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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的出现,对于当代教育来说,既是新的发展机遇,也是新的挑战,呼吁着新的教育哲学、逻辑,理念、观念,方法、技术,以能处理好教育与AI的关系,在充分用其利、避其害的同时,获得良好教育效果。
标准化教育模式
人类教育自产生以来,经历了一个逐步形式化、标准化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机器大生产的需求进一步加速、加深、细致化了教育的标准化趋势,集中的权力结构也强化了这一趋势,形成了日益标准化的教育模式。但是,标准化教育内涵简单却比较牢固的结构,与人类的多样化天性及社会多样化需求形成天然的矛盾。
标准化教育的构成要件主要如下:第一,“崇一”观念。“崇一”作为一种普遍存在于多种文化中的观念,自古延续至今。例如孟子在回应“天下恶乎定”时,便提出“定于一”的主张。这一观念逐步渗透至社会各个领域,并具体化为教育内容、课程设置、管理模式、评价体系以及教育体制的统一性。近代以来,“崇一”在教育领域主要转化为“学历”导向,它既便于人才的筛选与流动,也进一步强化了教育标准化的动力与基本框架。持有“崇一”信念的群体涵盖政策制定者、政府工作人员、教育管理者、专业教育工作者、教师、学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成员,他们通过自身的认知、选择与教育行为,共同维系着标准化教育模式。此外,“崇一”观念还衍生出相应的教育理论与学说,为教育标准化实践的延续与拓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当然,仅当“崇一”观念及其推动的标准化教育模式对个体天性造成损害或阻碍社会发展时,才需对其进行必要的改进与矫治。
第二,权力集中。集中化的权力结构出于便于控制、提升效率及维持自身稳定的考虑,倾向于推行统一思想、统一管理、统一评价、统一内容、统一课程设置与教育教学方式的标准化教育模式。该模式依赖于国家或机构制定的统一法律、政策、体制机制及课程框架,侧重于保证所有学生接受相同内容的教育,却容易忽视个体需求差异、地域差异、城乡差异、群体差异、权力层级差异以及中心与边缘差异,从而在客观上难以实现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目标。
通常而言,在标准化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人,往往较难适应平等、民主、协商、包容的社会生活方式,倾向于追求成为“人上人”。因此,他们大多积极维护集中权力结构,并与之形成利益绑定,主张以此类权力管理体系来控制教育系统,通过逐级上收教育教学、评价与管理权限,进一步推进教育的标准化。这种机制客观上制约了因材施教的实现。
标准化教育的第三个构成要件是单一评价。以统一方式、标准与程序开展的评价是标准化教育模式的内核。教育的单一标准本身包含多个要素:统一的课程标准、标准化考试、固定的教学进度以及单一的评价体系。其中,标准化考试作为主要评估手段,催生了强调分数排名和学历认证的导向,甚至演变为“唯分数”“唯学历”的功利化倾向。这类标准往往被作为教学流程的核心乃至教育质量评价的唯一依据,出现“为考而教、为考而学”甚至“唯考是教、唯考是学”的现象,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不足,难以发展出自己的创造力。
总之,标准化教育模式在特定历史阶段曾具有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效率和扩大教育普及的积极作用。但既有观念、权力配置和评价机制共同作用所形成并强化的这一模式,会要求全体学生按统一进度学习,忽视个体差异,限制个性化探索的空间。而且,单一评价标准强化了学科壁垒,抑制了基于个体天性的多样化学习,也阻碍了符合知识内在联系的跨学科融合与创新思维发展。简言之,该模式存在压制个体天性多样化和难以适应社会多元化需求的缺陷。
