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韩复榘遭诱捕，西北军众将向冯玉祥求救，冯：功过自有定论

1938年1月24日的武昌城夜色阴沉，长江水面昏黄如铁。就在这天夜里，48岁的韩复榘在一间守卫森严的屋子里，被悄无声息地结束了性命。外界只知道他“失职”、“撤退”、“违令”，很少有人去追问，他在被捕后的十几天里究竟做了什么，又向谁伸出过求援的手。

有意思的是，在那之前三十多年，一个穷困落魄的河北青年，曾在军营里对上司半带感激地说过一句：“冯营长，若不是您，我早饿死在路上了。”而三十多年后，当一些西北军旧将匆匆向这位昔日“冯营长”，也就是西北军总头领冯玉祥，请求出手拯救韩复榘时，冯却只给出了一句冷冰冰的话：“功过自有定论，吾人不能予之挽回。”

这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像两块冷硬的石头，横在民国军政史的路口上，不大好绕开。

一、从咸菜缸到“十三太保”：两人的缘分从哪来

故事若只从1938年说起，很难看清其中的曲折。时间往前推回到1900年，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天津、保定一带烽烟四起，义和团风声日紧。

韩复榘出生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初五，河北一个略有薄产的家庭。家境谈不上富贵，却不愁吃穿。他叔父早年给京奉铁路当过工头，会几句洋文，回乡后颇有“见过世面”的派头，这种洋气在当时却是要命的标记。

义和团认为通洋文、替洋人修铁路的是卖国“二毛子”，韩家叔父被拖上街，当众砍杀。接着就是抄家、搜人，打算一家子“杀净祭旗”。那会儿韩复榘正在村边河里同几个少年光着身子玩水，压根不知道家里已祸从天降。

邻居赵宝德的母亲听说韩家出事，急得脚都发软，连滚带爬地跑到河边，把韩复榘拎上岸，塞进自己家院子里的大咸菜缸里躲避。就是这么个又腌菜又躲命的地方，把这个后来叱咤一方的军阀给留了下来。

这场劫难之后，韩家一夜衰落，叔父死，家产散，靠着当私塾教师的父亲支撑全家九口，生活捉襟见肘。照理说，挨过这么大的变故，儿子应该懂得紧日子怎么过，偏偏韩复榘长大后却染上赌瘾。1910年临近年关，因为欠赌债，怕被追债的打，索性连夜离家出走，打算往关东投奔做买卖的大哥。

路上盘缠很快花光，还染了风寒，一度在客栈里发高烧，命在旦夕。一家杂货铺的掌柜看他可怜，给他熬粥、抓药，要说这一路，遇到的好人真不少。病情稍有起色，他心里反而一度灰透，半夜溜出杂货铺，到村外乱坟岗一躺，准备等死。冬夜一觉醒来，已有好转，又挣扎着回去继续赶路。

就在这种近乎“撞大运”的漂泊中，他遇到了一个算命瞎子。这位瞎子说得简单：“你这命，投军才有出路。”韩复榘直摇头，说没有人引荐，军营怎么进？瞎子却笑了，自己常年在军中给兵丁算命，对军官也算熟，愿意写个条子做介绍。命运有时就是这么拐弯，他凭着一纸条子，竟真混进了新军。

不久后，他被分到新民府新军第二十镇四十协八十标第三营，营长年轻、精干，姓冯名玉祥。当时的冯玉祥只不过是清末新军中的一个营长，却已经在暗中接触革命思潮，搞起秘密结社“武学研究会”，讨论改造中国的事。

韩复榘会写字、会算账，一下子就被冯看中，调到身边帮忙文书、管账务，逐渐变成心腹。在这批早年追随者里，后来军界称为“冯玉祥十三太保”，韩复榘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只看这段经历，双方关系当得起“生死与共”四个字。辛亥前后局势一变再变，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冯玉祥所在部队曾卷入潮流，后因形势逆转，起义失败，冯、韩等人一度被押解归案。押送回霸县时，掌管刑房的是韩复榘当年的一位玩伴，对他颇有几分旧情，夜里偷偷将其放走，还出车送他回乡。而冯玉祥则在途经南苑时被陆建章截留，从此又走上另一条道路。

