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到建国前夕的川南回忆21：马中岁月

我于1941年2月回马边接办马中。

当时学校的情况是:

学校校址在西街前清的守备衙门。

校舍陈旧而狭窄，只有教室两间，男女生寝室各一间，教职工寝室四间。

一间约四十平方米的敞厅原来是衙门的大堂，现在就算是礼堂了。

学校无图书馆、实验室、运动场。

上体育课得到公共体育场去。

唯一的运动器械是一只篮球。

学校开办时招生一班一百O八人，现还不到五十人。

本期又招了个预备班，有学生二十多人，共计七十余人。

学生年龄一般偏大，有二十出头的。

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离开小学多年，男的多在社会上流荡过来。

他们呼朋结伙，讲袍哥，拜把子，抽烟，喝酒，也赌钱，习气很坏。

我到校的当天，就有个学生在校后山坡上放手枪，据说是“向新校长放欢迎炮"。

教师有专任二人，一为教务主任刘荷生，原为县政府科员；一为训育主任兼体育教师张育健，是重庆大学体育科毕业的。

另外有兼任教师二人，资历都不合格。

职员有事务主任、会计、文书各一人。

当时住在学校的只有刘荷生和一个文书，刘有大烟瘾，身体不好，早上起不来。

会计萧泰香在我来校不久后就到彝区赶烟会去了。

整个学校没人管，学生迟到早退，打架闹事的事不断发生。

家长呢？

有这么一个例子:

一天，一个外地来的女教师正在上课。

一个尖嘴猴腮，面皮青白的中年男人走到教室窗前，向其中一个小男生支支嘴。

那学生把课本一合，站起来就走。

她诧异地问道:"你要干啥？"

那男人笑笑说:"先生，这是我的娃儿，我叫他去进步。"

她以为“进步”总是好事，何况是他父亲亲自来叫他，就让他去了。

下课后，她到办公室谈起此事，本地同事哈哈大笑说:“进步就是参加袍哥。这在以前叫'引进'。现在袍哥也学着用新名词了。"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怎么办呢？

前任贺昌群先生筚路蓝缕，开办这所学校是付出了很大的辛劳的。

他是个既有丰富学识，也有高尚修养的学者。

对学生的教育，他主张德化，以自己的言行为学生表率。

我到校时，贺先生已去，我没有见到他，但在学校校长室外的后厅，他留下的一幅丰子恺画的《移兰图》和一副对联，犹有这种风范，给我的印象很深。

但他在学校时间太短，而学生不良的习染又太深，几乎没有多少影响。

我想:“治乱世，用重刑”，在眼前这么一种混乱的局面中，不采取断然手段，首先理顺局面，德化教育是难以实现的。

于是，我首先制订一系列规则，禁止学生抽烟、赌钱、喝酒、打架、拜把子、操袍哥、自由进出学校，以及教室、寝室必须遵守的规则等。

开始时，没有多大作用，这是因为一些学生恶习已深，积重难返，再加上班上有几个年龄较大的结成一团，操纵一切。

其中有个姓吴的学生仗恃其家在县上有些地位，尤其横豪。

一天晚上，刚上自习时，有学生来要求不上自习，上街去看魔术表演。

我没同意。

姓吴的学生就在下面鼓噪，裹挟一些学生，一哄出校。

我立即宣布将这个学生开除。

下一天，有两个校务委员也是地方上有面子的士绅来向我说情，要求我收回成命。

我坚决拒绝了。

这件事在社会、家长和学生中间引起的震动很大。

以吴为首的团伙无形解散了。

凉山峨峨，马河汤汤，大哉吾校，肇造其旁。 劳动、创造、战斗， 自觉、自治、自强。 同心同德，相亲爱相相将。 要作光明先导，挽边区滔天罪恶之狂澜。

这是我到校不久写的校歌歌词。

它大体上概括了我办马中的指导思想。

说“大哉” "挽狂澜” "作先导”都有些夸大。

但我以为在那么一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里，为了唤醒青年学生们对时代和家乡的责任感，夸张一些，是有好处的。