标准化教育模式的各要素之间还会相互强化,形成闭环系统,致使教育过程趋于机械化和同质化。其惯性主要体现在制度层面:教育体制对标准化流程的依赖导致课程体系更新迟缓,难以回应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需求;评价体系的固化使得过程性评价、增值评价与多元智能评估难以落实,抑制了学生创造力的发展;在资源配置上,学制、师资结构和教学设施的标准化设置进一步固化了学习过程,阻碍了个性化成长所需的空间与条件的实现。
标准化教育模式及其运行惯性确实与创新人才培养的需求存在深刻矛盾。该模式通过过度挤占学生的时间空间、限制其选择自由,严重抑制了学生自主性的发展,导致许多学习者形成被动依赖、孤立封闭的人格倾向,缺乏必要的实践体验与探索机会,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难以培育真正的自主学习与问题解决能力。更值得警醒的是,耗费多年实施的标准化教育,实际却在批量产出难以适应未来社会的“标准化产物”——其所传授的知识与训练的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实际价值已大幅衰减,甚至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遇到的问题
迈入智能时代,工业化时代的教育模式与智能时代对人的发展需求出现了脱节,体现为三个方面的难题。
难题一是人格塑造危机。现在,不少孩子呈现为“被动型”与“孤立型”人格,其典型表现是,学生缺乏内在驱动力、自主性和社会责任感,习惯于被安排、被定义,在真实和虚拟世界中都趋向于孤立。其根源,一是因为当前的评价体系过于单一,以分数和升学为主导,其“锦标赛”式的竞争,挤压了学生通过内发探索自我、发展兴趣和进行社会性合作的空间。二是整个社会对孩子过度保护,家庭和学校出于安全和效率考虑,过度规划孩子们的时间与社交,剥夺了他们在试错和冲突中建立韧性、学会合作的机会。三是数字社交的悖论。线上互动看似频繁,却削弱了深度的、面对面的情感交流与社会认知能力,反而加剧了现实的心理孤立感。“被动型”与“孤立型”人格的个体难以适应未来经济对主动性、创造性和复杂协作的要求,社会将面临创新活力不足、协作成本高昂的困境。
难题二是技术适应危机。整个社会对生成式AI处于“战略准备赤字”阶段。一是应对AI的策略是“精英式”和“反应式”的,缺乏面向全体未成年人的、系统性的社会教育策略。现有措施多集中于培养少数“AI建造者”(如编程、算法竞赛),而忽略了对绝大多数作为“AI使用者”和“AI共处者”的信息素养和公民素养教育。而且,当前的教育尚缺乏AI伦理、人机协作思维、批判性使用信息、以及利用AI增强自身学习与创造力的通识教育。从课程设置、教师能力到评价标准,整个教育系统尚未将“与AI共生”的能力作为必备素养纳入。这就可能加剧数字鸿沟,导致新一代在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下,要么被AI工具主宰思维,要么被技术洪流边缘化。
难题三是教育发展范式危机,即教育模式的“外灼”与“内发”间的根本冲突。现在,教育过程更接近流水线上的“外部锻压”,如灌输、塑造、标准化,而非“内部激发”,如滋养、唤醒、个性化自觉。从而产生动力源错位的深层矛盾。因为真正的创造力、责任感和终身学习能力来源于内在的好奇心、使命感和自主性。当前的管理和评价体制如密集考试、排名、标准答案,以及分数、升学等外部奖惩恰恰在磨损人的内在动机。学生几乎成了被填满知识的“容器”或被塑形的“原料”,其自我探索、自我建构的权利和过程被严重忽视、挤压。其结果就是学生无法“自我创造”,不太能够整合自身经验、知识与热情,主动定义目标和人生路径。这种非标、多元、动态的成长路径也很难为现有体系容忍。
三个难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闭环”:“外灼”式的教育催生了“被动与孤立”的人格,导致这类人格无法适应正常生活,驾驭 AI时代,进而加深社会焦虑,反过来又强化 了“外灼”与控制。
要打破这个循环,需要一场范式革命,从注重“教育”转向关注“成长”,将教育的目标从“培养达标者”转向助力生长,养成自主创造者。
三大难题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范式与时代要求之间的断裂。解决之道不在于对旧系统修修补补,而在于勇敢地为“内发”创造空间,为“对话”搭建桥梁(包括人与技术的对话),朝着培养出既能主动驾驭技术、又能积极融入社会、更能持续进行自我创造的韧性个体。这是一项艰巨但关乎人类未来的系统工程。