等到冯玉祥在军界重新起势，韩复榘很快又“回炉”到冯的部队里，继续做亲信。早期革命风潮中，两人既是上下级，又是盟友。那时若有人说，三十年后韩复榘有难，冯玉祥会不肯救，估计当面没人相信。

二、西北军内部裂痕：从北伐同袍到中原反目

时间来到1920年代，北洋军阀局面渐露败象，南方革命力量北伐，一波又一波。冯玉祥在1924年北京政变中一举成名，控制京畿，号称“基督将军”，成了各方拉拢的对象。

此时的韩复榘，已经在西北军里爬上高位。北伐战争期间，冯玉祥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向北方进兵。韩复榘因为作战能力尚可，又懂得配合政工，一度被冯任命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负责津浦路北段作战。

在这一阶段，他与中共组织有一定接触，在北方一些地区的攻坚战中，依靠地方群众和地下力量，打得奉系军队节节败退，北京、天津一线的奉军被打得颇为狼狈。从战功上看，这时的韩复榘是西北军的锋锐之将，很受冯的信任。

不过，有功不等于没问题。到了1929年前后，形势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要对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动手。当时冯玉祥表面上与南京中央合作，心里却自有算计。他派韩复榘率部西进，名义上助蒋讨桂，暗中却下密令：部队最多到武汉，不得继续南下。

冯的意思很简单，一是保留自己实力，二是防止部队被调离控制区域。可是到了武汉后，蒋介石亲自出面做起拉拢文章。

蒋的手法一贯老辣——单独召见、浓情厚意、给予头衔。他当面任命韩复榘为“讨逆军第三路总指挥”，对其极尽笼络之能事。一个在军界爬了十多年、出身寒微的军人，被最高统帅单独召见、亲自重用，心理上的冲击可想而知。

韩复榘一时“受宠若惊”，对冯玉祥此前的军令抛在脑后，另起炉灶跟着蒋部南下，与桂系作战。冯在后方得到消息，气得不轻，一边电令韩复榘立刻返豫，一边在内部痛骂他“不守军纪”。

这一次违令表面上还算收得回来，韩终究在后续调动中回到了豫西，并未继续往南。但在冯、蒋两人心里，一粒怀疑的种子已经埋下。冯觉得这位旧部信不太过，蒋则觉得这人可作为分化西北军的棋子。

到了同年5月，局势骤然恶化。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矛盾全面激化，中原大战爆发。

大战以前，冯玉祥盘算的是“退居陕西”。在他的设想里，只要西北军能退到陕北、关中立足，再联合晋绥地区的阎锡山，和南京中央分庭抗礼，自己就不至于被一口吞掉。

然而韩复榘看法完全不同。陕西地瘠民贫，连年灾荒，既缺粮草，又不易补充兵员，这么大一支部队退到那里，相当于主动钻进“困口”。另外，阎锡山一贯八面逢源、深藏不露，在他眼里是个典型的“两面派”，靠不住。韩更偏向于与蒋介石妥协，保住自己的地盘。

双方在这件事上争执不下。冯坚持西退，韩执拗不愿。最后韩干脆带着主力往东一拐，到了开封，公开通电拥护南京中央，倒向蒋介石阵营。这一举动不仅撕裂了西北军，也直接动摇了冯玉祥的军事布局。

中原大战打到后期，冯玉祥、阎锡山一方节节败退，兵力消耗巨大。韩复榘的倒戈无疑给胜负加了重重一笔。战后，蒋介石不得不承认他在山东的实际控制力，顺水推舟，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主席，让他以半割据的状态在山东“坐庄”。