稍后，我把它加以概括提炼，提出了我办学的总的纲领“四自精神”，即自觉、自尊、自治、自食其力。

自觉，首先是要学生认识到自己是个人，不同于一般动物但凭本能生活。

要明白人生的意义、价值之所在，知道如何做人，恪尽人应该尽到的责任；

其次是要认识到现在国家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大搏斗的关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国民，我们的责任就是自觉地为抗战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至少不做有害国家民族的事情；

再次，作为学生，应该自觉地履行学生的义务:努力学习，尊敬师长，遵守校规，团结同学，做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自治，对学生来说是变被动为主动，对学校来说是变消极管理为开发学生积极的自我完善的能力。

我于到校的当期，首先发动学生成立学生自治会。

此后，举凡学习、生活、劳动、旅行、集会以及举办大型的游艺活动，都在学校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学生会的作用。

这还不在于减少学校和教师的麻烦劳累，而更重要的在于可以充分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培养他们的工作能力，使他们的才能得到更全面的发展。

关于这一点，我以后还会详细地谈到。

自食其力，这一要求是针对马边特殊地理情况提出来的。

边地经济落后，人民都较贫困。

一般子女在小时都要参加家务劳动，生活上颇为能干，其本质是好的。

但由于文化素质低，犷悍好斗，加以烟、匪、袍哥的影响，遂相率滚入"三客”的邪途。

为此，我特别重视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劳动习惯，并尽可能使他们得到一些劳动技能的训练。

我想:学生家庭大都贫寒，毕业以后要是不能升学，进入社会后有个正当的谋生本领，就不至于再走入邪途。

当然，我这只不过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不过在当时我却是很认真的。

学校地势逼仄，房屋陈旧，墙壁灰暗斑驳，院子里寸草不生，实在不像个读书的地方。

为了使它看来顺眼些，让学生心灵受到美的陶冶，我先对校内环境做了整顿。

我把前后院几片土地划拨给一、二班，要他们负责开辟为花园。

他们利用星期天下乡砍回细竹，编扎成园子的栏杆；把土地挖松，垒成花坛，而后栽上紫荆、玫瑰、香橼等花木。

这样，枯燥的院子里看来就多少有些情趣了。

对于墙壁的装饰，主要是发动学生做木刻标语牌。

木板、油漆由学校提供。

标语内容多是古今格言，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劳而获的生活是罪恶的生活”等。

此外，还刻制了些七尺左右长的对联。

挂在礼堂讲台两侧的一副是:

艰苦忠贞，擎一方光明火炬；

勤劬奋励，树百载教化风流。

“艰苦忠贞”“勤劬奋励”是表示我们的决心；至于"擎火炬" "树风流"则是我们的愿望，也不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之义罢了。

这些漂亮的木刻标语牌醒目地挂在教室外和礼堂的墙壁上，学生们天天见到，无疑对于他们是有些启迪作用的。

事过半个世纪的今天，一、二班学生都已头白了，但这些标语他们大都还记得。

学校范围太小，下课后学生活动不开，乱哄哄地好像一个蜂桶。

为了扩大校地范围，给学生提供一个适当的活动场所，我们决定向紧靠学校后面的山上发展。

山上原有节孝祠和文昌宫两座寺庙，都已残破，没有住人。

登上坡顶，只见后接营盘山，前面可以俯瞰马边城市和绕城流过的清澈的马河，形势很开阔。

坡顶上有一片比较平坦的土地，堆满乱石，长着丛丛的杂草，把它开辟出来，做个篮球场是满可以的。

但从学校上来，没有路，于是我们决定先修路。

我把这一计划向学生宣布，立刻得到他们热烈的响应。

学校没有工具，所有锄头、铲子、镰刀以及撮箕等用具，都由学生从家里带来。

我和体育教师张育健先生把坡地分为四段，由四个童子军中队各负责一段，进行比赛，看谁完成得最快最好。

结果我们原估计需一个星期才能完成的，由于学生们热情高，干劲大，只两个下午就完成了。

这是一条宽不过一公尺，长约七八十公尺的土路，路面也很粗糙。

但这是学生们第一次劳动的成绩。

他们表现出来的积极性是使人鼓舞的。

下午放学时，我宣布把这条路命名为“先驱路"。

我问学生:

“先驱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

一个学生回答:"先驱就是打先锋。"

我说:“对！我希望你们将来成为马边社会改革的先锋。"