与AI由冲击到共生
人工智能与标准化教育模式之间的冲突确实存在,但这只是二者关系的一面。
部分观点期待人工智能能突破标准化教育的框架,重构培养模式、评价体系和制度设计,推动教育从“标准化批量生产”转向个性化与兴趣驱动的轨道。然而,这一愿景可能过于理想化。历史经验提醒我们,正如互联网并未如某些人曾预期的彻底实现教育公平,人工智能在短期冲击现有教育模式后,大概率会与之形成新的共生关系,甚至相互促进,而非简单替代。
人工智能作为算法与数据规训的产物,其优势恰恰契合标准化教育所依赖的规范性与统一性逻辑。这与个性化教育理念以及人类长期演化形成的小样本认知模式存在本质差异。在经历初步局部摩擦后,标准化教育体系的主导方很可能会主动调整策略,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建立协作机制。届时,人工智能或将成为标准化教育体系中进行高效规训的有力工具,推动二者形成长期稳定的共生格局。
究其原因,技术工具(无论是互联网还是人工智能)在教育中具有双重可能性:既可能被部分教育者用作支持多样化、个性化教学的手段,也可能成为强化标准化教育的助手。事实上,人工智能已在教育管理与评价中逐渐成为标准化模式的有效辅助,甚至可能进一步加剧其统一性与刚性。之所以如此,可从三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具有两面性:它本质是一种中性技术,其实际效果取决于使用者的教育理念与所处的组织体系。一方面,它为实现更大范围的个性化教育提供可能,同时也可能强化标准化教育的逻辑,若运用不当,甚至可能异化为束缚个体成长的“技术座驾”,侵蚀教育中的情感体验、个性发展与成长意义。
现实中,已有不少学生、教师及管理者以损害青少年成长完整性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因此,如何引导师生及相关人员善用技术,真正提升学习效果、推动全人教育,并非技术与生俱来的功能,而必须依靠专业的教育探索来积累经验、原则与智慧。
回顾历史,在互联网尚未普及时,舆论场主要由知识精英主导;而在算法主导的网络时代,认知浅薄者却可能在信息茧房中自我固化。同样,人工智能普及之前,教育依赖经验与体验,曾培养出众多推动文明发展的杰出人才;而如今,人工智能生成的碎片化、虚拟化内容,正削弱许多人的认知能力、辨别力与独立思考力。更值得警惕的是,许多缺乏教育专业背景的人却在网络空间中扮演“教育专家”,而公众也更容易被此类煽情信息影响甚至操纵,听不进理性忠告。
因此,面对人工智能,我们必须兴其利、避其害,着力推动开发具有教育良知的智能系统,构建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数智化环境。
第二,仅凭技术工具难以改变教育的深层观念与既有体制。教育是一个融合文化、价值、原理、规律、方法与技术的“巨复杂连续体”。在这一体系中,文化、价值、原理与规律往往对方法、工具与技术起着支配性作用,而工具与技术对前者的影响则相对有限。因此,“人工智能万能论”在教育领域尤为片面。仅依靠“人工智能+教育”、热衷于构建教育大模型,或推动课程教材体系智能化,并不能解决标准化教育模式的根本问题,也无法化解其与创新人才培养之间的内在矛盾,更难以回应众多学生成长与发展的真实需求。
在教育与人工智能共生的时代,教育主体必须坚守自主性,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明确目标与标准,善用技术而不失根本。教育应善用人工智能,同时不抛弃人类长期积累的有效教育手段,尤其要重视体验、关爱与真实世界感知。教育目标不是培养记忆准确、反应迅速、极少出错的“标准应答器”,而是将学生培养成自主的创造者、未来世界未知环境的应答者。在教育标准上,必须警惕将人工智能作为衡量学生成长的尺度,避免以人类之短比机器之长;而应以人之天性所长为基准,借助人工智能服务人生目标的实现。
二、包容非标准化,保护人的独特表达。教育者应包容学生天性中非标准化的部分,接纳学习过程中的必要“混乱”,以及源自人类丰富表达方式(如“百种语言”)的非理性、个性化呈现。要保护学生的好奇心与“胡思乱想”的权利,重视提问能力与共情能力的培养,让教育真正成为滋养健全人的土壤。