韩的“北天王”名声，基本也在这个阶段坐实——既不完全听南京指挥，又不肯彻底服从中央制度。这时候再回头看当年河边的少年、营里的文书，就有点恍如隔世。

三、山东十年与1938年的诱捕：旧账新仇一起算

1930年代前半期，韩复榘在山东执政，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比较独立的“军政王国”。

在行政任命上，他对中央派下来的黄埔系军官极其冷淡。哪怕是蒋介石重点栽培的人才，到了山东，也往往只被任命一个少尉排长的闲职，既没有兵权，也插不上手。当地人干脆给韩起了个绰号——“北天王”，意思就是“北边的天子”，眼里不太认南京。

更麻烦的是军政边界问题。中央希望通过宪兵和交通系统插手地方控制，而韩复榘对“中央宪兵在山东车站、码头执行检查”一事坚决抵制，屡屡拖延敷衍。双方矛盾一点点拉长，虽不至于公开翻脸，却早已埋下裂痕。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全面开始。蒋介石在布局华北防线时，一方面任命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让他负责正面迎敌，另一方面不得不继续倚仗韩复榘把住山东。这两将军彼此都看不顺眼，蒋介石多少也有点“坐山观虎斗”的意思。

从军事地形看，山东是一个难守的战区。平原开阔，海岸线长，铁路纵横，一旦日军突破华北正面，山东沿线很容易被快速穿插切割。韩复榘在面对日军攻势时表现得相当保守，甚至带有明显的“避重就轻”意味。在济南保卫问题上，他权衡再三，最终选择主动放弃济南。

1937年12月，济南弃守以后，韩率部退往河南曹县一带。南京方面对山东失守极为不满，蒋介石也在寻找机会“问责”。与其说是因为这一城一地，不如说，诱捕韩复榘，是处理多年积累的政治矛盾的一个节点。

同年年底，蒋介石从徐州方面发电，要求韩复榘前往徐州参加军事会议。韩本人心里并不踏实，一方面担心为济南失守背锅，另一方面也隐约感到蒋对自己早有不满。因此他只带了一个连的警卫随行，算是给自己留一点底，但又不敢公然拒绝命令。

不久之后，会址突然改为开封。地点改变，气氛自然更紧张，他开始犹豫是不是要找借口推托。这时，老同僚钱大钧出面劝说。钱曾任冯玉祥部重要职务，后转而投向蒋介石，既熟悉西北军圈子，又在南京站稳脚跟。

“韩老弟，别多心，真要拿你问罪，还用这么麻烦？”类似的宽慰话，想来钱不会少讲。韩复榘最终相信了这个“老朋友”的保证，前往开封参会。

会议第一天，气氛出奇地平静。蒋介石言谈举止都很客气，既不翻旧账，也不当面指责，看上去另有打算。到第二天，会场外突然响起防空警报，众人纷纷急着寻找掩蔽之处，现场一片混乱。

就在这乱中，钱大钧拉着韩复榘往一辆装甲车里钻，嘴上恐怕还在催促：“快上车，外面危险！”等装甲车门关上，韩复榘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自由。后来传出的说法中，他曾当面破口大骂：“钱慕尹！你出卖朋友！你真不是个东西！”

从开封被秘密押往武汉、再转到武昌，这位山东“北天王”名义上仍是高级将领，但实际已成阶下囚。南京方面给他的罪名很重：“目无中央”、“违抗军令”、“擅自撤退”、“强索民捐”等等，既有政治罪，也有战时责任问题，还有地方统治中的黑账。

这里就牵出一个关键问题：在被捕后十多天里，他有没有设法自救？答案是：有，而且方向还算精准——他想到的是冯玉祥。

四、“功过自有定论”：冯玉祥为什么拒绝救人

韩复榘被捕的消息，在西北军旧系中传开得很快。许多曾经在冯麾下共事的将领，对韩的性格、出身、旧情都有了解。有人认为，这毕竟是早年跟随冯玉祥出身入死的老部下，虽然中途反水，但当下是民族危亡之秋，如果能劝蒋介石宽恕一二，或许还能留其一命，在战场上与日军拼命，也算折抵功罪。