野外活动都在星期天举行。

我们几乎把星期日变为星期七。

这是因为马边社会风气不好，一上街只见茶馆酒店多是歪戴帽子斜穿衣的“三哥” “二哥”。

社会上除了晚上有时有袍哥们在茶馆里打围鼓外，没有正当的娱乐。

学生回家去，也不会受到什么好的影响。

于是学校尽可能为他们建供一些有益的活动。

最常搞的野外活动是野餐。

办法是学生每人从家里带来一碗米、一块柴、一羹匙油，还缴少许钱买黄豆和调料。

一到乡下，找个依山临水的地方住下来，就分头活动。

女同学们多是烧火做饭，弄菜；男同学则磨豆子，搞采集。

而大家最高兴的莫过于到溪里捉鱼。

这往往是不分男女，一齐出动。

人们从山坡上挖来苦葛根，就溪水汇积为深潭处，把苦葛根捶捣，揉洗。

苦葛的白色乳状液汁混入水中，一会儿，鱼中了毒，开始在水面浮游仰白，于是人们便开始捉鱼了。

女生只在下游浅水处蹚着水，捉些小鱼。

大鱼是不轻易浮面的。

有些水性好的男生一个猛子扎下去，一会儿浮出水面，手里擎着一条一尺上下的大鱼。

手一扬，鱼落岸上。

鱼在蹦跳，人在欢呼，溪上响彻了学生们的青春欢笑。

再有一种野外活动是爬山。

在头两年中，我们几乎爬遍了马边城区附近的高山。

最有意思是爬莲花山。

这是一座像屏风一样矗立在城东的高山。

山峰作莲瓣形，正当日出之处，因此称为“莲峰吐日"，是"龙湖八景"之一。

星期六下午，当我把爬莲花山的决定向学生宣布的时候，山头上天空的彩霞还和他们的笑脸一样光辉。

但是一到夜里就下起雨来了，这雨是典型的秋雨，不大不小，淅淅沥沥地落了一夜。

到早饭后，雨止了，但天空仍很灰暗，院子里到处是水洼。

学生们三五成群地在其间喧嚷。

一见我就说:

“校长，天晴了啊！"

"不成。你们看:天空的黑云跑得多么快。"

"不会下大雨的，莲花山都亮开了。"

果然，先前为雨雾遮蔽的山峰这时已现出来，但在山腰里却横着一抹白雾，好像先前的帽子褪下来变了带子。

我集合起学生。

我们的问答是很简单的。

"真的要去吗？"

“要去！"

“落雨呢？"

“我们不怕雨！"

“对！"

我也高声说:“马中学生是无畏的！"

十分钟后，我们都换上草鞋，背着斗笠，提了一个口袋，就出发了。

大家走着，频频仰望天空，似乎有种奇怪的心理，希望下雨，而雨，也并不意外，一会儿就下起来了。

爬到半山，雨愈来愈大。

山岑空寂，只听到一片萧萧的雨声。

挟上风，如麻的雨脚便飘忽不定。

我们的竹叶斗笠实在不顶事，除一头两肩外，几乎全身的衣服都给打湿了。

我和张育健先生为了照顾较小的学生走在最后，不知怎么一来就迷路了。

蒙蒙的雨雾笼罩在我们四周，模糊了我们的视线，只见蒸汽状的白雾在我们身边奔腾，近旁的树木也在浮动似的。

我们吹口笛，又大声呼喊，但除了风雨声外，没有什么反应。

到中午时候，我们才到达峰麓的一户农家。

雨已经停了，学生们也陆续聚拢来了。

到此才知道我们的队伍在风雨中完全失散，分成好几个小组，而且有的组迷失更甚，被雨也淋得更惨，大家又冷又乏，不过兴致还是很好。

大伙挤在昏暗的灶房里，围着一堆柴火，争话着各人有趣的经历。

休息中，我们向房主人购得三升包谷、一升黄豆，于是一部分学生开始做饭。

其余没事的便嚷着再向上爬。

雨虽是停了，但地面泥泞，树叶上饱蓄着晶莹的雨珠，一触动树枝，便像雨似的落下来。

岩上，由于苔藓和腐烂的树叶极其容易滑跌，我们只得像兽类一样地爬行，好不容易才到达峰顶。

山上全是茸茸的蕨类植物，深过人膝。

山前面，好像就在人的脚下，是带状的马河和玩具一样的城市房屋； 而在山后，放眼一看，是重重叠叠的荒凉山谷，看不见一户人家一块开垦过的土地。

所有的是望不断的黄草和原始的寂静。

学生们指手画脚，议论纷纷:“这是一块多么好的游击区啊，要是日本人来了，我们就把这儿作为抗日根据地。"

