃”就能说清的。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家乡的捐资办学行为，在很多地方志和地方回忆里都被记了下来。对当年的县乡干部和普通群众来说，这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历史在评价一个人时，既不能只看一个方面，也不能把不同性质的行为混为一谈。抗战年代的对敌行动、解放战争时期对共产党人的残酷打击、战后对沿海的破坏活动、晚年对家乡的物质捐助，这几件事放在同一条人生线上，就显得格外刺眼。

如果从时间顺序拉开来看：1908年出生，1932年入警校，抗战期间成长为军统骨干，1944年晋升少将；1945年以后接管汪伪特工机关，投入“剿共”；1949年在上海大肆逮捕杀害革命者，同年逃往台湾；1956年前后离台，转向海外漂泊；1992年，84岁回国探亲，在家乡街头说出那句今天常被提起的话。这条时间线，每一个节点都有清晰的历史坐标。

至于他晚年的那番解释，是坦白，还是狡辩，见仁见智。有人认为，他多少有些悔意；也有人觉得，他只是换了一套说辞，试图为自己减轻道德负担。无论如何，相关档案、烈士名单、当年的审讯记录和判决文书，都已经给出了一种更为冷静的答案。

历史不会因为某个人的临时感慨而改写，也不会因为时间久远就抹掉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毛森这一生，是一块很典型的反面教材：在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十字路口，站错队，选错路，一时的权势与荣耀，总要在之后的某个时刻，付出沉重的代价。至于那句“共产党了不起，人民政府了不起”，只能算是一个晚来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