于是，众多西北旧部几乎本能地想到去找冯玉祥。无论从资历还是声望，冯在国民党军界都有一定话语权，尤其是在西北军系统中，他依然被视为“老总头”。若由他出面在蒋介石面前说几句情，或许会有转圜余地。

然而冯玉祥得知这一请求后，回答可谓坚决。他说：“功过自有定论，吾人不能予之挽回。”这句话表面上很客气，实际已表示绝不出手干预，韩复榘的死活，他不准备承担任何责任。

这一态度背后有几重考量。

其一，是情理账。就感情而言，两人早年同在新军，从营长与营属的关系一路走来，冯玉祥的确曾提携过韩。但1929年以后，韩复榘两次与南京中央“眉来眼去”，特别是中原大战中那次出走开封、通电拥蒋，在冯看来等于当众抽了自己一记耳光。这种“背主”之恨，不会因为隔了几年就烟消云散。到了1938年，旧怨与现状叠加，冯要他为当年的选择承担后果，完全合乎人之常情。

其二，是政治账。1938年时，冯玉祥本人已经不再握有成建制的军事力量，更多以政界、上层身份活动。在国共关系、抗战大局中，他虽然还有一定影响，却远非1920年代那种“兵强马壮”的局面。

在这种条件下，他若为了旧部强行干涉，等于公开与蒋介石作对。这种“顶牛”会形成几重效果：一方面让南京方面怀疑他别有用心，另一方面也可能牵连其他西北系人物的处境。按冯自己的说法，“救韩复榘便是因小失大，让他人落了口实”，后果他不愿承担。

其三，是对韩本人性格、能力的评价。冯玉祥后来在日记和谈话中，专门总结了韩复榘悲剧结局的原因，大致有三条。

他认为韩“教育太少，根基太浅，知识太低”。出身私塾，自学有限，又长期在军中摸爬滚打，知识结构简单，很难从大局考虑问题。再加上少年困苦经历，使其对权力、地位看得很重，有时甚至有点短视。

第二条，“不听良言，不用好人，群小包围”。意思是说，韩在山东掌权期间，听不进逆耳之言，身边多围了一圈趋炎附势的小人。劝诫的话他不当回事，反倒让那些会献媚的人拿到实权。这一点从韩与南京的频繁摩擦、大量黄埔军官被边缘化也能看出一些端倪。

第三条，“利令智昏，进为死路，退为活路”。这句话多半是回指1929年与1930年前后的关键选择。站在冯的角度，当时如果韩肯坚持西退陕西，至少可与西北军同进退，保住一支基本力量，未必会落到后来这种孤立局面。但韩复榘看中的是眼前的山东地盘和与南京“合作”的机会，选择了“进”，结果反而把自己推向深渊。

在这三重判断之下，冯玉祥对救与不救，显然有了自认“合理”的解释。他可以对自己说，这不是不讲情分，而是认定对方“自作自受”，不宜再为其承担政治风险。

从结果上看，韩复榘被捕后的求援，并没有撼动南京方面既定的处置。1月11日夜间在开封被扣押，24日夜已在武昌遭到秘密处决，前后不过十几天。对外通电中只字不提具体细节，内部会谈中则多以“军令如山”、“战时纪律”为理由。

对于西北军旧部而言，这一事件不仅意味着一位昔日战友的消失，更像是一块界碑：谁选择站哪一边，谁承担什么后果，已经无可回避地摆在眼前。

在那样的年代里，人事恩怨、权力算计、战局变动交织在一起，不少人都走到了无法回头的路口。韩复榘从河中被救起、从咸菜缸里躲过屠杀开始，就注定要在时代的浪涛里东撞西撞。早年得到的那些“好运”，最终也没能帮他挡过人生最后的那一关。