但是，我却别有所思。

我想，这广阔的土地是良好的牧场，其间也有不少的是可耕之地，却被完全荒弃了。

要是我能率领起这批矫健如猿的学生在这里自建屋，自耕耘，自教育，该是很有意思的吧？

当然，我也明白这不过是一种空想。

不过，我确信人类必须“劳而后食"，确信"不劳而获的生活是罪恶的生活"。

因此，我主张不仅须接受"自食其力"的思想，还须获得实践这一思想的训练与技能。

归途上，泥路滥滑，我跌了好几跤。

马中学生流动率很大。

第一班招生一百O八人，毕业时仅二十八人，占入学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以后各班招生都只二三十人，毕业时都不及十人，其比例也大抵相同。

学生流失大的原因，有的是学习成绩差，跟不上班。

学校对学生学习要求很严，凡学年考试成绩三科不及格的都得留级。

有些学生一留再留，失去信心，便自动退学了。

也有的是因为家庭有困难，家长不让读下去。

对于这种学生，学校是尽可能设法予以帮助，如给家长做说服工作，给予一些钱物的补助，或者安排他们在学校做些临时工作。

学校从1943年起，没有设专职文书和事务员，而把一名职员的薪金供给两名在校学生。

有几个品学兼优而家境困难行将失学的学生，都因此得以继续读书，直到毕业。

而更多的则是因为本人年纪大，社会习染深，读书本无兴趣，只因好奇，来校试试。

这种人怎么也安不下心来。

有这样一个例子:

学校农场有两只羊子被盗，向县府报案。

县警察所一查，原来盗窃者是二班一个姓杨的学生。

杨已十六岁了。

他的父亲是一个"滚龙"，家里开鸦片烟馆。

他从小受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也染得一身流痞气。

提劲打靶，惹是生非，屡教不改。

他在把盗得的羊子卖掉后，拿着票子，招摇过市说"老子们有的是钱，随便耍！"

他在一夜之间就把钱吃喝赌博花得精光。

当警察去抓他时，他酣睡未起，还提劲说:“你黑二队几支破枪算啥， 看我给你扯来摔了！"

这个学生终于被开除出校了。

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教育的力量太微弱了。

我们要以几个人的力量去抗衡一个社会风气对他的影响真是谈何容易！

但是我仍觉不安。

对于这个学生我确实尽到了一个教师的责任了吗？

我想，教育工作好比做庄稼，"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禾苗长得好不好，固然天时地利有原因，但起决定作用的还在人和。

要是人力未尽，甚至揠苗助长，那就"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对于这个学生我因失掉耐心，曾多次对他体罚，这可能引起他的反感，促使他更向反方面转化。

在马中前期，受到这种粗暴态度对待的还有多人。

上前年，我曾向一个学生当面道歉。

他一笑说:"那是校长望我们好，恨铁不成钢。"

看来他完全谅解了我，但我对自己却毫不原谅。

直到今天，我还感到深深的悔恨。

我在马中遇到的挫折有政治方面的，也有经济方面的。

在政治方面，由于我不喜欢作无谓的交际应酬，对马边那个乌烟瘴气的社会尤其深恶痛绝，这已使得有些人有"非我族类”之感了，而在办学上我的一些主张和措施尤其使人觉得异样。

1942年春，首先由马边县党部书记长李岫云发难，向四川省政府告我一状，说我有“异党嫌疑”。

理由是学校没有开设公民课，图书室内有“反动书籍”，如《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等。

省府批转马边县政府查办。

县长贺德府亦因为我平时对他不很恭顺，对我不满，乘机向我施加压力。

但是他们也明白单凭这两点还不能给我扣上一顶红帽子，而且学校在我主持下的一年多中，已取得明显的成绩，得到家长和社会的支持，他们要赶走我，是不得人心的。

曾经有这么一桩奇怪的事例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一天晚上半夜过后，马中一班学生冯孟颀和莫文金看见院子里有电筒光闪亮，又听到有杂乱的脚步声，他们觉得奇怪，出去看看。