三、坚持人本方向,超越工具逻辑。教育始终应以人的成长为根本,避免被技术或效率所主导。人工智能应作为拓展人类能力、支持个性发展的工具,而非塑造或评判人的标尺。只有坚持这一方向,教育才能在技术迭代中保持其人文内核,走向唯有人类才能抵达的彼岸。
第三,人工智能与标准化教育模式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动态形态。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是多层次、多形态的,教育主体与技术的共生机制也处于持续变化中。教育主体本身具有多元性:既有维护标准化教育模式的主体,也有试图改变这一模式的主体,他们及其所属组织在持续的互动中形成博弈关系。甚至在同一个个体身上,也可能同时存在追求标准化教育利益与向往非标准化成长的双重倾向。
现实中,面对升学考试的压力,一些人可能甘愿成为快速答题器与复读机;而在社会生活中,却又重视独立思考与逻辑分析能力的发展。他们既投入大量时间刷题,又不满足于仅仅获取答案,而是主动分析命题逻辑与陷阱设计,锻炼“模式识别”与“逆向思维”能力;既取得高分,又培养出人工智能难以替代的深度思考能力,避免大脑沦为机械的存储装置。能力突出的学生更善于利用标准化工具(如人工智能)辅助归纳知识点、生成记忆卡片、解析复杂概念,以此“降维打击”标准化应试要求,为自己争取更多自主支配的时间、空间与选择权。
由此可见,人工智能与教育之间并非简单的“冲击-回应”或“替代-被替代”关系,而是呈现出共生、寄生与相互利用并存的复杂动态结构。
自主创作驾驭AI
教育的本质在于点燃生命、激发兴趣、实现天赋成长,培养独立思考意识与自主学习能力,并生成不断应对复杂挑战的问题解决能力。因此,教育主体在与AI技术共生条件下的基本立场,应是坚持自主创作。
教育的聚焦点始终是人,而非技术。当前关于AI与教育的讨论中,常出现焦点偏移,过度关注技术而淡忘教育本身,其结果往往南辕北辙。唯有深刻把握教育的本质、规律与目标,明确教育者的使命,并发挥教育在AI时代特有的社会功能,才能真正破解当前教育面临的难题。
教育者与AI相处的根本目的,在于依据真实教育需求,借助AI改进教学实践,同时在推动教育借助AI迈向高质量与现代化的过程中,高度警惕其潜在风险,深刻反思AI对个体成长、社会伦理、人的价值及人文传承所带来的挑战。简言之,教育应致力于帮助学生成为AI的主人,而非其不堪一击的竞争者——这正是教育者亟需思考、探索与行动的方向。
教育应用AI必须遵循人本、法治、平权三大准则。具体而言,应依据是否有利判定是否使用,依据是否需要确定使用什么及多少,依据是否适合决定在何种情境中对何人使用。重心不在于教学生以人工智能技术,而在于引导他们善于与AI相处,善用AI促进自身成长,并在AI创设的新环境中探索适合自己的社会性发展路径。
在倡导个性化与多样化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呼应社会进步与产业变革的需求,并直面当前教育与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现在,被动性人格与孤立性人格已成为影响广泛、长久,波及深远的教育与社会问题,严重制约个人与社会的健康发展,严重影响到很多人的家庭生活和社会和谐。因此,教育必须将培养自我创作者作为重要目标——他们不仅是知识承载者,更是兴趣驱动的主动学习者、探索者与创造者;他们能认识自我、充满激情、具备见识与责任感,最终成为能自立立人、自育育人、自觉觉人、自助助人、自动动人、自律律人的健全公民。
文源 | 教育思想网(2026年1月23日)
作者 |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现代教育研究院院长,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校史志分会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文化分会学术委员、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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