可刚走出房门，两支手枪管子便抵在他们胸前，喝问他们是干什么的。

两人吓得直打哆嗦。

原来这是李双林和他的弟兄伙。

李是马边有名的"三客”英雄，凭贩烟、抢劫起家，成为当时马边最有力的一个武装团伙。

县长贺德府为了安抚和利用他，委任他为县侦缉队的大队长。

这一晚半夜，他听说有人从营盘山下来进入马中校，所以他带人前来查看。

下一天，李双林又来校见我，向我道歉，说昨晚他们担心有坏人来学校捣乱，所以特来保护学校，请我不要误会。

他说他小时候因为没读书，所以才走上这条路。

他对学校办得有成绩表示钦佩。

还说学校经费有困难，今后他可以提供一些帮助(所谓"帮助"是真是假不知道，因为此后不多久，李因十分专横，与手下弟兄伙火并，被一阵乱枪打死了)。

我们办学力反烟、匪、袍哥，而烟匪袍的李双林却要保护帮助学校，这在边地是奇怪的矛盾统一。

大约也是这个奇怪的矛盾统一的作用吧，贺德府也没认真"查办"。

他只是要我和学校教师都加入国民党，"以明心迹"。

我把这一情况告诉教师们。

一位女老师一听就火了。

她说:"岂有此理！我为啥要受这狗夹夹的辱？我不在你这儿教书就是了！"

其他教师也很愤慨。

我觉得很矛盾，接受吧，受不了这肮脏气；拒绝吧，又觉得对学校感情上有些难割难舍。

学生们知道都慌了。

他们来围住我说:“校长，你们走了，我们咋办呢？"

我的心软了。

我向教师们恳求说:“为了学生，我们就做点牺牲吧！"

最后，教师们同意填一张入党表，此外不承担任何义务。

我在马中先后七年，始终没让国民党和三青团的组织和活动进入马中，学生也没有一个人参加三青团的。

在政治上，我们基本上顶住了。

然而，经济上的压力却把我们摧垮了。

马中经费来源主要是学校创办时报经省府批准随牛羊税附加征收的"兴学乐捐”。

马边是山区，向来重牛羊的饲养。

抗战以后，边区经济畸形发展，牛羊的需要激增，本地不足供应，便常从西昌、云南贩进大量的牛羊。

牛羊市场兴旺，牛羊税的收入也大大增加，因此学校的经费应是不成问题的。

但它的主权不在学校，由校务委员会管理。

税收采取承包制，而承包的都是地方当权人物或他们的代理人。

这些人都是些"大嘴老鸹”。

在承包上既要手脚，从中渔利，就是按预算应交学校的也随意挪用，拖欠不交。

教师工资不能按月放发，一拖两三月。

而尤其叫人为难的是学校因在边地，待遇低、生活苦，为了给教职工一点照顾，向来由学校供给伙食，常常因为领不到钱，无米下锅，弄到断炊的地步。

到1945年下期，我终于支持不下去了。

这一年，我培修了“留青院”。

原来发起的"万人三百元运动”捐款没有收齐，而收到的钱又贬了值，结果入不敷出，欠了工匠的钱。

我向县府要求解决，县府不承认。

我一气之下，接连向县府写了五通辞职呈文。

到这年寒假时，我就坚决离开马中了。

我离开马边后，先在成都光华大学附中教了半年，继在第五中学教了一年半。

马边中学在这两年中间先后换了四个校长，学校每况愈下，地方人士又来找我。

我呢，在感情上也忘不了这所我曾为它奋斗了五年的学校，于是于1948年2月，再返马中。

这时候，国民党政府发动了全面的内战，经济急剧恶化，政治更加黑暗。

连马边这样闭塞的地区也有特务活动。

学校原来的一个女会计常不在校，我把她撤掉，改任马中二班学生李。

这女人和特委会主任曾庆乔有关，她向他报告马中图书馆有"反动”书籍。

曾又向县长王德报告。

王找我到县府去质问。

我说:"这是个老问题了。前任贺德府县长就曾查问过。这些书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生活书店公开出版发行，而在学校开办时由国民政府参军长吕汉群捐赠的。上面盖有吕参军长汉群捐赠的印记，可以复查嘛。"

他仍蛮横地说:“现在是戡乱时期，不管是谁捐赠的，只要是反动书籍都要查禁！"

在这之后，曾庆乔曾支使人暗中侦察一个姓肖和一个姓杨的女教师，但也没捞到什么。

这个时期，我感情上最伤痛的是冯孟颀之死。

冯孟颀是马中第一班学生。

他的父亲死得早，家境贫穷。

他幼年生活坎坷，因此性格沉静，显得早熟。

他很能干，学习也好，是学校的公费生。

学校因为经费拮据，职员少，只有一个会计，一个文书。

平时忙不过来，他在课余也参加服些公务。

到三年级时，会计另有高就，走了，孟颀就正式兼任起会计来。

所以，他不仅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同事。

当时，学校经费困难，我们处境艰苦，他不仅了解最深，而且亲身感受得也最切。

他的工作是最麻烦琐碎、最吃苦不讨好的。

为了讨索一点“米津”和牛羊税附加的"兴学乐捐”，他经常奔走于县政府、田粮处、县参议会，甚至茶馆和牌桌之间，到处碰钉子，但他从不灰心，也不抱怨。

1943年暑假开始时，第一班毕业生纷纷离校，孟颀本来已决定上成都升学，但因他主管的工作没有结束，还没走。

直到他离校的前一天晚上，当他把账目结清时，已经夜深了。

他来对我说:"校长，外地要走的教师的工资都付清了，可是，明天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了。"

我默默地抽一口气。

“怎么办呢？"他问。

我说:"你不用管。明天，你就动身去成都吧，迟了赶不上报考了。"

他红着脸，显得很激动，但说话却有些嗫嚅。

"学校这么恼火，校长也有困难。我不想去升学了。"

"不，去吧！学校现时还有我，将来就在于你们。"

是的，当时我对于这批青年是怀着莫大的希望的。

特别是孟颀，他为人沉毅好学，多才多艺，性格又极其朴实，将来定是有出息的。

我极力鼓励他去成都考一所好的公立中学的高中，以便将来继续深造。

他到成都后，首先考上省立成都中学，后来又考上省成师。

他决定读省成师。

他写信告诉我说，这一来是为了少花钱；二来，学师范将来做个教师，以好帮我一把力。

我想，这也好。

我只需再撑持七年，这支火炬便可由他来接替了。

谁知，这时候可怕的结核菌已经侵入他的肺脏了。

他自来身体单薄，脸色也很苍白。

入省成师后，开始有些咳嗽，这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一年后，忽而吐血且一发而不可止。

但他却瞒住我。

1943年寒假中，学校有个教师上成都，到学校去看他。

他正卧病在床。

这个教师坐在他的床前，眼看他一咯一口鲜血，床前放个瓦痰盂，一会儿就吐了半痰孟。

他的脸色灰白，肌肉松弛，眼光也有些暗淡。

他喘着气，眼泪纵横地对这个教师说:“我这一辈子怕算……我对不起校长！"

这消息是半月后这位教师从成都回来向我说的。

我当时像掉进了冰水里，从脚下一直凉到深心。

又过了约一个月，他休学回来了。

他的家在马边荍坝乡。

他在学校休息了几天，他母亲派他弟弟孟承来接他回去，而一去就没有再回校来了。

在这以后的两年多中，听说他的病时好时坏，感情也喜怒无常， 显得很反常。

我曾一再写信鼓励他，要他振作起来，战胜疾病。

但是我也清楚地明白，结核菌正在无可救药地销蚀他的肌体，忍不住要感到失望。

我觉得他的生命正像一只断线风筝，越来越显得摇落。

最后，当得知他的死讯时，只不过使我觉得这只风筝终于坠下来了。

孟颀的同学们要为他举行追悼会。我说什么呢？

重回马中后学校的困难依旧，而世事却愈来愈使人感到失望。

我只将我的愤懑与哀思化为一副挽联:

先驱路冷，好望亭荒，树木十年成底事；

黑海波翻，华胥梦断，抚膺一恽哭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